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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香蒙难记

2011年08月03日

绑架

在东北出差近半个月,白天拍摄,晚上上网,知道晓波获奖后,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于是和滕彪商量,回京后先在他位于望京的工作室住一段时间,等有司疯够了再回家。

担心被定位,10月27日中午登上飞机后随即关掉了手机,把电池和电话卡从手机上拆下,中止了与外界的通讯联系。

下午3点左右飞抵北京,在机场和滕彪等人告别,与他的助手欢欢乘机场大巴去望京。在机场高速路上,发现笔记本电脑不见了。我这该死的记性,一定是落在飞机上了。

一到滕彪工作室,放下行李,马上用固定电话联系机场失物招领处,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的电脑信息已有登记。立即出门,去一条街之隔的民航干部管理学院乘机场大巴。

走到民航干部管理学院门口,突然被人从后面按住,仰面架起,一边向后拖,一边黑头套从天而降。脑海里闪过第一个念头:原来黑头套这么厚,有一股脚臭味儿。

“救命!”听到自己在尖叫,之后是拼死挣扎,希望拖延时间,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被绑架的一幕,并能报警。挣扎的过程中,黑头套被我挣脱了,在被七八个大汉头朝下脚朝上塞进面包车时,记住了这个最后的镜头:我用双脚钩住白色面包车的门框,不肯就犯。一个绑匪变形的脸,恶狠狠地俯视我:“再挣巴就弄死你!”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隐隐约约醒来,感觉车停了下来,以为到了目的地。一会儿车又继续开,再停下。几番之后开始飞速行驶。明白之前在等红绿灯,之后上了通往郊外的高速公路。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盆冷水扑面而来,恍惚中看到一个黑屋子,惟一一盏灯直直地照在我的脸上,许多张脸在眼前晃动,一只手伸过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地上提起来,重重地扔在一个凳子上。头狠狠地撞着了墙。嘴里很腥,胸口很痛,想到了小说《红岩》里的渣滓洞。

数度昏厥,最后醒来时,躺在一张床上。仿佛潮水从头顶退去,身体虽极度虚弱,意识却逐渐清晰起来:这一切终于来了,好快!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朋友们知道了我失踪的消息吗?最晚明天,欢欢会去工作室,她应该知道我离开后没有再回去。她一定会告诉滕彪的。

环顾四周,我判断这是一个郊外的小旅馆。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北面是门和厕所,南面是窗户,东面的写字台和椅子摞在一起,被移到了窗户下面,腾出的地方靠墙放着一张凳子,是我之前撞着头的地方,西面就是我躺的这张床了。有五六个人走来走去,低声耳语。有人发现我醒了。

在审讯开始前给自己定下了两个原则:一、饿死事小,失(气)节事大,自己的事可以谈,绝不提任何朋友的名字;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既然来了,就做最坏的打算。

较量

我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靠在床头,不知什么时候被弄伤的背部一阵刺痛。

审讯开始了。其他人都退出房间,只留下“一号”(我把审讯我的人按先后顺序编了号)。他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头发打了厚厚的摩丝,像招手停一样翘着,窄腰的短上衣吊在身上,衣领敞着,露出足有一公斤的银项链。很想告诉他:难看,像拴狗链。

他夸张地活动活动手腕,点上一支烟,套上一个透明烟嘴,用带着银戒指的兰花指捏着,踱过来,一屁股坐到靠近我的床边。我低下头不看他。过了一会儿,他用一根手指按着我的脑门把我的头顶起来,把耷拉下来的一缕头发挑到耳后,然后深深地吸一口烟,悠悠地吐到我的脸上。显然他是想激怒我,我闭上眼睛,不上他的当。又过了一会儿(感觉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他把胳膊轻轻搭在了我的腿上,身体向前倾,几乎是耳语:“看着我。啊?你看着我嘛。”

我冷冷地抬起眼睛,接住了他挑逗的目光。他一只眉头向上挑起,挤眉弄眼地凑到离我不足一尺的距离。

“请离我远点儿!”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力量。

“多远?”

