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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悼亡魂:中国少年劳教犯幸存者的证词—看谢贻卉纪录片新作《大堡小劳教》

2013年04月12日

艾晓明的文章介绍了谢贻卉所拍摄的讲述中国少年劳教犯的记录片《大堡小劳教》。谢曾和谭作人合作完成四川地震中学受难校调查报告。谢的纪录片跟着《四川日报》原记者、右派老人曾伯炎来到四川省峨边县大堡镇的劳教农场,采访了包括生还者在内的众多证人。从1957年开始,中国学苏联改造流浪儿,把劳教对象扩展到未成年人。被送到那里的10至17岁的青少年高达四、五千人。到1961年停止这一做法时,数千人因饥饿、疾病而死去。文章称该纪录片“充满了有关劳教罪恶的知识”,不仅为这段鲜为人知的极权劣行提供了活证据,具有历史意义,“而且,特别在今天有关终结劳教制度的决策依然犹抱琵琶的时刻,它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该片将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纪录片收藏项目收藏。


清明悼亡魂:中国少年劳教犯幸存者的证词

——看谢贻卉纪录片新作《大堡小劳教》

 

贻卉:

我在激动不已的心情中看你这部作品;下面这些意见都是我在一个上午看片的过程中断断续续地写下的。当然发给你时我做了些调整和整理,看片的每一分钟,我都想向你和带你寻访这些幸存者的老先生致敬,我也要向和你一起在各种程度上进行了这项历史寻访工作的人致敬,你们做了多么伟大的努力,使中国社会这一幕惊人的惨痛历史为世人所知。

影片导演:谢贻卉
(谢贻卉曾经和谭作人一起完成有关地震校难的调查报告,她也是我的五部纪录片系列《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等最重要的合作者)

 

影片随着《四川日报》原记者、右派老人曾伯炎的寻访开始,老人自己曾被打成右派送去四川峨边沙坪农场劳教。当年的他亲眼目睹旁边的山沟,有几百孩子被集中在那里劳教。他后来得知,有四、五千未成年人被强制性地集中在距离沙坪农场场部70里外一个叫大堡的地方,这是沙坪农场的一个分场。影片以他在著作《坑孩记》中的叙述开始:“当时,我惊恐得毛骨悚然”。

曾伯炎先生在采访当年惨剧中的幸存者林宪君

随着寻访的足迹所至,我们看到了这一惨剧是怎样开始的。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四川省峨边县大堡镇的劳教场所集中了数千孩子,这在一开始是源于学习苏联改造流浪儿的实践。这些孩子,小的十岁,大的十七岁,他们因各种原因但主要不是犯罪而被收容——因为一点小的过失,因为父母的疏忽;因为父母认为劳教是为孩子提供学习劳动机会;还有的就只是因为公安要完成抓犯人的指标……这些少年人在大堡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很多人最后死在那里,无人知晓。

影片中埋葬了无数孩子们的大堡山野

有关劳教罪恶,我们目前耳闻的主要是今天成年人的经验;而这部影片揭示了劳教制度的起源。它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高潮中由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当时有很多右派都被送去劳教,其遣送范围也扩展到所谓坏分子。但针对少年儿童的劳教,特别显示出其混乱非法的特点,因为它模糊了罪与非罪的边界;它似乎是为了教养失去监护的孩子,这里也模糊了福利和惩罚的边界。但是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从一开始,它就是在罪恶与惩罚的范畴里实施的,以至于在孩子快要饿死时,父母亲自去讨要也要不出来孩子,因为管教干部说,他们是罪犯,没有改造好。在新中国当时的领导人看来,社会环境必须纯净无暇,它不能有流浪儿,也不可以看见偷盗和儿童行为中各种无足轻重的小错。于是,在劳动“教养”的幌子下,一场针对贫困和资源匮乏者的强制性收容开始。被骗入、抓入劳教农场的孩子们,其吃住简直与纳粹集中营无异,虽然没有焚尸炉,但随之而来的大饥荒,让这些孩子陷入比焚尸炉更悲惨的死亡:一场旷日持久的饥饿。

1959年的收容劳教通知书,2007年核对。

我看着这一幕幕回忆,深深感觉到,这部纪录片对历史的揭示意义是非凡的。我想今后人们研究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和大饥荒,讨论极权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要看这部纪录片。它提供的历史证词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可能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部这样的纪录片。

