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母親”群體首次採用座談會形式紀念“六四”。座談會於5月24和26兩日舉行，由丁子霖教授主持，共有20多位難屬參加。《紀要》全文長達1萬3千字，詳細記錄了“天安門母親”群體的感受和立場，尤其是對香港民建聯主席馬力否認“六四屠殺”的憤慨之情。
除了前言與尾聲，全文分五節。在第一節“否認‘六四’屠城，天理難容”中，丁子霖、張先玲、馬雪芹、杜東旭等難屬用一樁樁親眼目睹的血的事實，嚴詞駁斥了馬力“不是刻意殺人”的謬論。他們分別講述了自己上中學的兒子如何中彈倒地解放軍軍官還不准搶救、19歲的女兒如何被軍人追到胡同裡開槍射殺、老伴如何沒倒在朝鮮戰場上卻死在了自己軍隊的槍口下的慘況。
在第二節“共產黨把我們當敵人”中，難屬們描述了公安警察多年來對他們的監控與騷擾，譬如周淑庄雖已半癱瘓，靠輪椅行動，但警察還是不放過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對她嚴密監控，不許出門。《紀要》 說：“中共當權者至今不肯放棄傳統的階級斗爭觀念。在他們眼裡，‘天安門母親’群體正是一個與其政權敵對的群體。他們不敢公開取締，就實行嚴密的監控，剝奪其行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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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和諧社會無法建立在過去非正義的基礎上。
在第三節“該做什麼，還做什麼”中，天安門母親群體重申十余年來堅持的三項要求：公布真相、道歉賠償和司法追究。關於賠償，難屬在發言時稱可以接受政府給的一些生活補助，但不能接受任何附加的政治條件，譬如閉嘴、不再追究等。
在第四節“激進與漸進”與第五節“痛苦的抉擇”中，“天安門母親”群體主張和平、理性地爭取自己的權利，漸進解決“六四”問題。針對當局採取拖延和緘默的策略，難屬們在表達了內心的痛苦與矛盾的同時，達成共識：堅持理性、和平的漸進方式。丁子霖說，“文革樣板戲中有句唱詞：‘仇恨入心要發芽’；對於我們來說，同樣是‘仇恨入心’，同樣要‘發芽’，但是這個‘芽’長出來的不是偏狹的報復心，而是尋求公平、正義的平常心。”
中國人權堅決支持“天安門母親”群體提出的理性、和平、漸進地解決“六四”問題的訴求，呼吁國際社會繼續高度關注他們的艱難處境。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譚競嫦說：“真正的和諧社會無法建立在過去非正義的基礎上”。隨著2008奧運的來臨，中國人權呼吁中國政府認真對待作為其公民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提出的公布真相、道歉賠償和司法追究的要求，採取具有建設性的措施，以最終解決“六四”問題。
附： 天安門母親：“六四”十八周年座談紀要
“六四”十八周年前夕，在京的20多位天安門母親和受難親屬聚集在一起，就大家關心的話題，交流看法，傾吐衷腸。參加這次座談的有：丁子霖、張先玲、徐玨、尹敏、張振霞、尤維潔、黃金平、吳立虹、張艷秋、付媛媛、寧樹平、軋偉林、袁淑敏、馬雪芹、高婕、蔣培坤、趙廷杰、杜東旭、錢普泰、周國林等。另有幾位難友因病缺席。由於出席人數較多，座談分兩批、兩次進行。
這次座談由丁子霖、張先玲兩位主持。座談開始，丁子霖簡單地說明了這次座談的緣起。她說：十多年來，我們“六四”難屬每到春節都有一次聚餐會。我們相約，在餐會上不談令人傷心的事情，讓大家與所有北京市民一樣，高高興興過一個年。因此，參加餐會的難友也就沒有機會把平時壓在心裡的話痛痛快快地說出來。為了彌補這個缺憾，今年年初大家商定，在適當的時候再把難友們聚在一起，說是聊天也好，座談也好，總之是讓大家說說自己的心裡話。今天的座談，就是根據年初的決定安排的。現在臨近“六四”，大家聚在一起，也是對我們死去的親人、對亡靈們的一種追思和緬懷。
丁還表示，以往每到周年，我們都會以公開信的方式發出自己的聲音，今年改變一下方式，讓大家都說說，沒有題目，暢所欲言。會后我們把大家的發言做一些整理，公諸於眾，這同樣是發出我們的聲音。前些時候，有人指責天安門母親不夠勇敢，隻知道每年給中共領導人寫寫公開信，並說這是跪求共產黨。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不必在意。我們該做什麼，還做什麼，不必去聽別人的指揮。 丁向出席座談的難友通報了近來海內外發生的一些與我們難屬群體有關的事情。
她重點談到了前不久香港民建聯主席馬力向媒體發表言論，否認“六四”屠城這件事。她說，馬力的那個發言激起了香港地區及海內外各界人士的廣泛批評和譴責。為此，經商議，我們已經以天安門母親群體127位受難者和受難親屬的名義發出嚴正抗議。由於此事很急，來不及在難屬群體中廣泛征求意見，今天把這個抗議書的文本發給大家。有關馬力事件的詳情，大家可參閱今天印發給大家的有關附件。
