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的文章介紹了謝貽卉所拍攝的講述中國少年勞教犯的記錄片《大堡小勞教》。謝曾和譚作人合作完成四川地震中學受難校調查報告。謝的紀錄片跟著《四川日報》原記者、右派老人曾伯炎來到四川省峨邊縣大堡鎮的勞教農場，採訪了包括生還者在內的眾多證人。從1957年開始，中國學蘇聯改造流浪兒，把勞教對象擴展到未成年人。被送到那裡的10至17歲的青少年高達四、五千人。到1961年停止這一做法時，數千人因飢餓、疾病而死去。文章稱該紀錄片“充滿了有關勞教罪惡的知識”，不僅為這段鮮為人知的極權劣行提供了活證據，具有歷史意義，“而且，特別在今天有關終結勞教制度的決策依然猶抱琵琶的時刻，它更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 該片將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紀錄片收藏項目收藏。
清明悼亡魂：中國少年勞教犯倖存者的證詞
——看謝貽卉紀錄片新作《大堡小勞教》
貽卉：
我在激動不已的心情中看你這部作品；下面這些意見都是我在一個上午看片的過程中斷斷續續地寫下的。當然發給你時我做了些調整和整理，看片的每一分鐘，我都想向你和帶你尋訪這些倖存者的老先生致敬，我也要向和你一起在各種程度上進行了這項歷史尋訪工作的人致敬，你們做了多麼偉大的努力，使中國社會這一幕驚人的慘痛歷史為世人所知。
影片導演：謝貽卉
（謝貽卉曾經和譚作人一起完成有關地震校難的調查報告，她也是我的五部紀錄片系列《我們的娃娃》、《公民調查》等最重要的合作者）
影片隨著《四川日報》原記者、右派老人曾伯炎的尋訪開始，老人自己曾被打成右派送去四川峨邊沙坪農場勞教。當年的他親眼目睹旁邊的山溝，有幾百孩子被集中在那裡勞教。他後來得知，有四、五千未成年人被強制性地集中在距離沙坪農場場部70里外一個叫大堡的地方，這是沙坪農場的一個分場。影片以他在著作《坑孩記》中的敘述開始：“當時，我驚恐得毛骨悚然”。
曾伯炎先生在採訪當年慘劇中的倖存者林憲君
隨著尋訪的足跡所至，我們看到了這一慘劇是怎樣開始的。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四川省峨邊縣大堡鎮的勞教場所集中了數千孩子，這在一開始是源於學習蘇聯改造流浪兒的實踐。這些孩子，小的十歲，大的十七歲，他們因各種原因但主要不是犯罪而被收容——因為一點小的過失，因為父母的疏忽；因為父母認為勞教是為孩子提供學習勞動機會；還有的就只是因為公安要完成抓犯人的指標……這些少年人在大堡經歷了非人的折磨，很多人最後死在那裡，無人知曉。
影片中埋葬了無數孩子們的大堡山野
有關勞教罪惡，我們目前耳聞的主要是今天成年人的經驗；而這部影片揭示了勞教制度的起源。它是在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高潮中由國務院公開發布的，當時有很多右派都被送去勞教，其遣送範圍也擴展到所謂壞分子。但針對少年兒童的勞教，特別顯示出其混亂非法的特點，因為它模糊了罪與非罪的邊界；它似乎是為了教養失去監護的孩子，這裡也模糊了福利和懲罰的邊界。但是從當事人的回憶來看，從一開始，它就是在罪惡與懲罰的範疇裡實施的，以至於在孩子快要餓死時，父母親自去討要也要不出來孩子，因為管教幹部說，他們是罪犯，沒有改造好。在新中國當時的領導人看來，社會環境必須純淨無暇，它不能有流浪兒，也不可以看見偷盜和兒童行為中各種無足輕重的小錯。於是，在勞動“教養”的幌子下，一場針對貧困和資源匱乏者的強制性收容開始。被騙入、抓入勞教農場的孩子們，其吃住簡直與納粹集中營無異，雖然沒有焚屍爐，但隨之而來的大饑荒，讓這些孩子陷入比焚屍爐更悲慘的死亡：一場曠日持久的飢餓。
