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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书展日记

2010年02月05日

巫敏

2009年10月9日

凌晨5点,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时差使我异常疲倦。8小时的旅途中,我几乎没阖眼,一直在读有关中国出版方面的书。我这次到法兰克福,是受一家 出版杂志委托,报导法兰克福书展,写一些关於中国出版业的文章。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展销会。中国是今年书展的主宾国。中国政府对成功举办奥运 会仍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把这次参展活动称为出席图书奥林匹克。中国不仅慷慨解囊贡献1500万美元,而且承诺派出2000名作家和出版商前往法兰克福参 展。在全球出版业衰退、书展万分萧条之时,举办者对此怎能不欢迎?

通常情况下我不报导书展,因为对我来说太枯燥。但这次不同,我对出版自由的话题很感兴趣,用书展主席约尔根布斯的话说,“出版自由是书展的柱石”,但是,一个监禁异见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国家有资格做书展主宾国吗?

通向海关和行李处的过道很长,我麻木地跟着拥挤的人流走。在取行李的圆盘旁边,我注意到一个超大闪亮的广告牌,上面是书展主宾国中国的徽标。那是由一组红底白色的汉字构成的一枚中国图章。我一抬头又看到墙上方挂有一架电视机,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在翩翩起舞。

一位年轻的黑人见我盯着中国广告牌,就迟疑地向我走来。他用流利的汉语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回答:“是的”。变化真大呀。10年前我来德国 时,人们都以为我是日本游客。仅仅几年,中国的知名度大大提高。这位年轻的德国人出生於埃塞俄比亚,曾在成都学习过一年。他热情地谈论他在那里的体验。我 本打算听听他对中国成为主宾国的看法,但由於疲倦,我改变了想法,我实在无意跟任何人深谈。

当我走出机场时,我清楚地感受到中国无处不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感觉从未如此之好。许多美籍华人批评中国的人权,但也为中国的形象的改善感到自豪。

2009年10月10日

四川诗人和作家廖亦武本应参加今天在柏林市举办的亚太自由节,但中国政府禁止他出国;在这之前,他曾12次申请出国,但都被拒绝,当地公安机关认为 他出国会给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我不晓得一个作家怎么会威胁国家安全?1989年“六四”悲剧发生后,他曾因写一首题为《大屠杀》的诗而被监禁四年。

廖亦武被拒出国一事在德国媒体掀起一场风暴。回到旅馆,我在谷歌上搜索廖亦武,竟然发现当天就有76条相关新闻报导,这使得廖亦武的德文版《幺尸者》荣登德国《明镜》杂志10月份畅销书榜。

我的朋友米奇是国际笔会的一位编辑。他听到廖亦武的遭遇后,发给了我一个电子邮件,他说:“一个崛起泱泱的大国,至少应有一些自信和坚固感。它应聪 明地意识到让自己的作家自由表达可巧妙地展示自己的软实力,其利远远大於弊。害怕作家给政府造成危害,是一种愚昧的恐惧症。”

2009年10月11日

我在法兰克福市区閒逛。老歌剧院前到处张贴着中国钢琴家朗朗的宣传画。朗朗也是中国参展团团员之一。他将在开幕之夜演奏。现在,朗朗都快成了政府的 吉祥物。他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奏,最近还在纪念中共建政60年的一个电影里扮演角色。我不禁想,邀请这些国际明星到一个普通的商业展销会,是不是太过 分了?可惜篮球明星姚明不是以爱书着称,否则政府也很可能把他请来在展厅中炫耀。

可幸的是,欧洲媒体大量的报导抵消了这些消极现象,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不容异议作家的关注。

在地铁站,我碰到了流亡诗人贝岭。他一副道士装束,长发宽袖。我以前就认识贝岭。2000年,他从美国回大陆发行他的诗刊时被抓,我曾采访过他。最 近他又成为新闻人物。就在9月份,他和中国异议记者戴晴被拒参加跟书展有关的一个研讨会。迫於公愤,组织者只好再次重申对他们的邀请。但他们出现在会场 时,所有中国政府的代表成员离席抗议。据报导,中国前驻德大使梅兆荣说:“我们不是来接受民主教育的。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问贝岭在研讨会的经历,他摇头叹息,他和戴晴感到非常孤立。“没人支持我们,中国政府极其傲慢。”他回忆说:“主办者再三为我们的出席向中国政府道歉。”可幸的是,欧洲媒体大量的报导抵消了这些消极现象,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不容异议作家的关注。

