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重庆分所受严文汉亲属张梅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参加本案诉讼活动。通过法庭调查质证，结合相关法律规定，辩护人认为：严文汉无罪。以下是本辩护人综合本案其他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作出的辩护词，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
一、严文汉、黄晓敏的行为与鲍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的是否存在法律上关联性的问题
本案的事实非常清楚：2009年2月23日，因鲍俊生、刘继伟、曾理、杨久荣、曾荣康、徐崇丽等数十人在成都中院门前实施头戴冤帽、手拴铁链、打横幅喊冤、抨击司法不公的草根行为艺术行为，被严文汉、黄晓敏观察并拍摄下来，事后幸清贤根据现场目击者陆大春的口述和现场图片资料整理成文字，分别发布到境外网站上，引起国内外的严重关注。
我作为严文汉的辩护人认为黄晓敏、严文汉、幸清贤、陆大春的行为与鲍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不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但公诉方坚持认为存在关联性，坚持要将无辜的人捆绑在一起检控，因此，我有必要为全案被告人做无罪辩护。
很明显，被告人严文汉、黄晓敏、幸清贤、陆大春拍照摄像、写文章通过网络传播事件真相的行为是属於行使《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权範畴，而鲍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的行为属於行使《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游行示威权範畴。本案作为一起因公民自由表达而引发的普通刑事案件，由於涉及《宪法》第三十五条公民权利的行使和法律保障问题，受到法庭内外社会群体的严重关注，可见公众对游行示威、言论自由表达渴求法律保障的高度关注。
辩护人认为：法庭应首先审查鲍俊生等“链子门事件”中的前6名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其次，再审查黄晓敏、严文汉等后4名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与前6名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
（一）鲍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问题
1、鲍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都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他们的行为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司法不公的愤怒，期望引起社会和高层的关注，最终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主观上无扰乱社会秩序的故意。
第一被告人鲍俊生反覆向法庭强调：自己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长期申诉无门，期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引起社会关注。
第二被告人刘继伟反覆向法庭强调：自己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长期申诉无门，期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引起社会关注。数十米铁链是自己的妹妹购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访民走失和出现混乱。
第三被告人曾理（高级知识分子，曾经担任人民陪审员）反覆向法庭强调：冤帽是他购买的，也是他提出要戴冤帽，其目的是为了区分正常访民和非正常访民，防止坏人混入捣乱。他同时强调：自己是知法懂法的，在2月23日以前依法向公安部门提出过游行示威的申请，但是公安部门不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答覆，因此，他认为公安部门通过默许的方式同意游行示威。
第四被告人杨久荣反覆向法庭强调：自己也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期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引起社会关注。自己在成都中院门口的垃圾箱上捡了一顶冤帽戴上，随后就被指控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积极参加者，冤枉！
第五被告人曾荣康反覆向法庭强调：自己也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期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引起社会关注。在2月22日到成都市茶青茶社仅仅坐了10分钟左右，就被定性为策划者，冤枉！
第六被告人徐崇丽反覆向法庭强调：自己也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期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引起社会关注。自己仅仅给严文汉打了一个电话，告知2月23日即将发生的维权，期望严文汉（被非法拆迁侵权者，对拆迁法律知识有相当程度的研究）能用他的法律知识帮助上访人员，严文汉认为这样做是没有名堂的事情，仅仅表示有时间会去看一下。
上述被告人的当庭陈述充分证明他们主观上没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故意。