另外，丁子霖還表示，“六四”大屠殺已經快十八年了。在以往的歲月裡，天安門母親群體經歷了各種艱辛和磨難，但也使我們開闊了眼界，了解到國內國外、整個世界的許多事情，大家對一些事關中國未來走向的問題也漸漸有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十八年來的艱苦抗爭，逐漸使我們明白了許多道理，懂得了怎樣去為死者尋求公義，怎樣去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利。
丁子霖說，在漫長的歲月裡，作為“六四”慘案的受害者，我們所遭受的折磨和煎熬，不僅是生活上、經濟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心靈上的。在座的難友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就是在怎樣看待當年的那場大屠殺，怎樣爭取“六四”問題得到公正、合理解決等問題上，我們常常處於一種情與理的沖突和搏斗之中。這對我們這些受到過巨大傷害的人來說，可以說又多了一份錐心的痛苦，這需要我們具有一種更為巨大的勇氣和堅毅，一種超越仇恨和冤懟的忍耐。在我們群體中，也常常在一些問題上產生不同的看法與主張。然而，正是在這種不同意見、看法的碰撞和爭論中，才使我們逐漸達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共識，並使大家凝聚到了一起。今天，在這個座談上，我們仍然希望大家無保留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交流各自的看法和感受。
丁子霖說完后，張先玲作了補充。她說，我們不是什麼大人物，也沒有什麼太深的理論，我們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說的都是大白話，那就隨便說，一句、兩句都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我們不是提倡“說真話”嗎？那我們就直話直說，都來說真話。
下面就是這次座談的紀要：
（一）否認“六四”屠城，天理難容
這次座談一開始就把話題集中到了香港民建聯主席馬力關於“六四”事件的那一番謬論。發言者指出，馬力為了向中共當局邀功請賞做奴才，竟敢明目張膽地否認“六四”大屠殺的事實。他不是“六四”后出生的小青年，看上去也有四、五十歲了，他不可能不了解當年大屠殺的真相，但他故意要掩蓋這種真相，這是不折不扣的為虎作倀。
過於這件事情，丁子霖作了詳細介紹。她說：這個馬力等於起了號召作用，今年本來不是20 周年，也不是15 周年。但這樣我們就更要站出來說話。今年紀念“六四”，我們的主題是“打破六四禁區，還原六四真相”，為此，我們在三月份，整理出了60多組照片，其中大部分是死難者的照片，生前的，遺體的，也有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活動的照片，本來准備在香港十八周年紀念活動時辦一個“六四真相”圖片展，讓香港同胞記住這些死難者。這倒好，這個圖片展提前展出了。應該讓馬力去看看，讓民建聯的大佬們和曾特首去看看，不是屠城，怎麼會死那麼多人！ 不是“刻意殺人”，怎麼會死得那麼慘！馬力還紅口白牙地說如果相信坦克把人壓成肉餅，可叫人“揾隻豬去試”。這話說得實在太冷血，太沒有人性了！
丁說：我們在抗議書中，指出馬力的言論是對“六四“死難者的惡意誣蔑，是對我們死難親屬的肆意傷害；發表此類言論的人，隻能表明他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底線。我們要求同馬力對質，要求他向我們道歉！
難友張先玲前不久曾就馬力否認“六四”屠城的言論接受過海外媒體的採訪。這次她參加座談會，仍然余怒未消。她在發言中說：馬力說“六四”不是屠城，難道把北京市民都殺光才算屠城？他說軍隊不是“刻意殺人”。怎麼不是刻意殺人，難道老百姓手裡有槍有炮，打你了怎麼著！你開了坦克沖進城裡，濫殺無辜，還不算刻意殺人！那天我接受《南華早報》採訪，記者告訴我馬力的那些謬論，我簡直驚呆了，十八年來還沒有人說這樣的話，氣得直打哆嗦。那完全是信口雌黃！ 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呢，連政府都不敢這樣說啊！政府要讓大家忘掉“六四”，不准大家談論“六四”。這倒好，馬力卻叫大家不要忘掉“六四”。他挑起了一場爭論。
張先玲談到了自己孩子的死。他說孩子都中彈倒在地上了，一位軍官還命令不准搶救。這難道還不是刻意殺人；不是刻意殺人，為什麼人還沒有咽氣就不准別人去救？！馬力這樣說，完全沒有人性，太冷血了。