“越远越好!”

“为什么?”

“我讨厌烟。”

他站起来,踱到桌子那边,掐灭了烟,又靠过来。

“你看,烟没了。这下可以说话了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把你们的头儿找来。”

随后闭上眼睛,不再搭理他。

这个小痞子还挺有耐心,自说自话持续了差不多一小时。进来一个人与他耳语了几句,那人走出去。不一会儿,又进来四五个人,其中一人十分面熟,像是北京东城区国保大队的周队长。几个月前曾被他约谈过一次,那次他与我隔桌而坐,虽然言语中透着威胁,但始终面带笑容。现在这人板着脸,带着黑色墨镜,个头也比我印象中矮不少,显然是这次绑架事件的次要角色。所以我一时还不敢确定。

“起来,跟我们走!”有人发话。

我挪到床边,穿好鞋,脚刚沾地,顿时痛得出了一身冷汗——我的脚踝也受伤了。顾不上想,黑头套又罩了下来,我被两人连架带拖,踉跄着往外走。走过长长的过道,走出大门,像货物一样被塞进车里。

这次汽车没有行驶多久就停下来,我被带进一个大房间,走了十来步拐进另一个房间后,被按在一个方凳上坐下。随即,房内嘈杂的人声散去了。只留下一个人围着我开始踱步,静静的房间里只有他的脚步声,一圈又一圈。停下,一把扯下黑头套。也许适应了黑暗,这屋里的亮光刺得我眼睛睁不开。

“你叫什么名字?”

看清了,是一双登山鞋。我的目光顺着登山鞋慢慢往上移:户外登山裤、蓝色运动型针织衫,披着休闲外套。一个皮肤白净、眼睛大得像瞪眼羚的年轻人——“二号”。看来他喜欢户外运动。

“你叫什么名字?”他又问了一遍。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就把我绑架来?”

“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

“华泽。”

眼睛已经适应了环境,环视四周,屋子有二三十平米,我坐在正中间,前面三米左右有两张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公文包,是录音设备——电影里常看到的那种经典的审讯场景。

“你今天下午刚下飞机?”

“对。”

“从哪回来?”

“丹东。”

“干什么去了?”

“拍片子。”

“去了几天?”

“3天。”

“拍什么?”

“律师办案。”

“都干什么了?”

“会见当事人和家属,去法院、检察院复印案卷。”

“这么点事儿要3天?”

“时间还挺紧张的。”

“是哪个律师?”

“我不想说。”

“为什么?”

“我不说别人的名字。”

他又踱了几个来回:“你看起来很虚弱。”

痛、累,坐不住。

搬过来一张椅子:“坐着吧。舒服点?”

“是,谢谢。”

“我们接着谈?”

“谈吧。”

“为什么拍这个律师?”

“喜欢。”

“为什么喜欢?”

“喜欢一定要理由吗?”

“不要吗?”

“我喜欢什么不要理由。”

听见他运了运气,停顿片刻又重新开始。

“拍完到哪里播?”

“哪里出钱买就在哪里播。中央电视台要买我也愿意。”

“要是没人买呢。”

“那就谨以此片献给我喜欢的人呗。”

“你就拍这一个律师,还是拍一个系列?”

“不确定。如果还有喜欢的就再拍呀。”

“你说的喜欢是什么意思?”

“说了你也不明白。”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律师的?”

“年代久远,不记得了。”

在律师和拍片的问题上纠缠许久,他一无所获。

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一个高个儿男子在四五个人的簇拥下隆重出场。

“三号”——四十岁左右,小眼睛,西装革履,皮鞋亮得苍蝇站在上面都会滑倒。他把手里拿着的烟盒、手机往桌上一拍,坐下,二郎腿一翘,一边不停地抖动着,一边气势汹汹地说:

“你别难为我的弟兄们。你不是找领导吗?我来了。告诉你,我忙着呢,没空跟你费话。你来句痛快的,能聊不能聊?”