2、鲍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的行为并未扰乱社会秩序
公诉人提交法庭经过质证的部分证据（该部分证据为严文汉、黄晓敏拍摄的照片和录像资料）充分证明，2月23日成都中院门前和周边的秩序井然，社会秩序并没有因为鲍俊生等数十名访民的行为而导致混乱。公诉方始终不愿意将另一部分由警察拍摄的现场资料当庭交由被告人和辩护人质证，只是对这部分不公开质证的控诉证据进行说明，这是不符合刑事证据审查规则的检控行为。因此辩护人有理由相信，警察拍摄到的现场情况也是秩序井然。因此，社会秩序被鲍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聚众扰乱的事实是捏造的。同时，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提交法庭的检控材料中存在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对这些可能对被告人极其有利的证明材料应当按照证据审查规则进行全面质证。遗憾的是未能得到法庭的支持，警察拍摄的证据材料是一个谜，只有检察官和法官才知道。庭前这些视听资料没有任何辩护人看到过，法官承诺的当庭全部播放，也变成了有选择性的部分播放。尽管如此，严文汉、黄晓敏拍摄的照片和视听资料已经足以证明：鲍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并未扰乱社会秩序之事实。尽管社会秩序没有被扰乱，但是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刑法》第二百九十条并没有规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属於犯罪行为。你可以咬牙切齿，深恶痛绝，但罪行法定，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不可更改。
3、不具备符合法律规定的严重损失后果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判定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标准就是——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存在法律规定的严重损失后果，公诉方提供的证明鲍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扰乱社会秩序所造成严重损失的主要证据是：存在利害关系的成都中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三友百货公司的情况说明、消防部门的多份情况说明。
辩护人认为：
第一、这些情况说明不属於法律规定的证据种类，既不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当是自然人，成都中院等非自然人不具有刑事诉讼证人资格），也不是书证（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所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真实的证据。），公诉机关不应当将非法定证据种类的解说资料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质证，而应自觉将其排除在检控证据之外。
第二、这些情况说明没有财务凭据等书证材料支撑，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是在针对什么具体的事物进行解释，根本不能证明损失的真实情况。
第三、这些单位自己说自己存在损失，缺乏公正性和客观性，即使存在损失，也应当由中立的第三方进行评估。公诉方没有提供委托了第三方评估的证据。
第四、这些关於损失的情况说明是在事发数月以后，在补充侦查过程中，才想到缺乏严重损失后果的证据材料，但有无法提供直接损失的证据，只有自己写一个自己有多少损失的情况说明——这和捏造事实没有什么区别？
第五、刑事法律对於损失的界定仅指直接损失，不包含间接损失。
第六、公诉方认为被告人的行为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有法定的义务对被告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予以追诉，否则就是失职。而且追诉的结果也就足以直接证明被告人造成严重损失的事实，至今，辩护人没有看到公诉人依法对被告人就所造成损失提起任何的追诉。
通过公诉机关在法庭中展示的证据，证明鲍俊生等人在中院门口并无阻塞交通，无冲击国家机关、无损坏公私财产、无围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是在和平的喊冤，我将这些行为统称为草根的行为艺术表达。公民锁铁链、戴冤帽、喊冤、拍照、发照片的行为并不一定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扰乱社会秩序要有严重的后果，公诉方举示证明扰乱社会秩序后果严重的证据，其中关於照片和视频已经反证了社会秩序井然的事实。
人民法院的职责就是通过公正的司法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定纷止争。成都中院是否存在枉法裁判，在相关部门调查结果公开前，我无法评价。但是，成都中院居然将处理此类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件，作为被告人给法院造成的损失来计算，本辩护人是第一次听说。我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工作中不时遇到，有些法院因为上级领导视察，聚众陪同领导视察，进而停下审判工作，这又算不算给人民法院造成损失呢？领导视察造成法院工作秩序的紊乱，造成的聚众，算不算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呢？同样是停止审判工作，聚众陪同领导视察不是损失，而聚众解决群众上访问题是损失，这种因人因事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结果的逻辑是荒谬的！辩护人请求法院不予采纳。