難友張振霞氣忿地說，不是屠城，你把軍隊開到城裡干什麼？難道老百姓有槍有子彈，惹你打你了？難道不是你把子彈打到我兒子的頭部，貫穿了頭顱？什麼不是“刻意殺人”，難道一個一個拉出去槍斃才算刻意殺人！（眾插話：“應該把馬力拉到北京來對質，讓他說說怎麼才算屠城。他要不向我們道歉，我們就不能放過他！”）
難友馬雪芹，為這次座談，還寫了一個發言提綱。她說她19歲的女兒看到開槍就拔腿往胡同裡逃，但當兵的也不放過，追到胡同裡開槍殺人。我女兒就是打死在胡同裡的，旁邊一個小商店的櫥窗上濺滿了血。這還不叫屠殺！不叫屠殺為什麼要追殺到胡同裡，我女兒手無寸鐵，連一點反抗都沒有，她跑到胡同裡是逃命的，為什麼一定要打死她？！
難友杜東旭是一位離休的老軍官。他和他的老伴當年都去過朝鮮戰場，但他的老伴沒有死在戰場上，卻死在了自己軍隊的槍口下。他說：當年6月3日晚，他和老伴一起正坐在住家樓下台階上同一幫鄰居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突然間，一陣亂槍掃射過來，一顆子彈擊中了我老伴的右下腹部，頓時栽倒在地上，鮮血流了一地。他說他們的干休所離大街還有200多米，與軍隊進城一點關系都沒有。這樣的濫殺無辜，還不能叫大屠殺？！
他說他把老伴送到304醫院的時候，傷員已排了上百人。當時的醫院根本談不上搶救，沒有什麼輸氧，沒有什麼輸血，連吊針都沒有，好多傷員還沒有輪到搶救就早沒氣了。這能說不是故意的。（眾：馬力還說不要光聽死難家屬的，難道我們把一樁樁血案公諸於眾，是騙人說假話！那叫他來啊！給我們面對面說清楚！說這樣的話難道不怕我們找他算賬！）
難友袁淑敏發言說：馬力這樣說是對死去的人、我們受難的人不負責任，軍隊屠殺老百姓我們都是親眼目睹。從天安門到復興門，死的死，傷的傷，一堆一堆的，那多著呢，都不敢看！夜裡三點鐘，兒子沒回來，我和兒媳就去找，在長安街一帶，我們倆步行去找，沒有路燈，黑乎乎的。天亮又去找，那時去找的人多了去了，不光我們找，還有很多人都去找。我們整整找了一星期才找到，所有的醫院的太平間我們都找了，就說復興醫院的存車處，尸體堆得那麼高，一層一層的，很多去找的人帶著白手套，沾著消毒的石灰，踩著尸體到裡邊去扒。這都是親眼目睹的事情，還不叫屠殺，死多少人才算屠殺？這些死的人不都是無辜的嗎？還說坦克不能把人壓成肉餅，那坦克從人身上壓過去不就壓死了，非得壓得粉碎才叫肉餅！說這種話連一點人性都沒有了！ （眾：馬力把坦克壓死的人比作豬，真是喪盡天良，哪還有一點人味！）
參加這次座談的難友們用一樁樁親身經歷、親眼目睹的血的事實駁斥了馬力的謬論，由於篇幅有限，不能盡述。難友們都把這次對馬力的抗議和譴責，看作是堅持“還原六四真相”的一個實際行動。大家都表示，如果對馬力的言論聽之任之，保持沉默，那麼今天出一個馬力，明天就會出現更多的馬力；不僅會出在香港，還會出在大陸，出在我們的身邊。那麼，我們這十多年來為揭露真相所做的努力，就將付之東流。
（二）“共產黨把我們當敵人”
十八年來，“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承受著巨大的傷痛，無處說話，無處伸冤，但他們堅持了不屈的抗爭。從而，他們成了中共當權者的打壓對象和眼中釘。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被列入這個打壓名單的，不僅是丁子霖一人，也不僅是張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徐玨、尹敏等群體的主要人員，其中還包括北京的趙廷杰、張樹森、張振霞、金貞玉、杜東旭、尤維潔、黃金平、張艷秋、郭麗英……以及外地的吳定富、孫承康、周治剛、潘木治、劉仁安等一大批。有些難友生前受盡警察的野蠻暴行，現已先后離世，其中有吳學漢、蘇冰嫻、鄺滌清等等。粗略算起來，這十八年來受到不公正對待的難友不下七、八十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歷次公開信的聯署者。各地公安和安全系統經常採用上門恐嚇、出門跟蹤、電話監控以及軟禁、傳訊乃至刑事拘留等等手段，無端地限制、剝奪“六四”難屬的人身自由。有些邊遠省市，還沿用了毛澤東時代對待地、富、反、壞、右等“管制分子”的規定，即出門要批准，回家要報告，平時不許亂說亂動。這說明中共當局面對“六四”的恐懼和虛弱，他們懼怕難友們聯合起來，懼怕他們向外界發出聲音。另一方面也說明，“六四”難屬這十八年的抗爭，使中共的掌權者感到了威脅，成了中共權勢者的心腹之患。
“六四”遺孀付媛媛回憶了這些年來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她說：我丈夫鄺家三代人中，不是被“鎮壓”，就是被槍殺，中間一代沒完沒了地挨整，總算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但也沒有過上幾天好日子。89年鄺敏遇難，我公公咽不下這口氣，豁出去參加了難屬群體的簽名上書活動，從此不斷遭到警察的監視和盤問。我公公前年含冤離開人世，派出所的民警很久都不知道。有次民警問居委會：“鄺滌清最近沒有事吧！”（指有沒有給政府找麻煩）居委會的干部回答說：“早死了。”這位民警的第一反應竟是：“這下我們可省事了！”付媛媛說：我不恨那些民警，他們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他們是奉命行事，但說出這樣的話實在太傷人了，當我們什麼了？！把人家打死了還不讓人說話。