1959年的收容勞教通知書，2007年核對。
我看著這一幕幕回憶，深深感覺到，這部紀錄片對歷史的揭示意義是非凡的。我想今後人們研究所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中國的反右運動和大饑荒，討論極權的理論和實踐，都必須要看這部紀錄片。它提供的歷史證詞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可能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一部這樣的紀錄片。
如果沒有這樣的記錄，這些孩子們的悲劇就湮沒無聞。就此來說，歷史紀錄片是一種搶救式的行動，迫不容緩。四川很多老人，曾經做了大量的文字記錄，他們有這樣的歷史自覺。像曾伯炎幾年前就寫過《1958年的桃李劫》這樣的文章，被收錄在王建軍編輯的一本非正式出版物《五八劫》中，我記得其中提及大堡作業區發生的這幕慘劇，文字不多。曾伯炎的尋訪與紀錄片人的合作真是相得益彰，如虎添翼。在你的紀錄片之前，沒有人做音像採訪，沒有影像。你填補了這一紀錄片的空白，不僅有著巨大的歷史意義；而且，特別在今天有關終結勞教制度的決策依然猶抱琵琶的時刻，它更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這是你，是獨立的歷史紀錄片工作者對中國社會轉型的貢獻，對此，給予多高的評價都是不過分的。
這部片子採訪紮實，片中出現了相當多的親歷者。如果你能採訪的人很少，作品不免顯得單薄，例如你的第一部紀錄片《右派李盛照的飢餓報告》，雖然已經非常出色，但其震撼力不如這一部。你的這部《大堡小勞教》，堪稱鴻篇巨制了，其特點之一就是有眾多證人出場。就此而言，較之獨立的歷史紀錄片的里程碑《尋找林昭的靈魂》，你這部紀錄片都有超越。因為，林昭紀錄片中的很多證人，他們是北大的知識分子，已經寫有關於林昭的一些文字回憶，觀眾可資以參照。但是小勞教中的親歷者，全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這就是紀錄片的一種發現——尋找到了新的、眾多的勞教史證人，使他們集中在鏡頭面前，提供了人們迫切需要了解但一無所知的視聽證據。特別難得的是，這些被採訪者中，還有當時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管理小勞教的人，他們也是右派，有的是組長，有的是醫生。不同身份的人構成了不同的敘事角度，讓人們能夠多個側面地了解這些小勞教的經驗。
為什麼我們需要具體的經驗？為什麼這些證言如此重要？我認為，極權社會是通過概念來控制人們思想的。這個概念，用理論的話來說叫做“話語權力”。它將權力和權力者用以維持自己統治的言說神秘化，依靠專制暴力來維持。所有不符合這個話語系統的論述、意見被妖魔化，納入禁忌系統；而表述了這樣觀點意見的人（例如右派）以至於不符合理想社會想像的人成為社會的賤民階層，被打入人們看不見的地獄。
這些賤民，在這部影片裡，他們不屬於有右派言論者，僅僅是不符合烏托邦理想的孩童，紀錄片把這些賤民之子的經驗，重新打撈出來。我們聽到這些親歷者講述，怎樣被任意地送去勞教，勞教的概念如何混亂。它實質上竟與過去涼山彝族綁架漢族少年的學奴制無異。