贝岭说,他这次被邀出席书展,主办者甚至已经允诺让他在闭幕式上发言。在地铁上,他告诉我说:“我无意来干扰书展,我只是希望能与中国官方代表团分享同一平台,进行一些有益的对话。”

2009年10月12日

今天,我与编辑一道参观了中国主宾厅。李继伟是厅内“中国亭”的主设计师。他个头不高,嗓音温和,身着时髦的黑色夹克。他一边耐心地指挥安装设计, 一边回答记者问题。李告诉我们,中国亭意在展示中国文明中四大要素——纸、墨、字和书籍。他的核心作名为“书山”,是一张巨幅纸张飘飞在由线装中文书组成 的书架上。那纯白色的背景使人仿佛置身於现代艺术馆中。采访最后我了解到,李是北京奥运会著名游泳馆“水立方”的设计者。中国确实出招漂亮,此次以绝佳阵 容出击书展。

回家路上,我在孔子学院的摊位驻足。孔子学院是中国教育部为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而设立的机构。这个亭子占据一个显眼的位置,以巨幅萤屏播放有关中国 的短片。来自欧洲的15个国家的大约30个孔子学院将在这里展示他们的服务和教科书读物。这将是这个机构在书展的最大展示。伴随着中国影响日益增加,孔子 学院发展迅速。目前,357所孔子学院分布在94个国家。

晚上,我在一家意大利餐厅跟一些作家朋友聚会。我正巧坐在书展一位公关官员身旁。他抱怨说,欧洲媒体批评中国参展姿态有些过分:“我们不过是举办商 业展销,又不是人权集会。”他的话使我联想起北京奥运会时的一些观点。有些运动员呼吁,媒体该多报导体育而不是政治。不过,这次跟其它书市有区别,德国刚 刚庆祝柏林墙倒塌20周年。此时,媒体对任何共产主义政府打压异见的事件都很敏感。这是极为正常的。

晚上,我听说中国政府对媒体的负面报导感到沮丧,认为这对中国“不公道”。据悉,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甚至想放弃在开幕式上讲话,但他的随从觉得不妥。

2009年10月13日

今天书展的气氛有些紧张。就在开幕式前3个小时,一大队身着背后印着“警察”制服的男女出现在会议厅外的通道上。我预料会有些抗议冲突事件。下午4 点左右,我在进开幕式会场前,特意在附近走了一圈,未见任何抗议者。一大群身着蓝色西服套装的中国人与表情严肃的德国人陆续入席。其他参展人似乎对这个开 幕式毫不关心,他们手提不同包袋、急匆匆地朝各展厅走着。早上,两个美国出版商还送给我两张门票,说:“如果你不能去,就送给其他人吧。”他们果然有经 验。开幕式上一个接一个的讲话,平淡无奇。幸运的是,其间无人喊叫,也没人向主席台扔鞋子。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莫克尔友善地握手照相。但他们一登上主席台,就以各自特制的调门,去取悦自己所代表的观众。

我大略记了点莫克尔发言的精彩片段。她回忆自己在东德共产主义时期的经历时说:“书被独裁者烧毁和禁止。”她接着在提到一些勇敢的西方人没有送橙子 而是偷运书籍进东德时说:“书揭露出的问题会威胁极权统治,因此书在推翻东德专制中起过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豪地说,书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习近平则平静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他呼吁加强文化交流,但是世界和平。他说,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学习而不是相互排斥,这样才能建设一个和谐世界。

在作家莫言(《红高粱》的作者)做主题发言前,我离开了。当着习进平等中国党政官员的面,我认为他不会说心里话的。我即刻去了法兰克福火车站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见一些朋友。我们刚落座,就看到另一群人蜂拥进来,我立即认出戴晴和贝岭。

“书揭露出的问题会威胁极权统治,因此书在推翻东德专制中起过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豪地说,书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莫克尔