付的公公叫鄺滌清，遇難的丈夫叫鄺敏，鄺敏遇難時，剛結婚不久，沒有孩子。此后鄺老先生就與兒媳一起艱難度日，兒媳悉心照顧這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沒有再嫁，近年來，她皈依了佛門。
在這次座談中，難友袁淑敏也談到了公安警察對她家的騷擾。她說：多少年來，每到“六四”，他們就找我，民警換了一個又一個，換一個，找我；換一個，還找我。有次把我叫到居委會，一看派出所來了四五個人。他們審問我說：你們的組織誰是負責人？誰是“頭”？ 我回答他們：我們沒有“頭”，你是問我們是怎麼組織起來的？那我告訴你：我們沒有組織，我們都是自個兒走到一塊的。警察又問我，那麼你們是怎麼碰到一塊去的？我說，人走了都得放在八寶山，我們的問題沒有解決，不都要去八寶山掃墓嗎？碰到別的家屬，大家就不能叨嘮叨嘮心裡的話，一叨嘮，大家不就都認識了嗎！警察還問我：是男的還是女的？我說你指什麼呀，我告訴你，有男有女，你問這干什麼，什麼意思。警察還盤問我誰動員簽名的？我回答他：誰叫我簽我都簽，你叫我簽我也簽，隻要能解決“六四”問題。
難友們這麼多年與警察的交道打得多了，也漸漸就學會了怎麼應付。徐玨女士為我們難屬群體作了很多事情，是群體中的一個主要成員。她在發言中說：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理有節，有勇有謀，也很團結，很民主，所以我們能夠堅持這麼長久的抗爭，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我們現在並不孤單，包括單位的同事也都對我很同情、很尊重，有時便衣警察跟到我單位，我的同事都不回避。但是，政府卻對我們非常冷漠。我不知他們害怕什麼，常常把我們限制在家裡。那年趙紫陽先生去世，要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張票，后來公安的人發現了我是難屬，就來了七八條大漢，不許我出門參加趙紫陽的遺體告別。我說為什麼不讓我去，人死了去送一送都犯法？還講不講一點人性！后來我出去買菜，他們也不讓，說幫我去買，我說你們買的我不愛吃。我偏要出去，他們就上來拉我，我說你們敢動我一下！他們強迫我坐他們的警車，我拒絕，我說這是對我人格的侮辱。他們隻得跟我去了菜市場，但回來的時候，還是強行把我塞到了他們的警車裡。你說，這叫什麼？老百姓都罵他們。我的鄰居勸慰我，給我送菜送餃子。他們怕我想不開，出意外，我說我死了兒子，丈夫又氣死了，我不會去死了，死了他們高興。
由於難友周淑庄已經半癱瘓，無法出席這次座談會，丁子霖向在座的難友介紹了周淑庄近年來的情況。周在“六四”十周年的時候因頻繁地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精神過度緊張，不幸突發腦溢血，從此失去了語言表達能力，靠輪椅行動。但就是這樣，警察還不放過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對她嚴密監控，不許出門。不止一次，警察都把她堵在家裡，經過來來回回反復交涉，才允許連人帶輪椅把她抬到警車上，一路警戒開到目的地——西郊萬安公墓。這裡長眠著七、八位“六四”死難者。對於一個基本失去行動能力的老人，用得著這樣懼怕嗎？據說，是為了阻止外國記者的採訪和報道。其實，難屬們無非是向死去的親人獻上一束鮮花，洒上一杯濁酒，表達一下追思與緬懷而已，並不想借此制造什麼轟動的新聞效應。
中共當權者至今不肯放棄傳統的階級斗爭觀念，也不肯消除頭腦裡的敵對意識。在他們眼裡，天安門母親群體正是一個與其政權敵對的群體。他們不敢公開取締，就實行嚴密的監控，剝奪其行動自由。
天安門母親作為一個特殊的受難者群體，她們十多年來所進行的抗爭，說到底也是一種維權斗爭。這次在座的很多難友，都談到了自己這些年來與警方有理有節地進行抗爭與周旋的故事。她們堅持一條底線，那就是不容辱沒自己死去的親人，不拿自己的人格尊嚴作交易。他們都主張，在上述前提下，盡可能避免與警方的沖突，盡可能爭取警員的同情。因為作為那場大屠殺的受害人，還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在等著我們去做呢。
（三）該做什麼，還做什麼