當年的小勞教講到當時勞動的場景，如何度過大饑荒的年代，怎麼吃（飢腸轆轆也吃不下的蘿蔔羹等）、怎麼睡（兩三百個小娃娃全部睡在工棚等），他們的日常起居、勞作以及怎麼活下去的情景。採訪內容還涉及到，對這幾千少年勞教犯，勞教方如何進行管理？親歷者們談到的情況包括欺騙、威嚇（體罰）；個別情況下，也有諸如多勞多得的作法，使某個勞教隊的少年們略吃得比其他隊好一點。
在這些回憶中，我們看到了極權社會中重要的心理經驗，這一層面，也是紀錄片的獨特貢獻之一。這種心理經驗，一般是不容易看見的，採訪的深入也表現在這裡。小勞教們講到面對死亡的冷漠，因為發生得太多、太頻繁了。最多的一天失去十二個孩子，其中有一個孩子，被送進死人堆裡，第二天下雨被淋醒，他爬回去的時候，又差點被當做鬼給打死——持槍者舉起了手槍，持棍者拿出了棍棒。還有的孩子留下這樣的遺言：請把我埋在向陽的山坡，因為我怕冷。一位組長講到“死亡的氣味”。當事人記憶中的這些印象，幾乎超越了人性的界限，給觀眾帶來的壓迫之感，令人窒息。
影片的採訪是如此的深入，結實，沒有任何虛誇。這些在大饑荒中餓死的孩子們，有撿野菌子吃被毒死的，有銜著無鹽的竹筍被毒死的……還有的身體上長出了節節，被醫生報上去檢查發現是吃了生螃蟹、蚯蚓而得了“皮下型肺吸蟲病”，結果，一些孩子致殘致死。當年的醫生說：死亡證明都只能寫多功能衰竭，或者因病死亡，決不能寫營養不良水腫。其中有一個醫生如實寫出，馬上被綁送監獄。
你的新片無情地敲打著觀眾，將這些具體的經驗投向他們。儘管難以忍受，我卻不得不說，經驗正是我們今天必須結束極權專制的出發點。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迫切地需要這些經驗，需要作為紀錄片的論壇或者說是公民法庭，以便對過去進行審判。而審判歷史罪惡，必須有證人出庭，證人必須要提供證據。所有這些證據，構成一種新的知識，就此而言，知識就是力量。而這部紀錄片，充滿了有關勞教罪惡的知識。它不是概念或者立場態度，它是以人的生命為代價的經驗，是對苦難的感情體驗。作為這樣的知識，它具有不可抵擋的認知力量，在這種實證的知識面前，所有關於勞教合法性的概念灰飛煙滅。
說到經驗，人們對大饑荒當然不是一無所知。有關大饑荒的人禍，已經有了楊繼繩的專著，它已被翻譯成了英文；此外也有東夫關於四川大饑荒的專著《麥苗青菜花黃》。但是，我們還必須要看見，即與歷史的親歷者面對面。這就是紀錄片的強項，讓我們看見親歷者，聽他們的講述。
從影片中的證言來看，所有這些親歷者，其體驗刻骨銘心。我感到，採集這樣的經驗儘管困難，但還不是最困難的，因為，所有當事人都有一肚子話要說。問題在於，偌大個中國，有幾人在做這種歷史經驗的採集？以至於去年還有著名報社編輯否定說發生過大饑荒餓死人的事情。而今天的許多都市年輕人，既不關心也不知曉，就在中國，發生過人類歷史十倍超過猶太人大屠殺的慘劇。我們能看到、聽到這些親歷者的敘述，多虧了你的艱難跋涉和奔波記錄——今天我在電腦上播放影片，每一分鐘都想到致敬和感恩。
拍攝歷史紀錄片的另一個難度在於，很難重現當時的場景。對於這個難題，你也努力克服。一方面，你在片中呈現了當事人的照片、檔案（半個世紀之前的收容勞動教養通知書——這是何等寶貴的史料）；每一個人的身份中都包括了被勞教的原因，這樣的案情證據，恰當而且有效力。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採訪者和被採訪者關係的水乳交融。因為，沒有信任和交流的親和性，是很難得到相關資料的。另一方面，你帶觀眾返回到當年的勞教場所，拍攝了山頭猶在的那些破樓、宿舍包括牆上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期的標語。你讓我們看見那些荒山野嶺、深溝亂林。
