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中國農曆的六月十九，據老人們說，這是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得道日，一個大日子。可接踵而至的卻是1959到1962年的可怕饑荒，全國餓死幾千萬人。已去世的父親曾回憶說，我1歲多就渾身浮腫，小雞雞透亮，連哭的力氣都沒有。多虧成都牛市口一個老中醫，才起死回生，撿了一條小命。父親還說，老中醫的辦法是先消腫，後補充營養。於是在幾個月內的每天早晚，我被架在一口熬著各類草藥的沸騰的鐵鍋上燻蒸，將體內的黃水一滴滴逼出來。

就這樣，飢餓成為我的第一個老師，追隨我渡過整個童年，這雖然極大地影響我的發育，令我反應遲鈍，5歲左右還舉步維艱，卻磨礪了我的胃口，並最終確定了我的寫作路數。乃至多年以後，類似刻痕在我的獄中回憶錄《證詞》裡還俯首皆是：哪怕天垮了也得填飽肚子。我害不起病，在這個豬圈國家裡必須要有一副什麼都能消化的鐵胃。見證人的胃，有時不是通過思想，而是通過牙齒、血、骨頭去舐舔和咀嚼周圍的人味，過時記憶發酵的餿味。

我剛上小學時爆發了文革，父親因講授中學課文《松樹的風格》有名，而成為反動學術權威；接著家庭解體，滿腔悲憤的母親帶著我和妹妹從川北小城鹽亭擅自遷往成都，寄居曾是舊官僚太太的二姨媽家。再接著是無數次搬家，無數次盤查，記得9歲那年，母親還在深夜被當作逃亡地主帶往當地派出所關押審訊。自此，“黑人黑戶”這個中國特有的名詞烙入我的心靈，成為我的第二個老師。乃至多年以後，我還在這個“老師”的嚴厲管教之下。為了洗刷與生俱來的恥辱，也為了清理各種階段各種情緒糾結在一塊的“師生關係”，我自甘沉淪於更深的恥辱，觸摸了更多更廣的“黑人黑戶”，知識界將他們或我們定義為“沉默的大多數”。

我寫出了《中國底層訪談錄》，毀譽參半，也因此觸痛了中國官方和一些非官方的新聞界正派業內人士的神經。他們想不到考量一下作者黑人黑戶的特別背景，儘管我已在《底層問答》一文裡招供：《底層》是私下的，傷痕纍纍的，卻又是自嘲自虐的。從某種意義上，《底層》是一本“無恥之書”，在血腥和無盡的苦難及羞辱之下，我們仗著無恥才活下來。才有了蟑螂一般健康而忙碌的日常生活。所以，無恥才是解讀《底層》最恰當的鑰匙……它只會讓我們蒙羞，讓我們的後代為我們蒙羞。

我的第三個老師是居無定所。由於文革的衝擊，家庭成員天各一方，我曾在成都和鹽亭之間持續流浪。爬車、混飯、當童工、偽造出行證明及公章、在山道上長途奔走、寄居於極端貧困的農村親戚的茅屋，還好沒有淪為乞丐和小偷。因光陰虛渡，知識基礎差，我在文革結束後的四次高考中，均落榜。第五次得到官方作協推薦，免試入武漢大學作家班，卻因早年養成的遊蕩惡習，屢屢違規，竟遭開除——這不間斷的“超常教育”的刺激，造就了我野狗般的詩人天性，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青春歲月中，我跑遍大江南北，像西方的現代派文學前輩那樣，寫詩、朗誦、打架、辦民刊、也亂交女人。這種種混淆的印戳辟哩啪啦蓋在後來的文字和生活裡。乃至我在長詩《死城》裡狂叫：我是一座空城沉陷於另一座空城。世界寬敞。我是夜夜爆發慘笑的房間。

跟著我在1989年的屠殺之夜同步創作了《屠殺》，由於在詩歌裡再次狂叫：漢人沒有家了！家是一個溫柔的願望！讓我們死在願望裡！以此反抗第三個老師強加給我的靈肉的絕對“居無定所”，第四個老師——監獄——就適時亮出它的鐵血面目。我的被捕現場叫“牛角沱”，國家在牛角兩端事先埋伏了一二十名勇猛如公牛的警察，整個過程可以拍成一部圍殲超級殺人犯的短片。如此隆重的招生工作實在出乎我的意外。跟著是搜身，還沒回過神呢，我這個滿懷文學野心的壞學生就叫按翻在收審所的樓道，剮光衣褲。讀者以為會兌現一頓私塾內常見的懲戒板子吧？不，是筷子掏屁眼，偵查那深處是否隱瞞異物。

緊接著的敘述是一本叫《證詞》的幾十萬字的回憶錄。為了持續感恩我的第四個老師將我從詩人壓縮成證人，過去、現在和未來我都會牢記自己的“新生”。愛國愛得牙齒打顫的詩人艾青曾當眾抒情道：為什麼我眼裡常含淚水？是因為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是的，當我蜷縮在收審所的大馬桶下捉拿蝨子；當我在看守所被反銬23天，兩次自殺未遂，還遭到大夥的嘲笑；當我在勞改監獄面對被活埋在歷史斷層下的幾代反革命分子；當我反剪雙手，以詩歌的罪名被秘密審判，連辯護程序也形同虛設……我的確“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不，我簡直變成自虐或他虐狂，對這土地愛得暈頭轉向。我在獄中詩集《犯人的祖國》裡寫道：祖國啊，你這嫁不出去的東西／我要把你送入班房／讓你也嘗嘗反銬的滋味／祖國啊,當你的臉腫得／什麼也不是的時候／你願意讓人民／以嫖客的方式愛你麼?