在這次座談會上，幾乎所有的難友都說出了同樣的一句話，那就是我們作為“六四”死難者的親屬，一定要為死者討回公道。公道在我們這裡就是公平和正義，就是要為死者爭得一個符合人類公平正義的評價，恢復他們被污損的名譽，讓他們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為此，天安門母親將繼續堅持公正、合理解決“六四”問題的三項要求，即：要求重新調查和公布“六四”真相；要求對慘案的受害者道歉和賠償；要求對慘案主要責任者進行司法追究。這三項要求已經提出十二個年頭了，但政府方面至今沒有做出任何回應。
參加座談的難友認為，這三項要求是我們這個群體的共識，是我們這個群體得以存在的根據，必須年年講，反復講，讓全世界都知道。難友們指出：十八年來，我們這個群體從幾個人到今天的一百二十八人，就是靠這三項訴求逐漸凝聚起來的。我們不會改變，更不會放棄。至於怎樣來實現這三項訴求，如何消除實現這些訴求過程中的種種障礙，難友們可以見仁見智，發表不同看法。我們不強求一律，但需要得到多數人的認同。
難友趙廷杰的發言中，首先對有人把“六四”死難者稱為“烈士”提出異議。他說，共產黨喜歡把那些為他們“打江山、坐江山”而付出生命的人封為“烈士”，而我們的兒女則是為爭取自由、民主而死的，是為爭取自身的權利而死的，而不是替別人去賣命。我們要求為死者恢復名譽，也並不是要封他們為“烈士”。將來要樹立紀念碑，也不是什麼“烈士”紀念碑，而是“六四”死難者紀念碑。 他說，這就是我們要提出三項要求的原因。我們還沒有聽說共產黨的“烈士”家屬提出過這些訴求的，因為他們壓根兒就沒有自己的訴求。趙接著說：三項訴求我們已經講了很多年了，大家也都沒有分歧了。那麼我們就要堅持下去。
他重點談了這三項要求中的第一項和第二項。他說，我們的第一項訴求就是要求調查和公布“六四”真相。這是我們難屬群體做得最早、最多、付出最大心血的一件事。我們這些人最初互相認識，就是從講述自己親人遇難的真相開始的。我們此后多次公布死難者名單，發表尋訪實錄，都是為了尋求真相。要是沒有這些真相作証據，共產黨就會賴賬。這次馬力說沒有屠城，如果沒有我們的証詞、照片等等，就沒有力量反駁。現在人們一聽就知道他是在掩蓋真相。我們還要讓外國人知道“六四”真相，爭取世界的關注。今年兩代會我們提出的口號就是“解除六四禁區，公開六四真相”，這是非常必要的。
再說道歉與賠償。趙說：我們要提出賠償，但我們不在於要幾個錢，主要是要討一個公道。去年四川成都的周國聰案，給七萬塊錢，就閉嘴，就不再追究，我們能不能這樣做呢？這個問題不是小事情。我擔心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一些外圍的人，不是難屬的人，來找我們中的一些人，參與我們的運作，這就會把事情搞亂。我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將來有一些難屬，不一定是在座的，他們可能各行其是，拋棄三項訴求，追求單項，與政府達成協議，說隻要你政府給錢，我就不管別人，也不要什麼道歉，不要什麼法律追究。這個情況，有可能發生，但不會很多。這也不奇怪，社會本來就是復雜的。有人這樣做，我們會尊重他們，這是他自己的事，但我們作為群體，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去年發生周國聰案的時候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政府給一些生活補助，可以接受，但不能附加政治條件。如果我們答應了政府提出的什麼條件，我們怎麼能對得起死去的親人呢？ 在座談中，難友們也談到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最近有關方面在對待我們的態度上有了一些改變。比如難友袁淑敏談到，最近以來他們那裡的居委會，常常到她家裡表示關心，送一些小孩的衣物之類。她說，我謝謝他們的好意，但我必須解決死去的兒子問題。在座的難友都認為，這並不表明政府在“六四”問題上政策的鬆動，不過基層居委會這樣做，總比公安們虎視眈眈、動輒威脅、訓斥好一些。中央不是說要建立和諧社會嗎？我們歡迎。我們更歡迎中央領導人到難屬家裡來走走。總理溫家寶不是常常到邊遠地區去訪貧問苦嗎？他見了貧困農民就擁抱，就流眼淚，那就到我們難屬群體中來吧。我們歡迎他。他要是真來，那我們才相信中央真的要建立和諧社會了。
在座談中，有一些難友還提出，我們年年提出要同政府對話，已經提了十多年了，但政府始終不予理睬。死豬不怕燙，我們怎麼辦？對於這個問題，大家都很難回答。主持人丁子霖想起了一位外地難屬的話。她說，幾年前，安徽的難友郝老先生來無錫看我。我們談到了寫公開信的事，我問郝先生我們的公開信還寫不寫？他斬釘截鐵地回答說：“為什麼不寫？這個經我們得年年念！不念就等於默認了當年他們的屠殺。”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做什麼事，怕就怕急功近利，沒有常性。有人說我們年年給共產黨寫信，是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跪求共產黨。要是說有些人對共產黨抱有幻想，那還差不多。我們給共產黨遞公開信，是將共產黨的軍，逼迫他坐下來談。他不肯坐下來，那他就輸了理，失去了人心。有多位難友說得好，我們該做什麼，還做什麼，不必去聽別人的閑言碎語。事情沒有落在那些人的身上，那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四）激進與漸進