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这些孩子们的悲剧就湮没无闻。就此来说,历史纪录片是一种抢救式的行动,迫不容缓。四川很多老人,曾经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他们有这样的历史自觉。像曾伯炎几年前就写过《1958年的桃李劫》这样的文章,被收录在王建军编辑的一本非正式出版物《五八劫》中,我记得其中提及大堡作业区发生的这幕惨剧,文字不多。曾伯炎的寻访与纪录片人的合作真是相得益彰,如虎添翼。在你的纪录片之前,没有人做音像采访,没有影像。你填补了这一纪录片的空白,不仅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而且,特别在今天有关终结劳教制度的决策依然犹抱琵琶的时刻,它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你,是独立的历史纪录片工作者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贡献,对此,给予多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这部片子采访扎实,片中出现了相当多的亲历者。如果你能采访的人很少,作品不免显得单薄,例如你的第一部纪录片《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虽然已经非常出色,但其震撼力不如这一部。你的这部《大堡小劳教》,堪称鸿篇巨制了,其特点之一就是有众多证人出场。就此而言,较之独立的历史纪录片的里程碑《寻找林昭的灵魂》,你这部纪录片都有超越。因为,林昭纪录片中的很多证人,他们是北大的知识分子,已经写有关于林昭的一些文字回忆,观众可资以参照。但是小劳教中的亲历者,全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就是纪录片的一种发现——寻找到了新的、众多的劳教史证人,使他们集中在镜头面前,提供了人们迫切需要了解但一无所知的视听证据。特别难得的是,这些被采访者中,还有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管理小劳教的人,他们也是右派,有的是组长,有的是医生。不同身份的人构成了不同的叙事角度,让人们能够多个侧面地了解这些小劳教的经验。

为什么我们需要具体的经验?为什么这些证言如此重要?我认为,极权社会是通过概念来控制人们思想的。这个概念,用理论的话来说叫做“话语权力”。它将权力和权力者用以维持自己统治的言说神秘化,依靠专制暴力来维持。所有不符合这个话语系统的论述、意见被妖魔化,纳入禁忌系统;而表述了这样观点意见的人(例如右派)以至于不符合理想社会想象的人成为社会的贱民阶层,被打入人们看不见的地狱。

这些贱民,在这部影片里,他们不属于有右派言论者,仅仅是不符合乌托邦理想的孩童,纪录片把这些贱民之子的经验,重新打捞出来。我们听到这些亲历者讲述,怎样被任意地送去劳教,劳教的概念如何混乱。它实质上竟与过去凉山彝族绑架汉族少年的学奴制无异。

当年的小劳教讲到当时劳动的场景,如何度过大饥荒的年代,怎么吃(饥肠辘辘也吃不下的萝卜羹等)、怎么睡(两三百个小娃娃全部睡在工棚等),他们的日常起居、劳作以及怎么活下去的情景。采访内容还涉及到,对这几千少年劳教犯,劳教方如何进行管理?亲历者们谈到的情况包括欺骗、威吓(体罚);个别情况下,也有诸如多劳多得的作法,使某个劳教队的少年们略吃得比其他队好一点。

在这些回忆中,我们看到了极权社会中重要的心理经验,这一层面,也是纪录片的独特贡献之一。这种心理经验,一般是不容易看见的,采访的深入也表现在这里。小劳教们讲到面对死亡的冷漠,因为发生得太多、太频繁了。最多的一天失去十二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被送进死人堆里,第二天下雨被淋醒,他爬回去的时候,又差点被当做鬼给打死——持枪者举起了手枪,持棍者拿出了棍棒。还有的孩子留下这样的遗言:请把我埋在向阳的山坡,因为我怕冷。一位组长讲到“死亡的气味”。当事人记忆中的这些印象,几乎超越了人性的界限,给观众带来的压迫之感,令人窒息。

影片的采访是如此的深入,结实,没有任何虚夸。这些在大饥荒中饿死的孩子们,有捡野菌子吃被毒死的,有衔着无盐的竹笋被毒死的……还有的身体上长出了节节,被医生报上去检查发现是吃了生螃蟹、蚯蚓而得了“皮下型肺吸虫病”,结果,一些孩子致残致死。当年的医生说:死亡证明都只能写多功能衰竭,或者因病死亡,决不能写营养不良水肿。其中有一个医生如实写出,马上被绑送监狱。

你的新片无情地敲打着观众,将这些具体的经验投向他们。尽管难以忍受,我却不得不说,经验正是我们今天必须结束极权专制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迫切地需要这些经验,需要作为纪录片的论坛或者说是公民法庭,以便对过去进行审判。而审判历史罪恶,必须有证人出庭,证人必须要提供证据。所有这些证据,构成一种新的知识,就此而言,知识就是力量。而这部纪录片,充满了有关劳教罪恶的知识。它不是概念或者立场态度,它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经验,是对苦难的感情体验。作为这样的知识,它具有不可抵挡的认知力量,在这种实证的知识面前,所有关于劳教合法性的概念灰飞烟灭。