辩护人还注意到：至今公诉人没有提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公民用铁链锁住自己，禁止公民戴冤帽、禁止公民和平喊冤的相关条款。
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没有证据证明鲍俊生等人的行为存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发生。而公诉方的证据足以证明鲍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的上述行为没有扰乱社会秩序，只是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综上，鲍俊生等6名被告人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故意，无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损失的事实，因此，鲍俊生等6名被告人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二）严文汉、黄晓敏、幸清贤、陆大春与鲍俊生等6名被告的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问题
通过庭审质证明确了一个事实：严文汉与鲍俊生、刘继伟、曾理、杨久荣、曾荣康、幸清贤、陆大春等维权群体相互不认识。徐崇丽证明严文汉在2月22日获知2月23日将发生的事件，明确表示不支持，只表示有时间会来看一看。公诉方至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鲍俊生等与严文汉存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合意。公诉方提供的所有证据证明：2月17日严文汉没有到过成都市百果林金罗园茶园，2月22日严文汉没有到过成都市茶青茶社，2月23日严文汉没有在成都中院门口戴冤帽、锁铁链、呼口号，没有到三友百货楼上打横幅。2月23日严文汉到成都中院是一个偶然的、独立自主的选择之结果。2月23日上午严文汉在成都中院门前做了什么？他到成都中院门口和三友百货楼上用相机进行了实况拍摄，记录事件真实情况。正是严文汉、黄晓敏的真实记录，才为鲍俊生等6名被告人没有扰乱社会秩序的辩解提供了铁证。但这并不是鲍俊生等维权群体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公诉方将严文汉等后4被告人作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毫无证据，而且在法律逻辑上也是极其低级的荒谬——因为严文汉、黄晓敏拍照录像，幸清贤写文章，所以导致成都中院审判委员会无法正常工作、三友百货顾客减少、消防部门随时备战。
辩护人认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一个故意犯罪。严文汉、黄晓敏、幸清贤、陆大春等被告人客观记录历史的行为，并未与鲍俊生等6名被告人进行事前的合意，属於公民独立的依法行使权利的行为，不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联系。公诉人在无证据证明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情况下，口无遮拦指责鲍俊生等前6被告人与黄晓敏等后4被告人“心照不宣”，本辩护人借用黄晓敏的反驳：公诉人已经不重证据，重“诛心”，已经背离了现代法制审判之精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综上，辩护人最终的结论是：鲍俊生等前6名被告人的行为与黄晓敏、严文汉、幸清贤、陆大春公民独立观察行为无法律上的关联，公诉机关对严文汉、黄晓敏、幸清贤、陆大春的起诉属於枉法追诉。
二、关於严文汉、黄晓敏等被告人作出的公民独立观察行为是否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问题
第七被告人黄晓敏反覆向法庭强调：自己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对成都链子门事件进行的关注是在行使公民的正当权利，自己是在按照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监督政府，期望法庭与中央保持一致，与温家宝总理保持一致，保障公民监督政府的权利。
第八被告人严文汉反覆向法庭强调：自己也是一个非法拆迁的受害者，自己只是在记录和见证真实的历史，自己传照片给黄晓敏不是在2月23日当天，而是在2月24日，成都国保找了黄晓敏后，选了几张照片发给黄晓敏，而且这些照片并没有作为报导的附图。第六被告人徐崇丽的法庭陈述也已经证明：严文汉是一个公民观察者。第八被告人黄晓敏也证明严文汉是在2月24日国保部门找其谈话后，向其传递照片。
第九被告人幸清贤反覆向法庭强调：在成都链子门事件发生后，成都各大媒体集体失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有责任告诉大家真相，有责任监督政府。自己只是真实的记录陆大春的口述。
第十被告人陆大春反覆向法庭强调：自己也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当天路过成都中院（法律应当不禁止公民路过法院），见到链子门事件发生，然后向幸清贤口述了自己见到的情况。
公诉方指控“徐崇丽在明知被告人严文汉身份的情况下，於2009年2月17日……邀约了严文汉。”但庭审质证结果是：公诉方提供证据证明严文汉除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外，别无身份。这一指控是极其不严肃和带有侮辱性的。
