必须让“六四”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 (天安门母亲)

“天安门母亲”声明：
必须让“六四”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

自从1995年以来“天安门母亲”每年都公开致函历届“两会”，提出自己的诉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5年来，“两会”代表及其常设机构对於我们的诉求未曾有过片言只语的回复，更遑论有任何一位代表与我们群体中的任何成员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代表们对於受难同胞的这种态度实令人齿冷心寒。因此，我们在本届人大、政协会议召开之际，特发表如下声明：

在大陆的媒体和互联网上，“六四”至今仍被列为禁区；按照国际通行的言论自由、信息开放的原则，“六四”理应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

中共当局当年把“六四”定性为一场“反革命暴乱”，声称它“平息”了这场“暴乱”。之后，逐渐改变说法，把“六四”说成是一场“政治事件”，再后来又把“六四”说成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春夏之交的一场“风波”。从“暴乱”到“风波”，根据何在？中共至今语焉不详。执政当局可以任意改变说法，却无法改变已经发生了的事实。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岂能用“风波”二字来淡化？但中共历来相信这样的逻辑：一件事情，他想把它说成什么，它就是什么；所有的官方媒体、互联网都跟着这么说，它就必定是什么。凡是谁有不同说法，即为造谣、诽谤，歪曲事实。这是中共奉行的一条潜规则。

在以往的岁月里，我们曾多次呼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我们期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出“六四”真相。2007年5月成都谭作人先生写出了《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这本该受到欢迎的行动，然而，居然被中共法庭指称“该文置客观事实於不顾，大肆歪曲、污蔑、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法对‘六四事件’的处置，煽动境内外民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立、对抗。”什么叫“歪曲、污蔑、诋毁……”？不就是因为该文没有按官方的口径把“六四”事件描绘成一场中共所说的“风波”吗？所谓“置客观事实於不顾”，那好，请法庭把当年的“客观事实”一五一十地摆出来啊！看看究竟是谁说得符合事实。

媒体、互联网把“暴乱”说成了“风波”，日子长了，国内一些不知就里的老百姓也顺从地跟着官方媒体这么说。一人说，奇怪；十人说，习以为常；成千上万人说，谎言就变成了“事实”。难道“客观事实”就是这样被“说成”的吗？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一些80后、90后听人说起“六四”，竟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六四”，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似乎比90年前的“五四”还遥远，它几乎已成了历史尘埃中的碎片。

“89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四”大屠杀，“六四”惨案死难者，以及“六四”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群体……等等，这样一批在中国当代史上具有时代标志的新名词，统统被中共政府划入“禁忌”，不许媒体提及，不许百姓谈论。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兴起，这些新名词遂又成了“违禁”的敏感词，统统从国内网上被过滤掉。这完全是一种反文明的愚蠢行为，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背时之举。

中共当局的各个宣传、信息部门，在偌大的互联网背后布下了大批的“网络评论员”，来对付公众对於官方资讯的质疑和挑战，来扼杀民间的所谓“不良资讯的滋扰”。特别是关於“六四”的资讯，首当其冲。“六四”惨案中的一大批死难者，他们姓甚名谁？怎么遇难的？死在哪里？葬在何处？“天安门母亲”和其他受难亲属历经20年的风霜雨雪，凡是能够找到的，都记录下来写得清清楚楚，而且已公诸於世。然而这一切却在国内的互联网上，都被网监过滤掉了。即使来自海外的搜索引擎“谷歌”，也只能照章办理，不得不在搜索页面下方注明“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说明它是专门根据中国的法律，不是他们自作主张。不仅“六四”死难者的有关信息被过滤掉，连他们的父母、丈夫、妻子，所有这一切信息，也都被过滤掉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些同名同姓者。

不仅如此，这20年来海外报刊、影像、网络发表的有关“六四”的文章、资料，浩如烟海，但是，假如不“翻墙”，几乎都看不到。海外许多地方每年都举行规模不等的纪念“六四”的活动，特别是每年香港维园几万、十几万人的烛光晚会，这些信息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和互联网上毫无踪影，即使偶尔有所透露，也会立即当作众说纷纭的“新闻事件”。结果是，上个世纪89年后的中国，竟变成了没有发生过“六四”的大陆。一切都变得太平无事，大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歌舞升平……

然而，自1989年以来，那些为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伸张正义的良知人士，不是被判刑坐牢、遭受公安监控、剥夺人身自由，就是被当作“人质”驱赶到国外。去年“六四”20周年期间，在京和外地的“天安门母亲”们绝大部分受到监控，连临时居住在京郊农村的难属都由县里派人监视。事实上，当局对“六四”难属的这种监视、控制，从来没有停止过。凡“六四”周年、“两代会”期间，或者一些敏感时段，都有便衣警察在一些“天安门母亲”的家门口值班，阻止与境外人员接触。针对此项行为，我们曾多次公开抗议并要求：“撤销对“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允许死难亲属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但时至今日，当局对我们的监控措施依然如故。

江棋生先生在去年“六四”前夕发表了《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报告较为全面地披露了“六四”惨案中的死难者、伤残者、羁押犯以及当时被枪毙的“暴徒”等部分人员的情况。这个报告同样是揭露“六四”真相，但报告还没有脱稿，北京公安就两次抄了他的家，抄走了电脑等资料，甚至威胁要羁押他。中共当局对於此类信息竟如此阻遏拦截，莫予毒也！

我们认为，今日中国，正处於一个往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是大踏步向前推进还是大步后退？这里，首先要决定的是：要么按照国际惯例，遵循《世界人权宣言》以及相关的两个人权公约，毫不犹疑地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要么维护既得利益，抱残守缺，一如既往地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是要开放媒体、网络，开放信息。这对於广大民众来说，就是要让“六四”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这不仅关系到公民理应享有的表达权和知情权，而且还关系到广开言路，让公民对“六四”做出重新审视，以求“六四”事件早日得到公开、公正、合理的解决。

签名者：

2010.3.4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