“我不是一直在和你的弟兄聊吗?”

聊不下去了,卡壳了。“你一会儿不记得了,一会儿不想说了。这叫聊啊?到这儿来你还想掌握主动权?没门儿!告诉你,来这儿的就不可能随便出去。我问你就答,这才叫聊知道吗?”

“请把证件给我看看?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说出来吓死你!”(和国保打交道又不是一两天了,没吓过啊。莫非是国安?)

“说出来听听。”

“现在我不能说,以后再说。”

我笑了。“三号”气得咬牙切齿,脸都扭曲了。

“我能让你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你信不信?”

继续笑着,看戏似地盯着他。这时,外面传来狗吠声。

“我把狼狗牵进来和你玩玩你信不信。”

“行——啊——。”我笑得已然力不可支。

一旁的“二号”帮腔:“你怎么这么傲慢?有什么好笑的?你应该恐惧,正常人上这儿来都会恐惧。”

“我为什么要恐惧?你们把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用暴力绑架到这里来,连自己的身份、名字都不敢说,证明你们更恐惧。你们如此恐惧,我就不必恐惧了吧。”

“三号”显然是气疯了,他一拍桌子:“最后问你一句,还能聊不能聊?”

“没什么可聊的。”

“好,你想当江姐是不是?那我成全你!我向来是先礼后兵,现在礼完了,该兵了。你等着!”他说完几乎逃跑一般冲向门口,屋里所有人随他蜂拥而出。

在他临出门前甩给他一句话:“被你们绑架到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门“砰”地关上,又打开,进来了“四号”。他冲我大喊一声:“站起来!坐舒服了你是不是?”

我摇摇晃晃刚站起来,身下的椅子就被他一脚踢倒了。

“你有正经营生没有?啊?”

不解地看着他:什么意思?

“又没男人,又没正经营生。啊?”

(明白了)“你认为自己干的这叫正经营生?”

“你住嘴!我们领导问你话,是看得起你,你那叫回答?你那还不如不回答。你那么回答你不如干脆别说话。”

跟这个瘦小的委琐男也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你干嘛不找个男人?干嘛不找个正经营生?你什么东西?!”

都什么逻辑啊?这人上过学没有?

他又重复了N遍这两句车轱辘话。看来他对我没有男人、没有正经营生这件事耿耿于怀。

我看着他一言不发。

“好,你不说话,你不说话是不?!”

他刚才不是让我干脆别说话吗?

他恶狠狠地围着我转了一圈,停在我身后。“礼”完了,要开始“兵”了吧?是什么样的“兵”?传说中的酷刑一件件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想到某人常说过的话:最看不起进去就怂,出来就硬的人。我不会给某人机会让他这样评价我的。再说,我这身子骨,估计两下儿就完,痛苦也不会有多长时间。我准备好了。

他怎么还不动手,时间过去了多久?右脚痛得站不住,全身的力量都在左脚上。我已经开始有些神情恍惚了。别倒下,千万别倒下!别让他们以为我害怕了。

听见有人在和我说话,神智慢慢恢复过来。是“二号”,他把椅子端过来,让我坐下,开始唱白脸:

“你为什么发抖啊?”

“冷!”

他出去转了一圈,拿了一个白床单进来:“没有衣服,给你这个吧。”

我把床单裹在了身上。“二号”拉过来一把椅子坐在我旁边,“语重心长”地开始聊。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其实我们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守法的公民非法绑架到这里来,还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态度?”

“你要是总追究前面你怎么来的这件事那就没完了。你又改变不了现实。”

“我是改变不了现实,但我可以不合作。我和小流氓也不可能合作。”

“小流氓?谁是小流氓?”

“调戏我的人,要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人。我可以忍受大流氓,但不可以忍受小流氓。”

“他们有什么区别?”