作為敘事中的陪襯和轉場的影像，其中主要是今天的大堡以及重慶成都周邊鄉鎮的生活場景：蜿蜒向上的巷道、令人陌生的升斗小民（目無表情，沉默的大多數）、鄉村里孩童、挖野菜時的山野植被。這些畫面一方面喚起一種認同感——當年勞教者，也就是十幾歲的孩子啊。另一方面，它也帶來一種聯想。在鄉村，過去和現在，其實又似乎沒什麼區別。除了人們大體可以得到基本的溫飽，他們的權利又增長了多少？
不同尋常的是，你將有關歷史的爭論納入了紀錄片。曾伯炎老人是執著的，他把歷史的責任背在背上：“要把它保存到二天后世的人都曉得，我就有口氣我都要幹，爬都要爬起去”。你與他一起跋山涉水，買票、在公交上顛簸，我能想像你們是何等的辛苦和堅毅。可是，當你們從小山村、勞教所附近甚至麻將桌前找到當年的親歷者時，人們卻並非都能理解這種尋訪的意義。當事人提出的這樣的問題：“你說政府錯，政府錯是肯定的”，但有不少少年，是被父母送進去的！這個問題，敘事者沒有解答，而觀眾不能不去問：人性是怎樣被扭曲的，這又是為什麼？
在紀錄片進行到一半的過程中，你呈現了兩位當事人的爭執：到底為什麼要回顧這段往事？一位倖存的老人說，過去的事就不提了。而曾伯炎先生說：“人家的目的就是要抹去！你還幫人家抹去！這個歷史就變成啥？美好的了，就把那些娃娃哄完了！ ”另一位依然說：“這些哄嘛，正常的”。曾伯炎先生更激動地反問道：“正常，咋個正常呢？ ”
在這裡，影片保存了歷史受害人對於記憶與遺忘的爭論，是非常精彩的。它直接向當代觀眾提出了問題：我們對歷史悲劇應該有怎樣的態度？換言之：我們真的有態度嗎？這些爭執為觀眾創造了一個新的視角：我們不僅是在看歷史，我們還在看對待歷史的立場；我們更是不得不接過當事人的問題，來思考：歷史的經驗實際上如何在逃避記憶。那種今日已比昨日溫飽是一個理由，而這個理由正是今天的主流話語。另一個理由是當事人“無力回天”之感，那麼，我們可以怎麼辦？因為無力，把這驚天慘劇埋葬在遺忘？更何況，正如老人曾伯炎先生所揭露的，在百度上搜索，四川沙坪勞教所有關敘述中，這段歷史被描述為：“這幾十年來，我們改造好了六萬五千多人輸送到社會。 ”“它就沒有說還有幾千人埋到那個山上”。
你用很多鏡頭呈現了曾伯炎老人的行走，他行走在歷史的溝壑中，他在揀拾被措辭為“改造好了”的孩子的白骨。為了什麼，他回答說：留給後世。他的執著和你的更為驚人的努力（從經驗上說，你並不是那段歷史悲劇的直接債權人；從體力上說，你一直深受疾病折磨），呈現了今天中國獨立的歷史紀錄片的道德和美感——對歷史承擔責任，勇往無前，義無反顧。正如曾伯炎所說：“大堡這個事，人性跟人權完全毀了的”。在社會瀰漫的普遍冷漠和麻木中，在幾千個無辜被葬送的犧牲者的魂靈面前，這種維護人性和捍衛人權的毅力，驚天地泣鬼神！
你讓我提些意見，以上就是我看了半部紀錄片的印象。我有幾次激動地想給你打電話，但是我口頭上可能說不清楚，還是要藉助文字來清晰地表達意見。我還想說，從技術角度講，該片亦無可挑剔。比起你上一部作品《右派李盛照的飢餓報告》，除了內容的豐富和完整，其它也是準確到位。像有關鏡頭的運用、轉場、鋪墊、反應鏡頭，穩定性等等，看過十幾分鐘便知。成熟的鏡頭運用、充分的空鏡頭，有關勞教舊址的各個角度的場景，都令人印象深刻。
還有個優點是，你的採訪很安靜（基本上聽不到採訪人的聲音），過去我看友人的採訪，常常忍不住挑剔說：話這麼多！有時甚至是明知故問（當然，可以理解的原因是站在觀眾立場上提問，但是我還是不太傾向於保留導向性過強而且又隨意介入的芝麻話，我意思是羅嗦瑣碎）。看你的剪輯，非常乾淨，這樣有利於觀眾在安靜的心態下傾聽和反思。