说到经验,人们对大饥荒当然不是一无所知。有关大饥荒的人祸,已经有了杨继绳的专著,它已被翻译成了英文;此外也有东夫关于四川大饥荒的专著《麦苗青菜花黄》。但是,我们还必须要看见,即与历史的亲历者面对面。这就是纪录片的强项,让我们看见亲历者,听他们的讲述。

从影片中的证言来看,所有这些亲历者,其体验刻骨铭心。我感到,采集这样的经验尽管困难,但还不是最困难的,因为,所有当事人都有一肚子话要说。问题在于,偌大个中国,有几人在做这种历史经验的采集?以至于去年还有著名报社编辑否定说发生过大饥荒饿死人的事情。而今天的许多都市年轻人,既不关心也不知晓,就在中国,发生过人类历史十倍超过犹太人大屠杀的惨剧。我们能看到、听到这些亲历者的叙述,多亏了你的艰难跋涉和奔波记录——今天我在电脑上播放影片,每一分钟都想到致敬和感恩。

拍摄历史纪录片的另一个难度在于,很难重现当时的场景。对于这个难题,你也努力克服。一方面,你在片中呈现了当事人的照片、档案(半个世纪之前的收容劳动教养通知书——这是何等宝贵的史料);每一个人的身份中都包括了被劳教的原因,这样的案情证据,恰当而且有效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关系的水乳交融。因为,没有信任和交流的亲和性,是很难得到相关资料的。另一方面,你带观众返回到当年的劳教场所,拍摄了山头犹在的那些破楼、宿舍包括墙上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的标语。你让我们看见那些荒山野岭、深沟乱林。

作为叙事中的陪衬和转场的影像,其中主要是今天的大堡以及重庆成都周边乡镇的生活场景:蜿蜒向上的巷道、令人陌生的升斗小民(目无表情,沉默的大多数)、乡村里孩童、挖野菜时的山野植被。这些画面一方面唤起一种认同感——当年劳教者,也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啊。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一种联想。在乡村,过去和现在,其实又似乎没什么区别。除了人们大体可以得到基本的温饱,他们的权利又增长了多少?

不同寻常的是,你将有关历史的争论纳入了纪录片。曾伯炎老人是执著的,他把历史的责任背在背上:“要把它保存到二天后世的人都晓得,我就有口气我都要干,爬都要爬起去”。你与他一起跋山涉水,买票、在公交上颠簸,我能想象你们是何等的辛苦和坚毅。可是,当你们从小山村、劳教所附近甚至麻将桌前找到当年的亲历者时,人们却并非都能理解这种寻访的意义。当事人提出的这样的问题:“你说政府错,政府错是肯定的”,但有不少少年,是被父母送进去的!这个问题,叙事者没有解答,而观众不能不去问:人性是怎样被扭曲的,这又是为什么?

在纪录片进行到一半的过程中,你呈现了两位当事人的争执:到底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往事?一位幸存的老人说,过去的事就不提了。而曾伯炎先生说:“人家的目的就是要抹去!你还帮人家抹去!这个历史就变成啥?美好的了,就把那些娃娃哄完了!”另一位依然说:“这些哄嘛,正常的”。曾伯炎先生更激动地反问道:“正常,咋个正常呢?”

在这里,影片保存了历史受害人对于记忆与遗忘的争论,是非常精彩的。它直接向当代观众提出了问题:我们对历史悲剧应该有怎样的态度?换言之:我们真的有态度吗?这些争执为观众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不仅是在看历史,我们还在看对待历史的立场;我们更是不得不接过当事人的问题,来思考:历史的经验实际上如何在逃避记忆。那种今日已比昨日温饱是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正是今天的主流话语。另一个理由是当事人“无力回天”之感,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因为无力,把这惊天惨剧埋葬在遗忘?更何况,正如老人曾伯炎先生所揭露的,在百度上搜索,四川沙坪劳教所有关叙述中,这段历史被描述为:“这几十年来,我们改造好了六万五千多人输送到社会。”“它就没有说还有几千人埋到那个山上”。

你用很多镜头呈现了曾伯炎老人的行走,他行走在历史的沟壑中,他在拣拾被措辞为“改造好了”的孩子的白骨。为了什么,他回答说:留给后世。他的执著和你的更为惊人的努力(从经验上说,你并不是那段历史悲剧的直接债权人;从体力上说,你一直深受疾病折磨),呈现了今天中国独立的历史纪录片的道德和美感——对历史承担责任,勇往无前,义无反顾。正如曾伯炎所说:“大堡这个事,人性跟人权完全毁了的”。在社会弥漫的普遍冷漠和麻木中,在几千个无辜被葬送的牺牲者的魂灵面前,这种维护人性和捍卫人权的毅力,惊天地泣鬼神!

