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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观察组织主席秦永敏受权发布武汉大学一位教授的公开信

2011年02月23日

呼吁国家主席副主席胡锦涛习近平依邓小平理论设立政治改革特区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副主席:

这是第一次给您们写公开信,但不是第一次给胡锦涛主席写信。在通过邮局寄给胡主席的众多信中第一封是2005年5月我出国做访问学者之前,那时全国一片崛起声浪,其中也包含要中部崛起;我在这封信里用很少的词说明了为什么最好把和平崛起改成和平发展,把中部崛起改成区域发展和提到农村问题等。2005年10月我在正在国外访问,看到国内讨论中国的外交不能只是再韬光养晦等,於是我给武大当时的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打电话,告诉他我有些建议想通过书信寄给胡主席,武大支付了我回国的来回机票。我在10月的这封信里提出了放胆发展软实力,悄悄发展硬实力,城乡统筹,住房建设不能只盖商品房,要同时发展经济实用房和廉租房等建议。给胡主席寄的众多的信,有很大一部分武大的校长刘经南院士和顾海良书记均看到过;当然我也无法说我众多的寄给胡主席的信的所有观点均正确,但我从有关报纸和网络的提法可以看到我的正确建议被采纳,其它意见被摒弃,这里也不愿意提及那些细节。但我很遗憾,我实名反映武大存在腐败等和武大有人整我的话没有得到中央的及时处理,我的生活一段时间因此受到很大冲击,即使现在武大有两位副校级领导贪腐判刑的今天生活还受此困扰。这是我这次改为写公开信的原因之一。

我远在突尼斯和埃及爆发政治风暴之前就想给您们写一封信。前一段胡主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一位国家公费培养的回国博士和武大教授,也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举双手赞成发展经济。我记得05年的信是反对进行大的政治改革的,但我觉得中国经过这5年多来政治上的布局,区域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已成共识,现在进行政治改革与05年那时候情形不一样了;如果要真正能够实行科学发展观,那么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政治改革的时候了。

中国自称是市场经济,但最近很多次靠的是行政干预;自称法律社会,但我爸是李刚横行,虽然由於网络曝光处理此案,哪些没有曝光的呢?自称执政为民,也看到胡主席和温总理和民众一起过年,但单凭几个中央领导执政为民,显然会让执政为民成为一句空话。比如房地产靠行政命令调控的,拆迁矛盾一大堆,还有被逼得失望的人命也不要,开着车子朝强制拆迁的人撞。前一段时间的物价飞涨,就是在物价飞涨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湖南的橘子,即使交通便利的地方也大面积地烂在地里,温总理一纸严厉的行政命令物价应声而降,所以物价飞涨只是有钱人在囤积货物。在有关机构以缺油为理由要让油价飞的时候,我从网上看到说中国总的进出口油量和总消费的油量说明那些理由站不住脚;等等。温总理关心北方的旱情的报导让我很感动,但是我亲眼见到湖南2010年下半年晚稻几乎颗粒无收,但有谁报导过?只有在中央说要控制物价时,经济学家们才有人站出来说最近几年国家发行了大量的人民币。如果有更多的舆论自由,官员的官帽与是否重视民权挂钩,会出现这些情况吗?