年届70的戴晴显得年轻而有朝气。1995年,我在北京的一家宾馆采访过她,那时有几个便衣警察坐在周围,密切监视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戴晴还是 那么坚定。她兴奋地评论着莫克尔的发言。当我问她对莫言的发言的看法时, 她转了转眼珠说: “太多空洞的口号。”莫言的作品《红高粱》曾经在大陆被禁止,但他发言时竟说不同的国家有相对不同的自由以及中国作家正享受着自己独特的相对自由。他这段 话也引起了饭席间一个商人朋友的反对。这位商人说:“如果作家仅可以在私下自由谈论,任意批评政府,但他们的这些观点永远无法在政府控制的媒体发表或出版 社出版,你能说他们享受言论自由吗?”

“当你们纪念柏林墙倒塌时,你们是否想到过20年前的中国以及学生抗议运动?”—马建

在餐聚上,我还被引见给北京作家周勍。他曾写过一本记录中国食品对儿童危害的书,周现在正在德国做访问作家。一头长发披肩的他,散发着中国北方人特有的温暖和坦诚的气息。周说,2007年在北京时,因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他曾被秘密警察暴打。

我提前向各位告别,赶去美丽的法兰克福歌剧院听朗朗的音乐会。音乐会本是给外国人演奏的,但身着蓝色西服套装的中国人再次占据过半的座位。朗朗以其 一贯夸张的演奏方式,摇晃着脑袋,演奏着他的拿手作品《黄河钢琴协奏曲》。这个作品原是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1939写的合唱作品,文革中江青授意将其 改编成一部具有强烈政治宣传意味的钢琴协奏曲。听这个作品时,我总感觉不舒服,因为这部作品明显地用音乐语言曲解了40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它夸大了中共 在抗日中的作用。在第三乐章,当歌唱毛泽东为中国救星的“东方红”奏响时,我感到很刺耳。朗朗居然在全世界传播这个宣传品,使人纳闷。就在听众被这个过去 的儿童天才所鼓噪时,我悄悄地离开了歌剧院。

2009年10月14日

书展今天开市!在书展进口处,挤满了身着蓝色西服套装的中国人。我记得许多年前,中国大陆在欧美公派旅游的人总是结队而行,都一律穿着不合身的灰色西装。现在中国官方代表团仍然结队而行,但他们衣着合体时髦。如果在公众场合不大声喧哗的话,他们真还显得时髦,沉稳练达。

今天,我的关注点是中国出版,特别是民营出版社的情况。我想写点关於最近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一个新规定,其中承认80年代以来就存在的民间 出版社的合法地位。此前许多年中,民间出版商为了生存,必须掩盖其出版业务,谎称自己只搞发行或谘询,并且他们还必须从国有出版社那里购买书号。根据新规 定,民间出版商现在可以公开出版作品,但还是要与政府出版社合作。“这都是意识形态的考量”,一位民间出版机构的编辑对我说。即使这样,他说新规定标志着 进步。

我一整天都在充斥着红色主题的中国展区。鲜亮的色彩并没吸引很多参展者。整个中国展区有些空荡。我在各摊位间转悠。大多数书不是中文教材、旅游指南 和烹调类,就是科幻小说、儿童读物和科技杂志。仅有的政治书籍是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文选。年轻的中国职员自己扎堆儿聊天。我巧遇一位美籍华人朋友。一起喝咖 啡时,他告诉我一件轶事。今天早些时候,他看到一位德国记者细读一本烹调书,这个记者主动与一位年轻的国有出版社的女职员聊天,他们用德语交谈。身着蓝色 西服的中国主管对此显得很紧张,特别是当他们大笑时,他试图打断谈话,但这个女士完全不理睬他。记者走后,主管问她都说了些什么。原来那位记者问中国人是 否还吃狗肉。这位女士说:“我故意跟记者开玩笑,说只有广东人吃狗肉,而我们通常不认为广东人等於中国人。”主管终於舒了口气,庆幸他的职员没有讨论任何 政治话题。他走后,这位女士对我的朋友抱怨:“他们控制得太过分了,把一切都看得太严肃,使人紧张得肌肉都疼。”我的朋友讲完这个插曲后说:“中国的软实 力应该确切地叫‘僵硬的软实力’。”