“大流氓竭力掩盖流氓的本质,他们知道那是丑的。小流氓赤裸裸地表演流氓的本质,他们以丑为美。”

“哦,有道理。但是你也太傲慢了吧?你知道吗?你的态度让人感觉是在挑衅。”

我纠正他:“不是挑衅,是不屑。让我消失?别跟我来这一套。我越说越生气:不就是死吗?我们纳税人花钱养着你们这些无恶不做的东西,天天看着、听着你们的恶行,我早就活腻了。”

他倒很有耐心:“你想过没有,可能不会让你死,就让你耗着。你受得了吗?”

“耗吧。油干了,灯就灭了!”

“你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你做的事不是都光明正大的吗?说说有什么关系呢?”

“我告诉你了,可以说我自己,不可以说别人。”

“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别人,你自己能不能出去都还不知道呢。”

“对我来说,内心的安宁和灵魂的自由,比身体的自由重要得多。你不会明白的。”

他愣了好一会儿:“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想,你也再想想。今天太晚了,先休息吧。”

我提出要上洗手间,他叫来一个女看守陪我去。从洗手间出来,地上已经放好了一个床垫,上面有一套被褥。女看守说:“就在这上面凑合睡吧。”

怎么?这就完了?没有酷刑?也不打算耗干我了?不管它,先把自己虚弱、颤抖不止的身体放平、暖和了再说。

一男一女搬来两张椅子坐到床垫旁边。我平生第一次,在足有两百瓦的灯光下,在两个看守的监视下,闭上了眼睛。

疲惫至极,却彻夜难眠,能感觉到心脏对胸口猛烈地撞击。全身开始疼痛,双肩、腹部、四肢,是绑架时使劲挣扎的结果吧,运动量太大了。

听天由命地躺着。看守们换班时走动的脚步声、低语声、椅子发出的吱吱响声,甚至喘气声都那么真切。

不知道几点了,天光透过厚厚的窗帘渗透进来。这是一个靠南的房间。一个身材五短、健壮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个打手,昨天绑架我的人之一!),他把手插在裤兜里走到我的旁边,眼露凶光,看着我,用脚踢了两下床垫:“起来!请你来疗养的啊?!”

我爬起来,整理好被褥,默默地坐在床垫上。

“二号”进来,拉过一张椅子,靠近我坐下。

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

“我再重复一遍:我只谈自己,不谈别人。”

“这是你的原则?”

“是。”

……

“‘华泽’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花的海洋。古汉语中花、华不分。”

他开始问一些我看起来很无聊,也许对他很重要的琐事: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教育状况……谈话就这样拉拉杂杂、漫无边际地进行着。

“从昨天到今天,你们对付我的足有二三十人了吧?纳税人的钱你们就这么糟?”我开始提问。

“你怎么知道我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不是吗?”

“不一定哦。”

“难道是安元鼎?”

“说不定哦。”

“干这份工作一定很痛苦吧?心里会有阴影吗?”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看你也是受过教育的,至少是大学毕业吧。你会告诉你的家人你们绑架了我吗?”

“不能说是绑架。”

“那是什么?”

“我们叫,弄进来。”

“你知道这是违法的吧?”

“法律包括很多层面,有你知道的,也有你不知道的。”

“哦,很新鲜,我不知道的也叫法律。”好奇地看着他:“告诉我吧,你究竟属于哪个部门?“

“告诉你你也不理解。就算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另外的场合见面,你也不会理解。”

“那就告诉我你的名字吧。虽然你是这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中的一员,但将来你受到审判时,我可以出庭为你作证,证明你在我被绑架期间,没有对我施以酷刑。”

他笑笑:“你觉得这一天还有多久?”

“人算不如天算。也许10年,也许一夜之间。我相信,你我有生之年都会看到的。”

“那你在这之前打算做些什么?”