公诉方指控严文汉“当日17时许，……通过网络将其部分所拍照片传给了黄晓敏……”，支持这一指控的证据是网络截屏，但是，随后在公诉人展示的视频过程中发现，该截屏过程存在严重的取证违法问题：公安拍摄的视频中，没有法律规定的两个侦查人员，甚至一个人都没有，只看到严文汉。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网络发送不一定会到达。该截屏只有发送的情况，而没有接受成功的情况，因此无法证明公诉方坚持严文汉是在2月23日下午17时给黄晓敏发照片成功的事实。照片的接收者黄晓敏当庭陈述明确自己是在2月24日成都国保找谈话后，收到让严文汉传的照片。
庭审中，公诉方将“维权网”“博讯网”“六四天网”等境外媒体界定为与境外敌对势力有联系的网站。姑且不提“境外敌对势力”属於非法律概念，辩护人认为这里有一个暗示：黄晓敏、严文汉、幸清贤等登陆了这些与境外敌对势力有联系的网站，等於间接的与境外敌对势力联系，应视为敌我矛盾，陆大春的辩护人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了这一点。这不禁提醒辩护人回忆起，几十年前确定反革命罪时常用的一个词语——“偷听敌台”。但是，公诉方并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这些网站与境外敌对势力有联系，并且也没有提供相关部门向公民告知，这些网站是我国法律禁止登陆的网站，公民没有义务和能力知道这些网站是有关部门禁止登陆的与境外敌对势力有联系的网站。网络是没有国界的，公诉人也没有举示对境内境外网站登陆需要区分的法律依据。
辩护人认为：严文汉、黄晓敏、幸清贤等在成都中院门前没有戴冤帽、锁链子、呼口号、打横幅等行为，他们是在真实的记录拍摄现场情况，他们是在对发生在成都中院门前的事件做公民独立观察和记录，他们在依法行使公民监督权，辩护人请求公诉人提供相关法律条文证明严文汉等人拍照片犯罪！通过网络发照片犯罪！真实的记录历史事件犯罪！记录目击证人的口述犯罪！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线索犯罪！公诉方至今拒绝明确黄晓敏、严文汉等后4被告人的公民观察行为罪犯何条？与之相反，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
如果法庭将我国公民通过拍照的方式记录所看到的客观真实事件的行为，认定为与所记录的事件有法律关联，并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的违法犯罪行为，那么，我国的记者都将沦为罪犯，我国将不再需要记者，公民将失去了解真相的权利。如果法庭认定公民通过网络传递真实的信息有罪，我国将不再需要通过互联网与世界沟通和联系，我们将丧失掌握科学发展的权利。如果法庭将公民通过网络传递自己所记录的客观真实事件的行为，认定为与所记录的事件有法律关联，并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的违法犯罪行为，那么，我国的网民都将沦为罪犯，而且罪恶滔天，我们将失去言论自由的权利。因此，将严文汉记录真实和传播真实的行为检控为犯罪，其实质是在剥夺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机会成为下一个被审判者，这是非常可怕的审判结果，那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字狱”，那是在开历史倒车。我们是否会回到“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万马齐喑”的境地，辩护人不敢想像。
辩护人还认为：公诉方没有证据证明成都中院审判委员会工作停止、三友百货的经营收入减少、消防部门的损失与严文汉、黄晓敏等人拍照、上网、写文章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缺乏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关於造成重大损失的证据。
综上，辩护人认为：严文汉、黄晓敏等被告人作出的公民独立观察行为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
三、关於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检控标准问题
前面辩护人已经论述了严文汉、黄晓敏、幸清贤、陆大春的行为与鲍俊生等被告人的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问题，与成都中院等单位未经依法认定的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辩护人又从犯罪的基本特徵来衡量严文汉等公民独立观察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任何犯罪的基本特徵是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应受惩罚性。那么我们看严文汉等拍照、上网传照片、记录目击证人的口述、通过互联网发表描述链子门事件实况的文章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公诉方直到法庭辩论结束都没有指出前述行为违反了我国刑事法律的具体条款。罪刑法定原则不可移，既然法律没有规定严文汉等人的行为属於犯罪，那么就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公诉方也举示不出严文汉等拍照、上网传照片、记录目击证人的口述、通过互联网发表描述链子门事件实况的文章是如何危害社会的事实证据，相反，被告人严文汉等人指出政府一再倡导公民监督政府，法律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他们正是遵循温家宝总理的教诲，依法实施公民监督，而最终身陷囹圄——冤！
因此，辩护人不得不质疑公诉方关於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检控标准。