2009年10月15日

10月15日,编辑给我当天发的稿子定了个醒目的标题,叫《异议人士之日》。中国政府在书市排斥异见作家遭到了公众的谴责之后,书市负责人特意为异 见作家设立了平台以使人们能听到来自中国不同的声音。贝岭、戴晴和周勍在各类活动间赶场,发表他们的意见。上午,他们和《北京植物人》的作者马建在德国笔 会展区举办的会议上,吸引了大量记者。四位异议人士猛烈抨击被他们称为“奥维尔情势”的中国出版业。马建说:“在书展上你们看到许多具有不同名字的中国出 版社,但其实它们可以冠之以一个名字——共产党的喉舌。”他指责中国政府在网络上建构了一堵高墙,封杀敏感政治话题。他挑战听众:“当你们纪念柏林墙倒塌 时,你们是否想到过20年前的中国以及学生抗议运动?”

周勍给记者提供更多的可供引用的话语。他说:“政府把作家分成两类:‘我们’和‘他们’。那些走在党的路线上的作家得到特殊照顾,而独立思考者则被 迫害。”他补充说:“中国政府利用这个机会显示他们的富有,派出党精选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免费旅行其实是纳税人支付的。他们不想、也不能与我们沟通交 谈。”

戴晴说她去看过中国展厅的书,大多数都是政府批准的送展品,所含信息被严重删改和扭曲。她说:“如果你看到一本历史书,你不会发现其中有共产党领导 下的残酷迫害。你不可能看到任何未经党审查过的东西。”她以自己的一本书为例,她说她要么在香港找出版社,要么付给印刷厂一些钱自己出版,地下发行。

“如果你看到一本历史书,你不会发现其中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残酷迫害。你不可能看到任何未经党审查过的东西。”—戴晴

中午,我出席了另一个讨论会,题为“自由世界的言论自由-自由出版”。我又看到了周勍和贝岭。他们和挪威出版商史密斯·西蒙斯顿、国际笔会维吾尔中 心的会员Kaiser Abdulrusul ÖzHun同台。周勍的发言很有戏剧性,当谈及早些时候在新疆发生的民族暴力冲突时,他站起身来,伸出双臂,拥抱了坐在旁边的维吾尔作家,然后说:“我 们虽是不同的民族,但为何要相互仇恨呢?我要向你们表明,在这里,我们是朋友!”

与会者多数是记者。我看到一个身穿蓝色西服套装的大陆出版商,这位不愿透露自己名字的业内人士不同意台上人的观点:“这些人利用书展作为平台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他说:“中国取得巨大进步。人们不该忽视事实,那里的作家和出版业正一点点逐步获得自己的自由。”

晚7点,我完成了今天的写作,赶去参加一个德国出版社举办的聚会,这家出版社出版过不少中国现代作品。当我在拥挤的大厅里一边游走,一边咀嚼三明 治、吮吸饮料时,我碰到这个出版社的公关人员。他这些天一直忙於把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介绍给德国媒体,但结果让他很沮丧。他说:“媒体可能不愿与那些只 讲官话的作家交谈吧,记者认为那是浪费时间。”

2009年10月16日

我采访了盛大文学公司34岁的主管,这是一家网络作品公司,现在管理几家文学网站。作者可以登录盛大网站,然后在网上发表他们的小说。网站给网民提 供很好的地方施展他们的创作能力。迄今为止,约70万作者,发表了270万部作品。当我问这位主管如何处理那些政治敏感的作品时,他迅速回答,这是纯商业 目的的网站,不会碰到我说的那些问题。另一方面,他也说到,有许多编辑负责观测网站,一面发现有才华的作者,也同时处理我提出的那些“问题”。盛大公司的 成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希望。

我碰到戴晴。她激动地像孩子一般把我带到一个出版东方宗教书籍书商的摊位。出版商在她很小的摊位前悬挂了几页中文的《零八宪章》。戴晴作为《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感到很受鼓舞。她让我给她拍了好几张照片。她说:“中国政府可以在国内打压这份文件,但它已经传遍世界!”

