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在接受2012年波蘭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的答謝詞中通篇講的是他書中一個人物——他曾經的獄友、仍被關在監獄中的詩人李必豐的“傳奇”故事，因為他說，“李必豐也是廖亦武報導文學的源泉之一。 ”
為他人的自由而寫
2012年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答謝詞
我此刻站在這兒，從尊敬的卡普欽斯基夫人手裡，領取這項至高的褒獎，內心感到榮耀，卻不安。
因為我書中的一個人物，一個叫李必豐的詩人，被關在中國的監獄。
在23年前，中國發生了天安門大屠殺，20多萬軍隊合圍北京城，把有數千萬老百姓投入的街頭運動活生生地鎮壓下去，近3000名抗議者被射殺，好幾萬政治犯坐牢，李必豐和我，也被脅裹其中。
我們被關在同一監獄，曾以同樣的近視眼，仰望被切割的星空。李必豐想像力發達，能寫上千行的長詩，我卻不能。在此後漫長的歲月，我們都先後出獄，各奔東西。我雖然經常被警察抄家，經常被短期羈押，但沒有被再次判刑。 "太幸運了！ "李必豐衝著我一再驚嘆，而他自己卻太不幸了。第一次，5年，第二次，7年，第三次，也就是在我離開中國兩個月之後，警察以經濟罪名抓捕了他——而真實原因，是他有資助我出逃的嫌疑。
李必豐面臨審判，有可能面臨10年以上的重刑。這比作家卡夫卡的小說《審判》更加荒誕，卻吻合了卡普欽斯基作品的種種細節，比如寫海爾•塞拉西獨裁者的《皇帝》，以及寫前蘇聯的《帝國》 。
我曾經16次被中國政府阻止出境，最後自己從界河走出來，這被西方讀者視為"傳奇"。可不為人知的李必豐，數次偷渡，數次落網，已經"傳奇"得令人髮指。比如第一次，也就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他在鋪天蓋地的《通緝令》中，居然穿越重重荷槍實彈的關卡，從四川到雲南，又從雲南繞過邊防，一頭扎入原始森林，抵達緬甸。他以為脫離中國共產黨就自由了，卻不料落在緬甸共產黨手裡，他被游擊戰士押回邊境，一根長長的繩子束著他的雙手，他像遭到販賣的奴隸，牽在拖拉機後面，跑呀跑呀，跌倒又爬起來，轉眼就鼻青臉腫了。緊接著，他淪為中國邊防軍人的足球，被來回踢，昏迷了好幾次，又被涼水潑醒。他差點被折磨致死，卻沒死。
還有一次，他與境外的人權組織聯繫，企圖偷渡去香港。按照約定，他在被一面鐵絲網隔成兩邊的中英街徘徊，手裡捏著作為接頭暗號的雜誌，卻始終無人前來接頭。他再次被捕的畫面具有戲劇性，邊防武警叫聲"不准動"，就徑直走過來。他急中生智，竟然把裝有《判決書》和若干詩歌小說手稿的旅行袋凌空拋往那一邊。 "當時香港還沒有回歸，名義上還是英國人的殖民地。 "他説，"我出不了國，我寫的文字總算出國了。 "——可是，那些邊防武警，在給他戴手銬的同時，卻拉開鐵絲網，去英國人那一邊，將剛剛"出國"的罪證撿了回來。
就這樣，當局搜走李必豐幾百萬字的罪證，卻不以書寫罪判決他。中國有多少政治犯，是以經濟罪判刑的？藝術家艾未未也犯了"偷稅罪"，而李必豐資助我出逃罪，比偷稅罪更端不上桌面，況且，我從未接受過這個獄中難友一分錢。
我自由了，我的朋友卻在監獄裡，如此，我能夠真正自由嗎？卡普欽斯基作為紅色波蘭的駐外記者，一生都在為祖國之外的人們寫作，由於他的筆得罪了異國獨裁者，他曾四次被缺席判處死刑。他為他人的自由而戰，為留存世界的真相而戰。他說，作家的眼睛和心靈，是攝影機，是用來記錄的。
這就是報導文學的偉大之處----虛構性的純文學，或許是為自己而寫，為彌補人性的某種缺陷而寫，而報導文學，是為茫茫人流或滔滔血淚而寫，是為一隻螞蟻或一億隻螞蟻的哭泣而寫。緣於此，我寫出了《中國底層訪談錄》，我堅持了近20年，講述了300多個中國底層故事，我得到來自波蘭，這個出產過蕭邦、保羅二世、瓦文薩、米沃什和卡普欽斯基的遙遠國度的褒獎。
但願我沒有離題，因為李必豐也是廖亦武報導文學的源泉之一。我感謝華沙市政府和市議會的寬容，感謝您們對一個中國底層作家的高度讚美，同時，也感謝評獎委員會，從台上五位入圍的作家中，選擇我最終折桂。
這個報導文學受獎辭的結尾，是李必豐的一首詩，叫《在這個國家，我們只有冬眠》，下面我來朗讀，波蘭文翻譯是我的朋友Weronika Byrdy。
但冬季過早地來臨
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
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供奉
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
凍得漸漸斑白
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
冬季來了
我們都愛冬眠
心臟累了
血液累了
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廖亦武
2012年5月11日於華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