国家提出教育要改革,科技要创新。但我看到的是分别以北大和清华为首的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在争优质生源,不只是加大了学生的负担。这两大阵营出来的人将来是中国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精英,在中国历来有严格的师门观念,再过20年,中国就会被分成不以民意为导向的人为的两派,窝里斗;试问那时中国如何发展?教育部还出台了几百项研究改革项目的立题,但被分配在一些与当官的关系密切的人手上;因为没有监督也不敢逾规矩,可以预料这些人会顺着当官的人的意思提供一些无关痛癢的建议。我记得只有在温总理下文说物价太高时经济学家才提最近几年国家大量发行了钞票。教育部还着手说中小学改革,顶多是头疼医头,说是减负的政策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在提这些改革时根本没看到针对10年后中国的教育会怎样。可以预料10年后,中国的高校招生规模和社会需求,20年后大部分的人可以上大学。现在教育可怕的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在以分数为导向的强烈竞争中,那些分数不足够好的学生将来会成为国家的负担;其实也应该鼓励那些虽说总成绩不太好,有某些亮点的人,这些鼓励会让这些人将来走上社会时去力图发展自己的一技之长。国家说教育要去行政化,科技要创新。我所看到的要求全职的大多数的百千万人才计划的人的家眷在国外,他们本人也在国外有一份工作,这些人实际上是把中国国内的人创造的价值转移到国外以及与为这些百千万人才跑腿的人一起瓜分广大民众的财富。明明绝大多数不是全职,对於家眷不在国内且本人国外的工作单位没有正式的文件证明其放弃了国外的待遇的人,为何不干脆改为兼职而不要求全职,这样可以把一个人的钱分成几份,让更多的人为国家的科技创新服务。并且我所看到的中国对国家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及其家属基本上在国内,比如中国的水稻专家袁隆平。中国同在一个学校的人的实际收入可能有1千倍,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没搞这样的两级分化的动作,日本竟然有讲师可以拿到菲尔茨奖等,中国呢?国家说教育要去行政化,武汉大学有些学院院长加一大堆副院长,书记副书记,所长加一大堆副所长,工会主席及其他工会领导,中心主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院领导成堆;而且在一个院的下面普遍有一个系主任三个副系主任一个系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系级工会领导等等,我数也数不清,我不知道有几十人;这些还不包括下面的各种办事员。像这样的系在职教职工可能30几人的样子,院在职的教职工也就100多人,武汉大学的某些院系成了“职校”—--专职培养平庸行政人员导致武大学校排名退步的学校。在武大只有与行政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得到好的待遇,只有与行政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才能拿到经费,否则这些行政人员以各种途径搞掉你的经费和整你。国家说基层由民众选举,在武大是谁和当官的关系密切谁就能当官,否则选举的时候不让你参加投票,本教授就被排除在能参加投票去选举自己院系领导的人的名单之外。武大还自欺欺人地找一些与当官的人关系密切的人说找差距,实际上变成这些当官的人的自己人向上要条件。武大的财务是学校和学院两级制,院长如何使用财务费用完全不受教授监督,所以造就了武大的贪污腐败。要想升职称(教授或处长等等),只有与领导关系好才能升;关系好了,差一百个条件也能上。武大要求博士生要有SCI文章,但个别与领导关系好的博士生导师本人在带博士前没有SCI文章,而关系不好的随时可以让他们不招。最近这些年的武大不是做学问,而是做拍马屁,教授不但无权了解财务,甚至个别被整的教授,无权行事任何形式的投票权或其它权利,甚至动用武大的保卫人员打教授。所以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否真的有基层民主。贪腐的武大的问题远不止这里所能全面提及的:百年武大不断在退步,而且还会退步。造成武大贪腐和退步的结果的原因在於舆论的监督没有及时发生,做学术的人没前途。就是那些当官的人得到最好的各种资源,然后最好的学生去到他们名下,也学着同样的事情。教育要发展就必须要有民主。

有人说前苏联解体了,解体的原因是公开化,所以中国不能让舆论来监督。但是为什么伊拉克战争时,美国即使有成千上万的人游行也没见它解体?有人说只要发展了经济,其它也有了;但君不见突尼斯和埃及在该地区是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我觉得前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在於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没有经过试点,突然在全国放开舆论,这样中央领导没有也无法去引导舆论和引导各加盟共和国。谈到多党制,日本在上世纪40年代战后也允许多党的存在,但第一次政党轮替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时间还很短;到现在也只有两次自民党以外政党执政,并且其成员还是主要从自民党出走的。中国自称是法律国家,但是如果有人告状就把他们关精神病医院,完全不考虑家属的意愿,这是法律国家吗?已经发生过强拆时有人被逼开车朝人多的地方冲的事情,如果你把人家关精神病医院关多了,让人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会出现俄罗斯黑寡妇类似的事件。把别人关精神病医院虽然一时的维稳,可能导致将来的强烈不稳。毛主席打败蒋介石总结其中理由是官逼民反,贪污腐败;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灭亡。现在中国的贪污腐败都是靠上层点头才能查处,所以官员和与之有关的人养成了眼睛只向上看的形势。胡主席和习主席有多少手去管每一个官员?只有舆论透明,在官员所在地区的百姓有权监督官员时才可能让贪腐大量减少,也就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