假如要提點意見的話，我還是覺得開場的音樂最好刪去。你內容已經足夠強烈，需要觀眾靜，不需要定調子，調動感情。此外，我還建議你把這個107分鐘的長片分為上下集（給出中場休息的時間），這樣有助於觀眾集中精力，把它看完。由於技術原因，我沒有看到你的下半場，殊為遺憾。僅此，我也要寫出如上的印象，以表達我的無比的敬意。尤其是，在一個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心境中完成這部作品的剪輯，幾乎是置於死地而後生之作。我寫了上面這麼多，你能感知，你有著何等的潛力繼續前行。作為一個行動的榜樣，你給我的激勵是難以言述的。
你可以把下半場（60分鐘以後的單獨刻錄一張，用mpeg 格式），這樣我能獲知作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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貽卉：
我在將近一個月前給你寫了上述文字，今天上午我打開你新近寄來的碟片，看到了上次沒有看完的後三十分鐘的內容。實在說，承受這些痛苦的記憶太困難，我幾乎一直都想逃避。這哪裡是所謂的勞教，它就是發生在1960年代中國的奧斯維辛悲劇，是遭受集體滅絕的慘痛記憶。
沒有什麼比這些倖存者的記憶更能表現勞教的非人性質了。在大饑荒中，飢餓的孩子們為了生存跑到附近去偷糧食，他們被管教暴打——當老人掀起褲腿，就能看到留存至今的被管教踢爆的傷疤。他們被村民群毆——為了保衛糧食，附近村民捉住了小勞教用火燒，剁下他們的手指頭，把辣椒塗在男孩的生殖器上；把孩子扣在籮筐地下，上面壓上大石頭。小勞教們自己也在弱肉強食的環境中變得殘暴，自相殘殺，女孩子互相批鬥時發明了針刺乳房，牙刷刷陰道……這一次次地讓我想到二戰中的奧斯維辛，但比奧斯維辛更殘忍！因為在人吃人的環境中，受害者自己的人性被徹底剝奪，他們成為各自的劊子手。
半工半讀的勞教神話徹底破滅，1961年，孩子們陸續被解除勞教；1962年，大堡作業區被撤銷。倖存未得餓死的孩子們，被背走，被抬走，爬到擔架上，在勞教工廠和勞改農場調養好身體後成為童工……接下來，當局安排了一些人去亂墳崗上插標籤，死難者的名字與墳墓無法對號，張冠李戴。當家屬們來要人時，他們僅看到死亡標籤，根本不知那可能是另一家孩子的孤魂殘魄。
最後的場景，非常震撼，在新中國少先鋒隊隊歌的旋律中，幾位老人在那一片埋藏了冤死者的樹林裡，掛上寫著一個個小勞教名字的白絲帶。
相對於這樣的痛史，一切語言都失去了分量。
我願你盡快完成最後的細節，我相信，這部填補了歷史空白的紀錄片，將會引起長久的討論.如今中國高層在有關廢除勞教制度的決策方面依然顯得舉棋不定，你的影片的問世，必是對這一反人道、反人類的惡法一記致命的打擊。
2013年2月4日，28日再改，清明前配圖發出，以志紀念。
該片將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紀錄片收藏項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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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曉明
廣州電話：86-20-3997 6279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