“用笔、用心、用摄影机,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变化。”

他点点头,转了话题:“你该吃点东西了,你想吃什么?”

“我要先刷牙,不刷牙不能吃东西。”

他用了十几分钟来说服我:用水漱一漱也可以起到清洁口腔的作用。我坚持必须用牙刷、牙膏。

他终于说:“其实,找一个牙刷来也不是太难的事,不过你昨晚看起来情绪不稳定,我怕你伤着自已。”

“原来这样。睡觉有人守在旁边,上洗手间也有人贴身‘保卫’,原来是怕我自杀。”

“是啊,你昨天说到死的时候眼都不眨,你把我惊着了。”

这回轮到我笑了:“放心,我不会自杀。要死,这笔血债也得给你们留着。”

“你要在这里被弄死了也没人知道。”

“那可说不定。你们这二三十个人就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今天不说出去,你能保证10年、20年后也没人说出去吗?别那么自信。”

“你真地不怕死?”

“人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庸常地活也是一辈子,精彩地活也是一辈子。有什么可怕的?”

“那你得吃东西,把身体养好,才能精彩地活呀。”

“要刷完牙才能吃东西。”

“你这人还真固执。你知道吗?你的许多朋友都比你有智慧。”

“知道。”

最后谈判的结果是,我用手指当牙刷,抹着牙膏刷了牙。然后吃了几根青菜、几块香菇、几口方便面。

“二号”出去了。马上进来两个看守,一左一右坐在两边。看来我可以继续休息了。

这一天的“谈话”就这么结束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如此“隆重地”把我绑来,就这么呆着?看来,我们相互无法理解。我们不是同类,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比狼和狗的差别大很多吧。

四周真静啊,只有狗叫声。偶然,远处有飞机轰鸣而过。猜测所处的位置应该是在机场的东面。这是他们的一个秘密处所,专门关押我这样的异议人士?他们有多少这样的秘密处所?关押过多少异议人士?这里有过酷刑吗?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朋友还能过正常的生活吗?一年以前,无论如何,我不会想到自己有今天这样的遭遇。胡思乱想着,挨到天黑,又天亮。

打手又来了,用脚踢床垫。我翻过身,用后背对着他。他一把掀起被子。我仍然躺着,不理他。他火了,围着床垫走了两个来回,开始破口大骂:“你个贱B,你以为你是谁呀?装TM什么丫挺的?……”继续骂,不堪入耳。

我豁出去了,猛然坐起来:“你什么东西?给我滚出去!”

他逼近我:“你再说?我弄死你!”

“二号”夺门而入,我朝他大喊:“让这个打手离我远点,等你们要弄死我时再让他进来!”

“二号”拦住了冲过来的打手,在出去之前,他指着我:“你等着,我把你拖出去挖个坑埋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我等着你们把我给埋了。我知道你们做得出来,但是你记住了,总有一天,你们会受到审判!”

已经是被绑架的第3天了,怎样才能让外面的朋友知道我的下落?

看守我的人至少有五班,每班两人一男一女,大约两小时一换。每次“二号”一进来,看守立即出去,“二号”一出去,看守立即进来。从看守们简短的交谈中能听出来,他们是从不同部门抽调来的。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如果我大声自言自语,让他们知道我是谁,我是如何被绑架到这里来的,他们中间会有人把消息带出去吗?我不相信这几天接触过的所有的人都是铁板一块、铁石心肠。我把头埋在双膝上默默地想着,门“砰”地开了,涌进来一帮人,其中一个紧挨着我坐在了床垫上。是“一号”,那个小流氓。他用胳膊肘捅捅我的肋骨:

“抬头!看我!”