他们在法兰克福所经历的一切,特别是那些关於言论自由的争议,有利於他们对国内的政治状况有更真实的了解。

当我们坐下吃冰淇淋时,戴晴告诉我她今天早上的有趣经历。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介绍政府如何努力帮助少数民 族发展文化。戴晴决定用这个机会与官方进行对话。在发布会提问期间,几位德国记者问道:为什么刘晓波因起草《零八宪章》而被投入监狱?中国展厅中的台湾展 位为什么只有烹调和娱乐书籍而没有反应台湾民主政局的书?为什么在书展上只有一个声音代表中国?吴尚之轻蔑地对这些问题不予正面回答。后来,戴晴举手想问 一下中国出版法的情况,但她始终没有得到提问的机会。她说:“吴司长干脆无视我的存在。”

这是我参加书展的最后一天。其间我没工夫去听各种各样与中国相关的讨论会,我决定再看一眼中国主宾厅。展厅里空荡荡。一些学生正在主舞台上表演“功 夫”,稀稀拉拉的观众中多是中国人。我离开大厅时,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书展本来是商业性展览,人们到这里是为了经商和购买有价值的书籍,但中国政府在这 里安排了一出盛大的表演剧,这就注定不可能有理想的效果。

2009年10月17日

今天开始,书展对公众开放。我离开法兰克福去柏林拜会朋友。下午,我上网读到一则新华网的新闻,题为《世界级出版商恭贺江泽民新书》。荷兰出版商爱 思唯尔出版的这本英文书中,都是江泽民关於中国科技发展的文章和评论。新华社这篇文章引用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官员的话,称赞江的书会吸引大量读者,并拓展政 治领袖们的视野。这篇报导还进一步发挥说,江泽民新书宏大发布式吸引了广大参展民众的兴趣。读完这篇报导,我不禁被这种毫无羞耻感的宣传逗得大笑。那天, 我恰好路过这个“宏大”的发行仪式。与会者几乎都是中国政府官员和出版商。很难相信任何人会把江泽民的书当成脍炙人口的佳作。我怀疑中国政府是否补贴出版 社来发表领袖人物的英文版着作。

2009年10月18日

晚间,贝岭送给我电子邮件说,他没能在书展闭幕式上发言。书展的国际事务负责人告诉他,德国外交部长决定不邀请他讲话。贝岭没有询问理由,但原因很明显。

在法兰克福,中国代表团中有很多关於维族流亡领袖热比娅出席书展的议论。许多人预测会有冲突的情景。10月14日,我与一群中国编辑搭乘火车,有个 人突然喊道:“瞧!热比娅在那儿!”我当即看到几个官员面色紧张。我们都顺着他的手指看去:那是一位灰色头发的德国妇女。就在我们猜测那是否真是热比娅 时,他大笑说:“我开玩笑呢。”大家这才舒了口气。

晚间读到一则消息,热比娅最后到达书展,而且去了中国主宾厅,但没有与中国官员发生冲突。这些官员好像放松了许多,已经不再特别介意这种事情。

由此我形成一个对法兰克福书展的整体印象。许多异议人士抨击中国的参展活动,指其意在无耻地在世界上炫耀其影响和拓展其软实力。我基本同意这种说 法。中国领导人以为身着得体西服、慷慨地向书展大把扔银子,世界就会蜂拥投向他们,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无视他们镇压表达自由这一人类的基本价值。在某种 意义上,他们的确获得了成功;但我认为整体上中国政府在法兰克福的收获很沮丧。媒体的负面报导说明一个美国的中文出版家的话是对的:“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经 济进程的受益者,但它只有接受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才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成员登上世界舞台。”

同时,中国的参与也有许多正面的意义。中国对法兰克福书展的慷慨支持使得一大批中国的出版商与作家能与其在西方的同行建立更密切的联络。他们在法兰克福所经历的一切,特别是那些关於言论自由的争议,有利於他们对国内的政治状况有更真实的了解。

我采访了一个上海的出版家,他购买了几本西方畅销书的版权并相信这些书定会在中国畅销。“过去30年的改革已经使许多中国人加入西方式的中产阶层。其结果会大大缩小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距。”我想,这种价值也应包括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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