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崇淮案】齊崇淮是一位資深記者，以揭露官員腐敗和社會不公聞名。2007年，在他於新華網發表文章揭露滕州市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建豪華政府樓之後被拘留，2008年被以「敲詐勒索」罪判刑4年。他本應於本月25日刑滿釋放，但檢察機關卻以上次審理齊崇淮案件時未被法院支持的指控再次起訴他。6月9日法院對齊崇淮案重新審判，兩位律師以「對同一個行為重複起訴違犯了法律常識和國際上禁止雙重處罰的原則」為題為其做了無罪辯護。齊當庭被以 「敲詐勒索罪」判刑3年，「職務侵佔罪」判刑9年，合併執行12年，扣除已執行的4年，還需執行8年。
對同一個行為重複起訴違犯了法律常識和國際上禁止雙重處罰的原則
——齊崇淮涉嫌敲詐勒索罪、職務侵佔罪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讓我們直奔主題：
一、 事實部分
關於「敲詐勒索罪」
1、 公訴人提交的任何證據沒有一項能夠證明被告人採用了要挾、威脅的方法主動索要財物，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黨委宣傳部門主動公關「滅火」，這實際上是一種行賄行為；
公訴人指控，1、2005年底，被告人齊崇懷與他人冒充記者，至山東省新泰市新汶鎮雙高煤礦，就該礦越界開採造成人員傷亡事件進行採訪，以將此事在新聞媒體曝光相要威，索要新汶鎮雙高煤礦人民幣3萬元；2、2006年4月，被告人齊崇懷與他人冒充記者，至山東省滕州市東郭鎮辛緒澱粉廠，就該廠玉米儲存罐崩裂壓死人事件進行採訪，而後撰寫失實文稿並以在報刊發表相威挾，索要滕州市東郭鎮辛緒澱粉廠人民幣4千元；3、2006年11月份，被告人齊崇懷與他人冒充記者，至山東省濟寧市嘉祥縣人民醫院，就該院一起醫患糾紛進行採訪，而後以其撰寫的負面文章在新聞媒體中曝光相要挾，索要嘉祥縣人民醫院人民幣一萬五千元。
從被告人被指控的數起案件的發生、發展看，基本上遵循了這樣的模式:某地發生安全事故，被告人齊崇淮得到消息後親自趕到現場或者安排人前往現場，地方政府宣傳部門在現場接到採訪者，採訪者寫完稿件，發表之前請有關部門核對，有關部門開始組織人員公關，隨後發生了金錢往來，採訪者放棄了新聞報導。
在這樣的模式中，被告人齊崇淮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而地方政府和黨委的「宣傳部門」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憲法和法律規定，任何公民都有權對違法行為進行舉報和控告,憲 法和法律保護舉報者，被告人作為媒體工作人員，更有權利和條件獲取一些違法事件的更深入的信息，因此，其前往現場的，採訪、寫稿都是合法的，而且在互聯網 時代，人人都是記者，公訴人單方面強調被告人冒充記者跟其指控的罪名沒有關聯，因為敲詐勒索罪並不以「冒充記者身份」為構成要件。
那 麼，被告人要求新聞宣傳部門對「稿件」進行核對和反饋是不是一種要挾和勒索？媒體為了保證新聞的真實性，往往要採集正反兩個方面的信息，這是媒體人員為了 保證新聞的客觀性所做的必要而正常的工作，如果媒體人員聽取正反兩方面的意見構成對一方的要挾，那麼，法庭上法官聽取辯護人的意見是不是也構成對控訴方的 要挾呢？
從庭審當中展現的很多筆錄來看，正是由於相關宣傳部門看了稿件後，怕影響到本單位或本政府的形象，而主動產生了「給錢」的意識。沒有任何的證據表明被告人有「拿不到錢就曝光、拿到錢就不曝光」的以財物為目的的意思表示。而宣傳部門以各種方式、各種途徑給了被告人財物，這又是什麼行為？這實際上是一種「行賄」行為，而且這種行賄還帶有某種程度上的強迫性。
從被告人承認的幾項費用來看，實際上是被迫接受了一種「賄賂」，也就是「被受賄」，既然是被動的給予財務，就不符合敲詐勒索罪的主觀要件，否則如果按照公訴人的邏輯，那麼「盜竊犯」也可以用「貪污犯」來指控了。
3，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中，沒有被害人的證據，同時政府和黨委宣傳部門也永遠不可能成為「敲詐勒索」罪的受害者；
敲詐勒索罪必須有被害人，令辯護人感到驚奇的是，公訴方提交的證據目錄中，竟然沒有一項被害人陳述的證據！
而實際情況是，在一些安全事故發生的時候，媒體記者進入採訪就等於進入了一個危險地帶，一是事故發生地的企業單位，一個是當地政府、黨委的宣傳部門。他們 以各種方式對事件採訪者進行圍追堵截。最常見的就是採取「封口費」的方法滅火。譬如滕州市辛緒澱粉廠玉米罐砸死人的事件，
那麼在這些事件中，是政府被敲詐了嗎?如果不是，為什麼政府對事件反應的那麼積極？如果政府被敲詐了，為什麼政府不當場就報案，通過其強大有力的公安機關當場對這些敲詐勒索犯們採取措施？！