歲月不饒人，當年失去孩子的母親，今天大都步入了晚年；當年失去丈夫的妻子，也已五十上下了。在最近的七、八年裡，我們已有十四位一起抗爭的難友離開了人世。“六四”問題再拖延下去，很多年邁的母親就看不到討回公道的那一天了。想起這些，大家都有一種無奈和悲涼的感覺。但是，如果因為看不到結局就放棄抗爭，又怎能心甘呢？怎能對得起死去的親人呢？凡事都有個積累的過程。沒有前人的積累，后人就得從頭起步。因此，我們需要的是耐心，需要的是堅持，絕不能放棄。
這次座談，很多難友都談到了近年來海內外民運界關於激進與漸進的爭論，認為這樣的爭論對我們群體的抗爭是有啟示的。
難友趙廷杰在發言中說：“六四”問題的解決，不能脫離開整個世界的大氣候。我是主張漸進解決的。因為事實上不可能馬上解決。漸進解決符合世界潮流，也符合國內潮流。但有些人遇到事情很激動，恨不得把共產黨都抓起來殺了，把共產黨推倒，翻它個底朝天。這種看法不現實，也不可行。我們主張點滴積累，主張先易后難，把現在不能解決的問題先放一下，並不是不要解決。我覺得這樣做是可行的，否則反而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在我看來，現在對共產黨專制統治的抗拒，有各種力量，不光是我們“六四”難屬，有黨內的，有黨外的，有國內的，有國外的，還有軍內的。對於這些方面的力量，要互相忍讓，各自發揮自己的作用。據我看，不要小看了今天黨內的持不同政見者，黨內的反對派，他們的根基比黨外人士、黨外反對派深得多，他們比外面的人更了解共產黨，他們抓住共產黨原先說過的話，質問現在的領導人，現在的領導人就無言可對，也沒有辦法整治他們。從一些材料看，現在黨內的極左勢力還很猖狂，他們歷來存在巨大的能量，靠外面的力量無法制服他們，隻有黨內的“右派”（民主派、反對派、開明派）才能抗衡他們。因此我們要同黨內人士聯合起來，同他們交朋友。比如像李銳、謝韜，等等，丁子霖他們同這些人的關系很好，將來解決“六四”問題，還要借助他們的力量。
趙廷杰在他的長篇發言中還說：根據現在的世界潮流，我認為像過去毛澤東時代那樣的一個人說了算，恐怕是不可能存在了。現在講制度的轉型，我想這種轉型是可能的，因為已經沒有毛、鄧這樣的絕對權威了。講轉型，說的一定是和平轉型，和平的轉型又一定是漸進的（蔣培坤插話：反過來說，搞激進總是與革命、造反、武裝暴動、軍事政變等等連在一起的，搞這些付出的社會代價太高，付出的生命代價也太大）。
趙進一步談到，“六四”問題隻能放在制度轉型的過程中去解決，不可能單獨拿出來解決。這一點我們難屬一定要明確，如果我們沉不住氣，就很可能犯錯誤。我想今天的領導人，他們不是“六四”元凶，他們也會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目前我們還看不出他們能拿出勇氣來解決“六四”問題，所以我們還不能樂觀。
趙最后說，以上這些問題，我們平常談得不多，但我們必須關心，因為我們的抗爭不是孤立的，我們要慢慢走入這個軌道。
在這次座談中，遺孀尤維潔也作了一個長篇發言。她說，89年的時候，學生上街反腐敗，爭民主，天安門廣場聚集了那麼多人，我是很感動的，我覺得年輕學生擔負了歷史的重任。我去天安門廣場的那天，看到天上有飛機在盤旋，但學生並不怕，一位學生還笑著說，把炸彈扔下來吧！但是我是萬萬沒有想到，后來真的開槍了。當時北京市民都出來了，把汽車推到大街上，把學生擋在安全的地方，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就因為學生表達了他們的心聲。說實話，我當時看了也很感動，非常感動。一個國家隻有經濟的進步，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法制監督，隻會是一部分人受益，大部分人不可能受益。學生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我支持那場學生運動。但是我也不贊成當時一些偏激的行動，比如把某某領導人的畫像用繩子吊起來，還有那些打倒某某某的大標語，我覺得如果我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就應該是理性的，我們可以對國家的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要是去攻擊某某領導人，（插話：當時學生還沒有像現在有人提出推翻共產黨），那就隻會激化矛盾。那種偏激的東西，實際上都是共產黨長期教育的結果，共產黨就一直有這樣的傳統。我這樣認為，不僅僅是因為我丈夫楊明湖被打死了，我看到了醫院裡血淋淋的場面。我確實是不贊成那些極左的東西。我們國家過去發生過很多災難，特別是文革和“六四”，當然責任在共產黨，這裡罪與錯是不能混淆的，但是老百姓容易走極端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們吃夠了偏激的苦頭，不能再讓文革、“六四”那樣的悲劇重演了。