我不动,沉默。他捅一下,又捅一下。仍然沉默。他点上烟,吸一口,找准位置,“噗”把烟从我趴着的头和胳膊缝隙间吐进来。我朝远处挪了挪,继续埋着头。他也跟着挪到床垫中间:

“呃,你怎么这么淡定啊?在台湾受过训吧?”周围嘻嘻哈哈一片笑声。

从这句话里,我再次确认他们不是国保,而是国安。他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信息吧:我是间谍,是特务,危害了国家安全,是国家的敌人。否则怎么能让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下这样的狠手而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呢?怎么让他们相信自己从事的职业是有尊严的呢?这会儿他们不是来审讯我的,他们显然是闲得无聊来找乐子。我始终埋着头,一言不发。闹了一阵,实在没什么可乐的,一帮人扬长而去。

之后的时间里,“二号”不时会走进来站一会儿,和我交谈几句,我知道他在研究我背包里的东西。

“你那个双肩背是装摄影机的,还是放照相机的?”

“都有”。

“东西呢?”

“放朋友家了。”

他想知道那些SD卡是干嘛用的。那卡是专业设备用的,如果他用普通相机看不到里面的数据。

“416的纪录片是你制作的?”

“对。”

“不怎么样嘛。会讲故事的人都会做,没什么技巧。”

“谢谢夸奖!纪录片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技巧。”

“你为什么关注这几个人?”

“我爱他们。”

“你还挺逗,你爱的人那么多,却不结婚。”

“我说的爱和你说的两码事。”

他在看416的片子,那让无数人激动过的场景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感动他。很想告诉他,那就是爱。

“你有几部手机?”

“好几部。”

“为什么把它们拆开来?”

“准备做清洁。”

“为什么不开机?”

“省电话费。”

他在检查我的手机。我有两部手机,那部专门用来上推的买了没几个月,被他碰过了,脏了……

“你过去的生活不错嘛,去过不少国家。”

“是啊,我的理想就是周游世界。”

他在看我拍的照片?U盘里肯定没有。是看我的博客吗?

“赚钱不少吧。”

“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你不想回到原来的生活去吗?”

“每天都想。就是回不去了。”

“我可以帮助你。”

“你帮助我?你怎么帮助我?你能让结石宝宝健康吗?你能让赵连海被释放吗?你能让汶川地震中被豆腐渣校舍砸死的孩子复活吗?……”

“难道这个国家就没有让你满意的地方?”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把我绑架来?我违法了吗?世界上有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会这么做吗?”

“当然会呀。美国中情局也会绑架的。”

“小伙子,你美国大片看多了吧?美国中情局只对外,不对内,它不可能绑架美国公民。”

“你从来不知道妥协吗?”

“不同利益团体可以妥协,不同利益诉求可以妥协。和流氓怎么妥协?和强暴你的人怎么妥协?他说要强暴十次,你说两次算妥协?他说要强暴一小时,你说20分钟算妥协?”

“二号”扭头出去了。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早晨起来感觉异常虚弱,身上穿的牛仔背带工装裤整整肥了一圈。穿上鞋,摇摇晃晃站起来,松松垮垮的裤脚竟踩在了脚下。弯下腰去挽起一截,再站起来时,只觉眼前一黑。

听见一片嘈杂的人声,感觉离我很远。有人在掐我的人中,指甲几乎嵌进了骨头。痛得睁开眼睛,看到打手那张幸灾乐祸的脸。软软地仰面躺着,无力反抗。周围站着五六个人,有“三号”,还有东城区国保大队周队长。对,现在我可以确定就是他。虽然他仍然带着墨镜,一言不发。

“走,穿好外衣,跟我们走。”

被人架起来,第三次带上黑头套,塞进一辆轿车的后座,一左一右被两个男人押着,离开了这个囚禁了4天的地方。

不知道要被带去哪里,用心辨别着方向。车子不停地拐来拐去,有人打进电话,听出接电话的是副驾驶位置坐着的周国保,听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大概这趟差事办得有点窝囊。

走了大约两小时左右,传来火车站广播喇叭声:“各位旅客请注意……”是遣返!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有。你们必须通知我的家人。”我一把拽下黑头套。两个男人大声喝斥着按住我,黑头套立即又被罩上。右边的那个人用手按住我的头,我的下巴死死地抵在胸前不能动弹,绑架那天被弄伤的背部痛得像要裂开来。我一边喊“放开我!”,一边反抗。坐在前座的周国保厉声制止。右边的男人狠狠攥住了我的手,使劲揉搓。“你挣!你挣啊!”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一人能听见。是那个打手,他在报复我!