你让我提些意见,以上就是我看了半部纪录片的印象。我有几次激动地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口头上可能说不清楚,还是要借助文字来清晰地表达意见。我还想说,从技术角度讲,该片亦无可挑剔。比起你上一部作品《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除了内容的丰富和完整,其它也是准确到位。像有关镜头的运用、转场、铺垫、反应镜头,稳定性等等,看过十几分钟便知。成熟的镜头运用、充分的空镜头,有关劳教旧址的各个角度的场景,都令人印象深刻。

还有个优点是,你的采访很安静(基本上听不到采访人的声音),过去我看友人的采访,常常忍不住挑剔说:话这么多!有时甚至是明知故问(当然,可以理解的原因是站在观众立场上提问,但是我还是不太倾向于保留导向性过强而且又随意介入的芝麻话,我意思是罗嗦琐碎)。看你的剪辑,非常干净,这样有利于观众在安静的心态下倾听和反思。

假如要提点意见的话,我还是觉得开场的音乐最好删去。你内容已经足够强烈,需要观众静,不需要定调子,调动感情。此外,我还建议你把这个107分钟的长片分为上下集(给出中场休息的时间),这样有助于观众集中精力,把它看完。由于技术原因,我没有看到你的下半场,殊为遗憾。仅此,我也要写出如上的印象,以表达我的无比的敬意。尤其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心境中完成这部作品的剪辑,几乎是置于死地而后生之作。我写了上面这么多,你能感知,你有着何等的潜力继续前行。作为一个行动的榜样,你给我的激励是难以言述的。

你可以把下半场(60分钟以后的单独刻录一张,用mpeg 格式),这样我能获知作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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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卉:

我在将近一个月前给你写了上述文字,今天上午我打开你新近寄来的碟片,看到了上次没有看完的后三十分钟的内容。实在说,承受这些痛苦的记忆太困难,我几乎一直都想逃避。这哪里是所谓的劳教,它就是发生在1960年代中国的奥斯维辛悲剧,是遭受集体灭绝的惨痛记忆。

没有什么比这些幸存者的记忆更能表现劳教的非人性质了。在大饥荒中,饥饿的孩子们为了生存跑到附近去偷粮食,他们被管教暴打——当老人掀起裤腿,就能看到留存至今的被管教踢爆的伤疤。他们被村民群殴——为了保卫粮食,附近村民捉住了小劳教用火烧,剁下他们的手指头,把辣椒涂在男孩的生殖器上;把孩子扣在箩筐地下,上面压上大石头。小劳教们自己也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变得残暴,自相残杀,女孩子互相批斗时发明了针刺乳房,牙刷刷阴道……这一次次地让我想到二战中的奥斯维辛,但比奥斯维辛更残忍!因为在人吃人的环境中,受害者自己的人性被彻底剥夺,他们成为各自的刽子手。

半工半读的劳教神话彻底破灭,1961年,孩子们陆续被解除劳教;1962年,大堡作业区被撤销。幸存未得饿死的孩子们,被背走,被抬走,爬到担架上,在劳教工厂和劳改农场调养好身体后成为童工……接下来,当局安排了一些人去乱坟岗上插标签,死难者的名字与坟墓无法对号,张冠李戴。当家属们来要人时,他们仅看到死亡标签,根本不知那可能是另一家孩子的孤魂残魄。

最后的场景,非常震撼,在新中国少先锋队队歌的旋律中,几位老人在那一片埋藏了冤死者的树林里,挂上写着一个个小劳教名字的白丝带。

相对于这样的痛史,一切语言都失去了分量。

我愿你尽快完成最后的细节,我相信,这部填补了历史空白的纪录片,将会引起长久的讨论.如今中国高层在有关废除劳教制度的决策方面依然显得举棋不定,你的影片的问世,必是对这一反人道、反人类的恶法一记致命的打击。

2013年2月4日,28日再改,清明前配图发出,以志纪念。

 

该片将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纪录片收藏项目收藏

联系方式:films@cuhk.edu.hk films.us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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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晓明
广州电话:86-20-3997 6279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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