在此次座談中，大家也談到了去年在民運界的另一個爭論，即有些人主張革命，主張推翻共產黨，主張改朝換代，由此對我們天安門群體走的路表示不滿意。對於這樣的看法，很多難屬都表示不同意，認為我們的路是經過長期抗爭做出的選擇，是一條正確的路。如果像文革那樣，亂哄哄的，就會給社會、給老百姓造成新的災難。有難友指出，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主張和平、理性地去爭取自己的權利，符合今天世界的潮流，沒有必要去改變。
最后尤維潔談到我們這十多年的抗爭。她說，我們做了那些事情，也許看不到結果（插話：你們還年輕，相信一定能看到），因為今天當權的人要拼命保住他們的小集團利益。但我相信，我們這個群體，無論年紀大小，十八年來所做的事情都是對中華民族的一個貢獻。我們問心無愧，對得起死去的親人。
（五）痛苦的抉擇
座談會主持人丁子霖說：在漫長的歲月裡，作為“六四”慘案的受害者，我們所遭受的折磨和煎熬，不僅是生活上、經濟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心靈上的。十八年來，面對國仇與家恨，面對苦難與責任，我們的內心，常常處於一種情與理、愛與恨的沖突和搏斗之中。這對我們這些受到過巨大傷害的人來說，無疑又多了一份錐心的痛。因為，我們需要作出痛苦的抉擇，需要保持冷靜和克制。 在座的各位難友，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淚帳，撩開昔日的傷痕，提起經受的苦難，我們仍然是那樣的錐心刺骨。這種傷痛是任何時候都很難平復的。難友周國林這次是帶病參加座談的。他兒子遇難當年，年僅十五歲。十五歲，還是一個孩子啊！但罪惡的子彈無情地奪去了他剛剛起步的生命。十八年后，一個大男人，說起這些，仍然泣不成聲。遺孀吳立虹，一開始發言，就哽咽著說不出話，大家勸她慢慢說，卻始終沒有說出一句話。但她忍住了一場痛哭。
遺孀黃金平說：打死了我的丈夫，落得個家破人亡，2004年當局又把我和丁老師、張老師一起抓了起來，受盡了屈辱，哪能沒有仇，哪能沒有恨，這事擱到誰身上都一樣。但是我們能去同共產黨去拼命嗎？不能。以牙還牙、冤冤相報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嗎？也不能。（眾插話：共產黨殺人殺得多了去了，要報仇，也報不過來。你殺我，我殺你，還有個完嗎？共產黨的樣板戲裡說：仇恨入心要發芽。共產黨鼓勵老百姓向階級敵人報仇，說血債要用血來償還。土改、鎮反時搞訴苦會，搞公審，把罪不該死的人都殺了，以后每次運動一來，就死人。我們還能去學共產黨的樣嗎？）
遺孀付媛媛前面談到過她丈夫鄺家三代人的遭遇，她說她公公的父輩在土改中被“鎮壓”，89年他的兒子又遭槍殺。這是共產黨造成的這樣的血淚仇。按理說我們也應該把共產黨“鎮壓”了。但這樣做解氣倒是解氣，卻終究不是個好辦法。
難友徐玨發言說：我們隻能理性的對待，我們的三項要求，就是理性的對待。現在不是提倡法制嗎？那麼我們就按法制來解決。該道歉，就道歉，該賠償，就賠償，該審判，就審判。過去是拿起刀槍，現在應該拿起法律武器。
趙廷杰說，我還是那句話，推翻共產黨，翻個底朝天，不解決問題。制度問題，從制度上解決。這就是制度的和平轉型。我們不主張推翻共產黨，但我們要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將來中國的問題，要用選票來決定，而不是用強權來決定。你共產黨能爭取到選票，我們無話可說，你爭取不到選票，被民眾拋棄，也怪不得誰。這就是中國的和平轉型，隻有順利實現制度的和平轉型，我們的社會才能有一個健康的發展。解決“六四”問題，也隻能從改變制度著手。（蔣培坤插話：因此我們提出政治問題法律解決。共產黨用槍杆子來解決政治問題，導致了“六四”慘案。我們用法律來解決政治問題，是為了避免流血。我們必須反其道而行之。）
難友尹敏是個急性子，她說她等著盼著能早日解決“六四”問題，現在我們太理性了，再這樣下去，第二代，下一代，再下一代都不能解決，到我孫女這一代可能會解決，但對咱們這些人已毫無意義了，我們也就死不瞑目。（眾插話：共產黨怕不怕我們，怕我們什麼？他不怕我們上天安門，開輛大客車把我們裝走完事；他怕我們拿了菜刀去跟他拼嗎？也不怕，說不定還歡迎我們去拼呢，這樣他們可以把我們一網打盡。共產黨最怕的是我們的和平、理性，因為我們這樣可以爭取到更多人的同情、國際社會的同情，國際社會就會轉過來對他施加壓力，共產黨最怕的就是外國人施加政治壓力。你看是不是這個道理？）聽大家這麼一說，尹敏也覺得是這個理。
