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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一代,该反省了

2014年02月10日

十多年来,我每次回到北京都担心遇到八九年的那些朋友,因为“落日”以后那些交往的时光不总是令人愉快的。这些不愉快的记忆越来越提醒我,在我高屋建 瓴地为1989辩护的时候,是否应该反省我们--八九一代自己,反省我自己?

八九以后是一个漫长的严冬,我们象失去家园的孩子,突然站在无人的旷野上。记忆广场不仅出於良知的自我追问,也成为自我确认的一种内在需要。问题是, 当政治资源突然短缺的时候,我们惊慌失措,自我确认往往异化为一种否定人格; 或者通过贬低朋友来自我凸现,或者不择手段地在商业上、政治上进行投机主义的攫取,并以此来回报自己的苦难和飘零。

八九一代存在严重的道德缺陷。我往往感慨,我们都倡导宽容,但是,没有比八九一代内部的不宽容更严重的了。在90年代初所有的聚会中,都可以听见令人脸红的对不在场的人的人格攻击。在一个严寒的季节里,我们这些孩子在最需要抚慰的时候却互相扔石头,这本身就是令人绝望的。这是悲剧以后的悲剧、悲剧之上 的悲剧。令人遗憾的是,悲剧远远没有结束。即使不是道德攻击,争论中所体现出 的不宽容,那种独断、那种激动,同样是可悲的。而与这种道德缺陷相对的是,八 九一代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事实上,面对流亡的幽灵,我们首先是有罪的。在九十年代骂风日长、甚至以此换钱的文化批评浪潮中,也许八九一代是最没有资格唾沫横飞的。但事实上,“骂手”在八九一代中层出不穷。

更耻辱的是,基本的是非观念被原始的利害观念所取代,它说明八九一代的启蒙理性远远没有告别灾民理性。这突出表现在,当有人因坚守而沉陷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不是怀抱敬意,并对自己的懦弱和老於世故而怀有忏悔,而是为自己的“成熟”或“幸免於难”而沾沾自喜,甚至通过批判那些倒霉的人而自我夸耀。我们理论的勇气,我们跟自己的朋友争论的勇气,面对结构性的重压都烟消云散了。我知道,恐惧并不值得刻意谴责,我要谴责的是对这种恐惧的各种表演,特别是以成熟或学术名义的那种掩饰,对受难者的智慧、人格进行攻击的那种掩饰。

八九一代还普遍患有严重的政治幼稚病。比如,怀疑内奸这种令人可笑之事经常发生。这种“间谍恐怖症”不仅说明了我们这代人对我们所反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忠诚,也说明了我们对自由运动基本特征的无知。这同样跟个人生存危机、精神危机有关,因为将他人攻击为“内奸”可以暗示自己的敏锐和清白,并以此指向更多的政治资源。最可怕的是,一些年长的人也同样患有这种精神疾病,这些精英们远远没有把他们背熟了的自由思想内化在自己的灵魂中,贯穿在具体生活实践中。自由主义在中国堕落为彻底的学术谎言。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思想和学术的争论才成为九十年代的问题。对学术纯洁性的捍卫在别处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中,它的动机是可疑的。

“间谍恐怖症”不能理解自由的本质在於其公开性。即使有个别所谓间谍,自由从来不需要回避,因为自由是无所掩藏的,它在房间里讲的话可以和任何人讲。自由没有具体敌人,它的敌人是一种观念。

间谍恐怖症伤害了无数朋友,这是来自朋友的伤害,这是被国家伤害以后的伤害,这是极端不人道的伤害。而被伤害的朋友由於信仰的缺乏,往往通过反伤害来作出反应,这构成了一种可悲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八九一代应该知道,我们深受着五千年的专制主义毒素的影响,深受着五十多年的斗争哲学的熏染,我们是它的产儿。我们的懦弱、我们的不宽容,我们的“资治通鉴”智慧,都说明了我们和自由的巨大距离。我们的身上充满了我们反对的各种政治病毒。这种病毒最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那就是在中国的“奥斯威辛”以后,忏悔和反省严重的缺失。

八九一代是缺乏忏悔精神的一代。事实上,作为苟活的幸存者,作为冷漠的旁观者,从广场出来的一代人应该更具有忏悔意识。但事实正相反,这种道德贫困反而激发了内部的不宽容,反而武装了一种变态的权威人格,反而成为建立各种小圈子的心理背景。自由主义的圈子癖--无论是理论自由主义还是行动自由主义,同样是令人汗颜的。

不仅如此,对八九一代进行批评,往往还被指责为为权力开脱罪责。这真是一 种莫名其妙的逻辑:批评A就等於赞赏B?大悲剧的具体大是大非是非常清楚的, 是这篇文章的写作前提。自我反省丝毫不意味着把悲剧的责任转给学生,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两篇文章的问题。对於持这种“全局主义”观点的人,我建议她读一读我为1989辩护的相关文章。

问题还在於,这种观点有一个灾民理性的前提,即认为自我批评会损害自由的 名誉。朋友们,我的看法正相反,自我忏悔是挽回荣誉的唯一正确道路。这不仅是“功利主义”的需求,更是精神自由的最高需求,是良心的诚实体现。

在八九一代坚持不反省的十多年里,恰恰由於忏悔精神的缺乏,我们的名誉已 经损失殆尽。在海内外中国自由名声扫地的时候,在自由还沉陷在黑暗中而我们因 恐惧而蛰伏的时候,在权力体系还坚持伟大光荣正确并讥笑忏悔理性的时候,八九一代该深刻忏悔,深刻反省了。

对八九一代的批评,更是我对自己的反省。我没有资格把自己从上述指责中摘除掉。我知道,我就在其中,那些令人唾弃的缺陷不同程度地存在於我的灵魂中或行动中。我在北京对九十年代的疏离,事实上也是对我自己内心黑暗的恐惧和疏离。现在,我愿在这里把我自己从控告席上拎出来,尽管每个批评者都钟爱那个位置,或总是不经意地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但那种存在状态是不真实的。没有人生活在别处。

现在我也在这里向我的天父祈祷,希望他赐给我勇气,为我那深深不义和懦弱低下我否定性的头颅。

1999.5.28。初稿
2001.7.3。定稿
原载《民主中国》并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