在現代社會，政府機關永遠不可能成為被敲詐的對象，否則，這個國家的公民將面臨這樣的危險：任何一個試圖批評政府的人、或者試圖通過政府獲得賠償的維權者都將面臨敲詐政府的指控。這將意味著政府解決矛盾、化解社會危機功能的喪失。
關於職務侵佔罪
1， 記者站不是一級單位，不符合職務侵佔犯罪構成的基本要件；
公訴方指控，被告人用假合同和發票報銷了記者站十八萬元的財產，需知構成職務侵佔罪的一個前提是所侵佔的財物必須屬於單位，作為一個單位，又必須具備一些要素，譬如有自己的名稱，公章，財務制度，營業場所，營業的資金，能夠獨立承擔責任等。
被告人齊崇淮所在的記者站，在創立之初只有其自己一個人，沒有對公帳戶，沒有自己的財務，實際上就是一個人的記者站，根本算不上一個單位，既然算不上一個單位，又何來侵佔單位的財物呢？
2，從公訴人出示的證據來看，報社和齊崇淮所在的記者站是一種掛靠關係，公訴方指控的被告人侵佔的財產屬於個人所得；
被告人齊崇淮獲得廣告收入之後，除去上交的管理費和報社留存費用後全部返還個人，被告人有權自由支配。報社沒有給齊崇淮支付一分錢工資，也並沒有為齊崇淮 繳納社會保險，沒有把齊崇淮納入事業單位編制，報社和齊崇淮實際又存在某種僱傭關係，完全靠拉業務賺提成，當報社把單位的收入以齊崇淮為名進行匯款的時 候，實際上報社已經完成了單位內部的收入分配，就是歸齊崇淮個人所得，並非單位財產。
反 過來說，如果公訴機關指控的涉案款項屬於單位的公共財產，收款人應該是山東記者站，被告人所在單位不應該向齊崇淮個人匯款。同時報社如果認為被告齊崇淮侵 佔單位的財產，應該會主動報案。在被告人所在單位解除和被告人的聘任合同後，沒有辦理任何財務交接手續，長達五年的時間，報社至今也沒有報案，怎麼能認定 被告人侵佔的是單位財產呢？
3、被告人提供不真實的合同與發票領取匯款的行為是單位內部的違規行為，責任在單位；
被告人為了領取個人業務提成，提供了不真實的合同和發票，雖然有過錯，但是責任在報社，被告人是按照報社的要求提供發票，不應該將此推到被告人身上。在實踐當中，很多單位為了避稅，要求領錢人提供各類發票，但不能以此來證明匯款到個人賬戶上的錢反而不是個人的。
關於漏罪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所涉嫌的犯罪，即不屬於漏罪，也不是新罪。
公訴機關承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則，但是一直強調對被告人的指控屬於漏罪，並且找到了新證據，重新起訴，那麼什麼叫漏罪，是指人民法院對犯罪分子的判決宣告以後，又發現被判刑的犯罪分子還有其他沒有判處的罪。
那麼在該案中，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所有「罪行」，在公安機關第一次對被告人採取措施的時候，被告人已經全部交待。其中第一起雙高煤礦傷亡事故敲詐的指控，原審的判決已經否定了其證明力（見下文），原審的法院已經對此作出了「判處」，當然不能算漏罪，而且公訴機關在當時也沒有提起抗訴，實際上等於喪失了法律上的起訴權。如果按照公訴方理解的「沒有判處」就是沒有定罪的話，那麼是不是對公訴方提交的任何指控法院都必須判處有罪才叫判處呢？那麼法院還有設置的必要嗎？直接讓公訴機關判處不就完了嗎？
二、程序部分
1， 違反了禁止雙重處罰的原則，
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的含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同一個人的同一個行為，不得重複追究，即使是換一個罪名也不得重複追究。比如，對被告人開始以搶劫罪起訴，後被宣告無罪，然後對同一個行為又以搶奪罪再一次起訴，根據該原則的規定就不允許。二是對於被告人的最終定罪或者宣告無罪，都意味著訴訟的終結，都不允許再追訴。如果對被告人定了罪，當然不能再對他進行追訴，但是，如果已經對他宣告無罪，也就不允許再進行追訴、懲罰。
同時，我國是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簽署國，該條第7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任何人已經依照一個國家的法律和刑事程序被最後定罪或者宣告無罪的，就不得以同一罪名再予審判和懲罰。根據該原則的要求，同一個人因為同一個行為不得遭受兩次審判或者懲罰。
本案中，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的所謂的幾項「罪行」，在2007年被告人被公安機關採取措施後，都已經全部供述過，更為重要的是，在2008年滕州法院作出的（2008）滕刑初字第179號判決書，赫然寫道：被告人齊崇淮、賀延傑同他人冒充記者採訪，亦已取得財務，但該證據在證明二被告人共同犯罪的主管故意、採取威脅和要挾手段以及認定被告人賀延傑個人存在敲詐勒索財務的主觀故意等方面的證明力不足`。故對於公訴機關的該幾項指控，本院不予支持。（法院沒有認定的證據之一就是今天公訴方重新指控的雙高煤礦安全事故三萬元敲詐案）