要把目前的改革纳入到经济与政治改革这两条主线之下,统筹兼顾,超前设想,两条腿走路。没有政治改革,市场经济是空话,基层民主是空话,教育改革是空话,农业问题的根本解决是空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众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他们自己的民权,从东到西这几年都发生过极端的事;再不政治改革,这样的事会极快地增加。再不政治改革,执政为民也是空话。所有的一切证明由於缺少监督,在中国有少数掌握资源的人可以伸出一只无形的手操控很多事情。因此中国需要试点政治改革,采取在部分地区试点统筹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式只会有利於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先生的每次改革都是先试点,在试点的过程中即使地方有小问题也很容易处理;并且在试点的过程中,上层的人从试点的过程中看到了如何应对问题。邓说过两手都要硬,如果只是抓经济比较硬,政治改革不开始,那瘸腿的中国能否屹立於世界是一个问号。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挑选除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以外的发展程度中上等的数个地区开始,在这些地区给舆论更大的自由,让政策和财务更加透明。现在的基层民主,普通百姓根本就不了解;所以应该在试点地区让媒体从深层次去分析候选人,去分析各种政策的利弊,去告诉老百姓哪些人会真正执政为民,哪些事是执政为民,当官的也会自觉以百姓的利益为重,否则当官的两眼向上看。只有老百姓在媒体的引导下学会了分析问题的本质,官员们才会去与民众博感情,这样当官的贪污腐败就会减少,老百姓也不容易被错误资讯煽动。虽然在刚开始放开舆论的地方可能鱼目混珠,但舆论放开的地区,各种舆论更替的速度加快,老百姓就会很快学会分辨什么是正确的舆论。之所以在美国即使有示威游行也不会出现中国和突尼斯的这种情况,这是因为美国的老百姓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分析问题的本质。所以民主与人权并不一定会动乱。

我想只要中央下决心,选择一些地方,试点舆论公开和更多民主人权,那么会有很多地方希望他们那里被列为经济政治统筹改革区。因为先改的地方的官员虽说责任大了,但经历了各种舆论和考验后升职的可能性也大了,因此他们肯定会希望这样。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靠维稳和关精神病院,关监狱,一时地压制民主人权,但时间久了就会让失望的人采取暴力手段。单纯只是新疆和西藏采取暴力手段中央可以容易控制,但君不见突尼斯就是由於个别民众走极端导致失控的吗?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在各方面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在成杰思汗时代,中国的疆域远达欧洲;因为林彪说过解放全人类,我所听到的国外的人怕中国崛起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民主的制约。这样在世界上,有很多发达国家就以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为由严重质疑中国崛起会不会出现像希特勒那样称霸世界的可能。所以每次我们的领导人为了让有些国家暂时不指责中国而大撒钞票。在国内,农村的现代化进程被延迟也是因为拆迁的不透明性导致了很多问题,温总理不得不下文要求各地不能让农民被上楼。如果实行政治改革,让拆迁的事更透明,少些像报纸和网络介绍的有些地方的官员层层剥拆迁款的皮的时,那么城乡的一体化进程就会大大加快。如果实行政治改革,中国官员现在就会能够有透明机制合理地解决被上楼的问题,就可以引导这些资金到农业现代化上来,少一些靠行政命令来掌控资金的压力。

很高兴看到胡主席最近开班说要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我不想把我所有的想法以公开信的方式说出来,但真的很期待国家能把经济与政治改革统筹到社会管理的範围,选择一些地区,试点舆论公开化和更大的民主,不再粗暴地对待上访。

  一位回国博士,武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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