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 a conference held by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hinese Professional Club, and Seton Hall University commemo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Great Famine and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economic reforms on October 17, 2008, several of the scholars spoke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June Fourth crackdown on China's development.
2008年10月17日至19日，21世纪基金会、中华学人联谊会和美国西东大学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纪念大饥荒50周年和反思改革开放30周年。与会发言者都是全球华人知识分子或者社会活动家中的佼佼者。研讨会上，多位学者讨论了“六四”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在题为“屠杀与奇迹”中认为，“六四”屠杀解除了中共最后的意识形态和形象顾虑，放手采取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疯狂劫掠广大民众，这样有了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了人民的痛苦。胡平特别强调，“六四”后的改革使得中共成为人类政治史上最无耻的党；别的党只能进行一次革命，即以人民的名义把私产变为共产，中共却先以人民的名义把私产变为共产，再在“六四”以后以改革名义把公产揣进自己的腰包。
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哈佛大学东亚史博士王丹认为，“六四”后的改革不是真正完整的改革，而是片面的改革；不是进步的改革，而是局部倒退的改革。不过，他也认为，“六四”后中国民间社会的发育，为最后的全面改革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政治动力。
大陆旅美宪政专家、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王天成质疑“六四”后弥漫大陆知识界的渐进民主的迷思。他通过对英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更完整和全面的介绍指出，英国的宪政之路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渐进改良”，而是“革命、改革、再革命、再改革，直至革命不需要了，深化改革”。他认为对中国民主转型更有意义的参照系不是英国道路，而是发生在70年代至9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这些国家的转型其实正是国内许多学者反对的所谓“激进改革”。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在发言中，同意王天成的分析。他进一步指出，“六四”以来的政治保守心态使得中国精英有某种改良的浪漫心态，以为政治改革可以通过奏折加感化高层，就可以和平实现；然而，在人类政治史上，从来就没有没有政治风潮的政治改革；那些宏观因素（经济、文化和社会阶层）决定论貌似科学，其实是没有对转型做过研究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