游筆至此我突然感覺慚愧，我差一點如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描述一個坐牢多年的西藏僧人所說，最大的危險就是仇恨，就是對你的敵人失去了慈悲心。那麼好吧，讓我調整情緒，正面說一下第四個老師對我的教育。在監獄裡我胡亂讀了一些書，包括《東周列國志》《一九八四》《玫瑰之名》和《周易》。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中講述了一個古代哲學家的故事，當典獄官親臨囚籠宣佈，他已被判處死刑，將於50天後執行時，他心裡就開始盤算怎樣有效利用有限的生命。結果他用48天寫出了不朽名著《哲學的慰藉》——這一段我反覆咀嚼了兩三天，其時為1992年冬，我剛從位於重慶市郊的四川省第二監獄轉押到位於大竹縣郊的四川省第三監獄，正準備動手寫作5卷本作品《活下去》。在內心持久的震盪中，我將這個故事和在地窖裡演算《周易》的周文王的故事作了比較，最終才選擇這樣的開頭：現在他體內的牢獄坍塌了，高牆已不是障礙，自由就是他自己；現在他能夠隨意抵達腳力不能抵達的任何地方，時空的某個循環點上，他與過去重合；現在他正駐腳河南羑裡，觀察周文王在華夏第一座國家級監獄裡推演伏羲八卦……

感恩監獄，讓我領悟了自由的真正含義，並寫出《活下去》之《漢人》《黑道》之初稿；感恩監獄，讓我學會吹奏洞簫，並嘗試召喚亙古之魂，對困境中的自己進行“哲學的慰藉”；感恩監獄，讓我與那麼多的死刑犯、反革命、人販子、農民皇帝、江洋大盜、江湖騙子朝夕相處，正如右派詩人流沙河所說，這是一種特殊的福分，我的青春期寫作方向被徹底轉折。

我的最後一位老師仍是監獄，雖然我已出獄多年，但還被困在無形的大監獄中。我做夢都在逃跑，醒來時腿肚子抽筋；我做夢都在大叫“不要做中國人”，可不得不睡在中國的這張床上；我熱衷於替別人出謀劃策，設計越境方案，自己卻習慣坐在這兒，過“思想犯罪”的癮。由於想法野、腳野、不得不與警察打交道等因素，我已離婚兩次，九次申請出國護照被拒絕。祖國果真這樣愛我，擔心我這類野狗一去不回？還是當年逮過我的專案組成員搖身變成出入境管理科長，對昔日囚徒一往情深？不太懂。我只有寫，除了寫還是寫。因為寫之外的活法空虛、無聊、漂浮、失憶，近乎慢性自殺；而寫，卻是苦難，沒完沒了的災難和苦難。

一晃又好幾年，《冤案錄》一本接一本，完成或正在完成。我一再對自己說，沒用的！不要干了！誰不想過健康、美好的正常日子？誰不想有個家？連他媽的野狗都想有個窩。可這是命，是來自上天的無形的將自己往前推的力量，掙不脫的。

而眼下，當我準備接受這份來自非官方的文學殊榮時，伴隨我成長的朋友和敵人都如冬日的陽光，籠罩在我的肩頭。第一位老師飢餓，感激您，儘管我如今不缺吃，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亂世的擔憂已根深蒂固，自由的飢焰遠比生理的飢焰燃得旺盛；第二位老師黑人黑戶，感激您，因為我已做了20餘年人戶分離的黑人黑戶，在自己家裡被盤查《暫住證》多次。這種無可奈何的屈辱感一再轉化成寫作的養料，讓我從地位和情感上把自己等同於底層民眾；第三位老師居無定所，感激您，一轉眼，又幾年沒在固定的房頂下好好呆了，衣褲個把月沒換，特別是襪子，脫鞋就有味，這把歲數還和年輕的流浪漢混，沒指望了。但這也是生活，比我翻山越嶺去追訪的老地主強多了，他們一輩子沒走出山窩窩，不照樣任人宰割、豬狗不如嗎？第四個老師監獄，感激您，經過大半生的改造，我已遵照改造機關的要求，脫胎換骨，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新人了。為了報答您，十幾年間，我以異於常人的充沛精力，接觸、採訪了三百餘遭體制戕害的失敗者，記錄、寫作了幾百萬字，並因此獲得2007年的自由寫作獎。

我不禁淚流滿面。我覺得滿足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