众所周知，聚众不一定扰乱社会秩序，60周年国庆阅兵就是聚众，就根本没有扰乱社会秩序。如果按照公诉机关将鲍俊生他们的行为认定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的标准，辩护人想到内地举办演唱会的刘德华先生有可能会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抓起来判刑的。刘德华有众多的粉丝，他的到来，必然会引起交通拥堵，还会有粉丝拿着自制的标语或牌子，喊口号，拉横幅欢迎刘德华，同时需要大量的警力维持社会秩序，还需要救护车防止有人晕倒或者被挤踩等，一些机关的正常工作受到影响，一些商场的销售受到影响，按照公诉方的逻辑——这都是重大的经济损失，社会秩序被严重扰乱。
辩护人注意到今天审理本案，法院调动了大量的法警、审判人员维持秩序，估计其他审判工作也停止下来，辩护人还注意到法庭附近实施了交通管制，这是否也是那些聚集在法庭外想进来旁听的公民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他们是否也构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呢？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这种检控标准下，大家都有可能成为被告人。辩护人认为：对於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检控标准应当回到用犯罪的基本特徵上来进行衡量，才有可能更准确的定性，不至於定罪的随意化，使该罪名沦为打击报复的工具。
有案子的公民选择到审判机关外喊冤，法律不禁止。但并不能因此反推出没有案子的公民禁止到法院门口去的结论。否则，今天旁听的公民没有案子，为什么可以来到法院旁听审判？按照公诉方公民只有有案子到中院门前聚集才是有正当理由，没有案子的公民聚集在中院门口，就会受到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的检控。这个检控标准也是非常蛮横和可怕的，因为受法律保护的还有企事业单位，只要在这些企事业单位门前聚集，都会受到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检控。那样我们只能划定一些无人区，来保障这些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
法律没有禁止公民戴冤帽区别有案子和无案子的人，锁铁链防止走失等行为，法律也没有禁止公民在大街上拍照，在家里上网给认识的人发照片，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给境外的媒体或者国内媒体提供新闻素材，法律也没有禁止公民不能自由的写作投稿。因此，和平喊冤无罪！锁链子无罪！戴冤帽无罪！拍照无罪！上网无罪！发照片无罪！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无罪！自由撰稿无罪！
四、公权力机关存在选择性钓鱼执法的恶意
辩护人注意到：公诉方提供的45名证人都是成都中院门前拴链子、戴冤帽、喊口号的访民，这些积极的参加者没有依法受到检控，竟然都成了控方的证人。这是选择性的检控。
辩护人还注意到：通过严文汉、黄晓敏等拍摄的现场录像和照片看，成都中院门前秩序井然，这些访民并没有阻碍交通，而是在法院门口和平表达对司法不公的愤怒，法院的进出口并没有被堵塞，访民也没有冲击法院和其他企事业单位。
当时人民的警察在干什么呢？忙着拍摄取证。
从公诉方的指控看，这次事件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是很严重的，但是，从时间上看，警察处置是不果断的。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警察，在接到有关部门的信息后，本应当机立断作出处置，维持秩序。但是，自2009年2月23日上午9点至晚上9点，警察主要是在忙着拍摄现场，固定证据，为今天的审理做好一切准备。这是一种钓鱼执法，警察就是在等待严重后果出现（期望人群大量聚集，期望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的发生，造成时间长、範围广、后果严重、影响恶劣），警察有充足的时间来拍摄，却没有依法去积极履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然后再根据摄像逐一进行抓捕和审判。期望违法行为的发生，直至达到刑事处罚的程度，才开始执法，把怠於履行维持公共秩序法定职责的严重过失，转化为自己的工作成绩，将被告人作为替罪羊，这是令人愤慨的钓鱼执法行为！所幸曾理等被告人非常理性，采取戴冤帽的方式区分访民和非访民，采取锁铁链的方式，限制访民的人身自由度，防止出现现场混乱，所以，他们是在和平表达，社会秩序井然。
五、其他检控方面的重大瑕疵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本应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起诉书中存在以下严重瑕疵，有损国家公诉机关的荣誉。
1、《起诉书》对黄晓敏、严文汉的身份核实出现重大失误，检控一个没有查明身份的被告人是一个重大的检控事故。
2、《起诉书》将经营灯具生意的幸清贤说成是无业游民，是在随意编造事实。
3、《起诉书》很草率的检控严文汉除公民身份以外的其他身份，而有无法提供证据证实具体的身份，法律文书表达极其不严肃。
综上，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严文汉无罪的证据确实充分，请求判决宣布严文汉无罪，当庭予以释放。
此致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郑建伟
2010-4-10
特别声明
上述辩护意见有些是庭审发言的整理，有些是论述展开之需要，请勿用庭审同步摄像之记录逐字比对，我真的很怕一不小心被犯罪。
执业律师：郑建伟
执业机构：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重庆分所
联系电话：13101351043
办公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杨路85号沙坪坝区图书馆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