對法院不予認定的行為，公訴機關竟然重複起訴，並且提供了幾個證人證言作為新證據，且不說證人證言本身存在的問題，如果這樣的事情允許發生，那麼，任何一個被告人都將永遠處於一種不安全的狀態，因為今天指控他的證據不被法院採信，明天檢察機關就可以提交新證據讓其繼續面臨指控，法律所設置的種種保障被告人的權益程序如同兒戲，憲法所確立的保障人權的原則就得不到現實的印證。
更為重要的是，公訴機關提交的新證據中，實際上是讓曾經替工證詞的人重新提一遍證詞，以此來作為所謂的「新證據」！ 而且這些證詞自相矛盾。（以下將專門展開論述）
2，公安機關選擇性偵查、公訴機關選擇性指控；
從起訴書來看，檢方指控被告人「夥同其他記者」，實施敲詐勒索，那麼其他記者是誰？公安機關有沒有查清？如果沒有查清，能叫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嗎？如果查清了，為什麼其他記者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從法庭提交的筆錄來看，公安機關對對「其他記者」是很清楚的，甚至其他記者在對被告人所涉嫌的「罪行」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是檢方卻始終迴避這個問題，只能有選擇性指控的嫌疑。
3，控方實行「證據偷襲」，案件移送到檢察機關後，檢察機關移送到法院後，公安機關仍然在偵查補充證據；
我們在法庭調查的過程中，明確的得知，檢察機關並沒有對該案進行退補，直到開庭之前，辯護人始終沒有看到控方提交給法院的指控被告人的全部證據，在開庭的過程中，作為對本案有裁判權的法官竟然也沒有獲得公訴方的補充證據！而是由公訴方在法庭上突然展示，更令人驚奇的是，公訴方提交的這些補充證據，全部為公安機關蒐集，蒐集該類證據的時間，竟然是都發生5月4日在偵查案件移送到檢察院之後，而且還有一部分證據是發生在5月27日，案件移送到法院之後！
4，根據最新實施的刑事證據規則，公訴方提交的大量證據，不符合刑事證據規則，屬於絕對應該排除的證據。
刑事證據規則第十五條規定：未出庭作證的證人的書面證言出現矛盾，不能排除矛盾且無證據印證的，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本次庭審中，所有證人無一例外的沒有出庭，公訴機關提交的新證據中，也就是對要求證人的重複出具證人證言。
在起訴書第一項，雙高煤礦事件中，范明超在2007年提供的證言是：2005年底，俺街道的雙高煤礦和新礦集團一煤礦出現越界開採問題，過了兩三個月，有三個記者來採訪，其中一個叫劉慶春，自稱《人民日報》市場報山東記者站的記者，另外兩個是什麼報社的記者不知道，三個記者當時堅決要求在報紙上報導此事，在我和他們的協商下，他們同意不曝光，但劉慶春記者讓我們拿點加油、路費的錢，我讓時任新汶街道辦事處行政辦公室副主任焦於軍聯繫雙高煤礦拿來了3萬給了劉慶春三個人，每人一萬元（引自（2008）滕刑初字第179號判決書）。
根據這個證詞，我們得知：（1）雙高煤礦事件中，是劉慶春索要加油費、路費，而不是本案中的被告人齊崇淮。（2）另外兩個記者是誰范明超並不知道。
而在公訴方提交的2011年4月19日新證據中，范明超如何描述這個案件的呢？
范說，我記得，當時在2007年 滕州的民警來找我瞭解情況，另外，我對來訪記者和那個姓齊的記者印象最深，他們說話難聽，最強硬，這個姓齊的說非得曝光，我受雙高煤礦的委託就和這幾個記 者協商，怕他們曝光，此舉會影響我們地方發展形象，姓齊的人剛上來，非堅持曝光此事，後來經過協商，姓齊的說，不曝光的話，他們來訪花了不少路費，油錢讓 俺看著辦，意思是如果我們不給錢的話，姓齊的這幾個記者就會曝光此事，最後俺們沒辦法，雙高煤礦拿出了3萬元，給了這三名記者，每人一萬元，這樣他們才算完。
在這范明超這次證言中，我們看到：（1）范在第一次作證不認識的兩位記者，現在突然認識了，而且還知道姓齊；（2）范第一次作證是劉慶春索要路費和油費，這次又成了是齊崇淮索要！公訴機關就是拿著這樣自相矛盾的證據來證明被告人實施了敲詐勒索！
在我們今天開庭審理此案的時候，在重慶有一個服刑犯正在靜靜的等待出獄，而其出獄之前也經過了一次所謂「漏罪追訴」的鬧劇。李莊案的漏罪，無論如何，當地 的公安歷盡千辛萬苦蒐集了新罪證的，而本案中的漏罪，卻是被告人早已供述過的法院沒有認定的！這真是：鬧劇天天有，魯渝各不同，法治嘴上掛，人治任我行。
北京律師 劉曉原 王全璋
2011年6月6日
來源：自由的旅程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