丁子霖：我也是很矛盾的，克制、克制，還是克制，還有個頭嗎？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世界的大趨勢，這個大趨勢就是在世界范圍內推廣普世價值，漸進地推進民主，實現和平的發展。中國也要適應這個大趨勢。我們每一個人也都不能例外。
難友高婕說話不多，她隻是靜靜地聽著。聽大家爭論，她開口了：我們還是一步一個腳印向前走，走得越穩當越好。我也不主張去同共產黨去拚命，一是我們沒有力量去拼，二是這樣做老百姓也不會支持。
丁子霖接著上面的話茬又說：樣板戲《紅燈記》中有一句唱詞：“仇恨入心要發芽”。對於我們來說，同樣是“仇恨入心”，同樣要“發芽”，但是這個“芽”長出來的不應該是偏狹的報復心，而應該是尋求公平、正義的平常心。
她接著回憶了2001年難友們討論《天安門母親的話》這份聲明時情景。她說，當時我們也曾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認真的討論。定稿會上也曾有過爭論，但最后還是通過了那份聲明。丁子霖念了這份聲明中的幾段話：
“今天，我們身上依然布滿著累累傷痕，我們的步履依然是那樣的艱難；而且，在我們這個群體中，已有好幾位勇敢的母親離開了人世，倒在了尋求正義的路途上。然而，我們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們既然已經站起，就絕不再躺下。我們蒙受深重的苦難，但這苦難沉積在我們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報的偏狹與仇恨，而是對道義與責任的一種承擔。”
“作為群體中的一員，我們每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盡相同，但我們作為母親，我們對自己的兒女、對所有孩子的愛，對和平、安寧的向往，對強權、暴行、殺戮的憎惡，對弱勢群體及受害者的同情，卻是相同的，因為這一切都出自一個母親的天性。也許我們一無所有，……但我們擁有一個母親的愛。正是這種愛，使我們這些孤立的個體凝聚在一起並激勵我們走上尋求正義之路；也正是這種愛，使我們獲得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與自信，並促使我們加入到世界上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斗爭的行列。
“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淚流得已經太多，仇恨已積蓄得太久，我們有責任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這不幸的歷史。今天，盡管我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是那樣的嚴峻，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因為我們堅信正義、真實和愛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強權，謊言和暴政。”
丁子霖說，這些話都發自我們的內心，是我們從血淋淋的現實中體悟到的歷史真諦。當時我們說這些話，僅僅是基於這樣一個強烈的信念，那就是：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再次遭到無辜的殺戮，不能讓其他母親遭受到我們曾經遭受過的苦難。今天，這些話仍然在我們的耳邊回響。今天在座的，很多參加過6年前的那次定稿會，那是很值得我們懷念的。
（六）尾聲
丁子霖：兩次座談，參加者每人都發了言，有長有短，爭先恐后，氣氛熱烈。這是十八年來的首次。以前我們也常常在一起議論，還曾召開過無數次的定稿會，我們每次發公開信、發聲明，都要在一定范圍內反復協商，認真討論，有時一個文本討論還不止一次。正是通過這種暢所欲言的自由討論，才就一些問題達成共識。但今年這次座談會不同於往年，我們年初就著手准備，不少難友還看了一些參考資料，寫了發言提綱。今天出席的大部分是工人、普通職員，知識分子是少數，但大家都能說到一塊去。
我們討論的問題很廣泛，但都是與我們切身相關的事情。從大家發表的意見看，我們有一些基本的共識，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們還可以繼續交流。
有朋友擔心我們開這樣的座談會當局會不會干涉，會不會帶來麻煩。我覺得不會。我們是履行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言論、集會自由，誰也不能干涉。如果大家願意，這種座談會今后還可以開，多開幾次，也就覺得很平常了。
參加座談的難友們也都表示，這次座談會把平常悶在心裡的話都倒了出來，心裡就覺得痛快、舒暢。希望以后常開。
天安門母親 2007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