周国保开门下了车。打手一边将我的手腕往后扣,一边从牙缝里骂:“你叫啊,快叫!你不是厉害吗?我就捏死你!捏死你这个贱B!”

我大声反击:“你这人渣,给我提鞋都不配!有本事你就弄死我!”

我的手腕被他拧得和胳膊形成了30度锐角。四肢开始痉挛,渐渐麻木,失去了知觉。

周国保回到车里。车子启动,行驶不远,停下。

“下去!”

“我的腿动不了。”

“你TMD装什么装?!”

打手用脚踢我,接着把我往外拖。在拖出车门前,黑头套被摘了下来。

是站台,就在火车车厢门口。秋日明媚的阳光穿过站台洒在了我的脸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下,我被公然绑架,就这样被两个男人在地上拖着……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我哭喊着:“放开我!放开我!”

有人从后面抱住了我:“你们别这样对她。你们放开她。”

我抬头看:“你是谁?”

“我是陈明(化名)。”

“啊?陈明,是你吗?”

“是我。我来接你回新余!”

陈明,江西新余广电局办公室主任,我好朋友的丈夫。多年不见了,我们竟以这样的方式相逢。

陈明抱着四肢麻木的我登上了火车。乘客还没进站,软卧车厢里只有我、陈明和两个自称是街道办干部的便衣警察。

40分钟后,火车驶离了北京西站。整整68小时,我终于脱离了黑帮的魔掌,开始了被软禁的日子。

软禁

新余,是江西的一座省辖市。21年前,我曾是《新余日报》的一名记者。1989年辞职后,有过一段浪迹天涯的日子。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回新余办护照,那时我的户口还在报社的集体户上,开个证明就得千里迢迢跑回去。于是,我和好友,陈明的妻子建建商量,把户口落到他家,这类琐事以后就可以拜托建建帮我办了。就这样,陈明成了我的户主。

大约在我被绑架前一个月左右,国保找到陈明了解我的情况。他们告诉陈明,我参与了一些重要的维权活动。陈明回家和建建说:不会是华泽吧?她会参与这些事吗?建建肯定地回答:就是她,没错。我了解她。

10月28号晚上,陈明接到领导的通知,让他和市国保一起来北京接我,途中一切费用由陈明所在的单位支付。不知道陈明有没有后悔当年同意我把户口转到他家?不知道领导有没有责怪他“交友不慎”?总之,陈明和他的单位被我株连了。

一登上开往江西的火车,我就要求检查背包。便衣把包递过来,我刚打开背包拉链,手机就掉了出来,女便衣一把抢过:手机我先替你保管。她不知道的是,我另外还有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是专门上推的,我从未用它打过电话,干净得就像初生的婴儿。去东北出差,打电话的那部手机只有一块电池,以防万一,我在这部上推的手机里,存了两个当时正在拍摄的朋友的电话。依我的记性,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如果不存在手机里都是记不住的。这次细心救了我。

我把幸存的手机悄悄塞在裤兜里。车开后,乘上厕所的机会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打给浦志强,电话响了很久,他没有接。第二个打给滕彪,通话时声音很杂,断断续续,我告诉他:我被绑架了,绑架我的人中有一个是东城区的国保;我现在正被送往江西新余;我的电脑还在机场,请务必设法帮我拿回来。没说几句电话就断了。这时,浦志强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告诉我,自27号从伊春回北京后他也被软禁着,但是可以与外界联系。我把和滕彪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他顿了顿,慎重地对我说:“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它早晚都要来的。你要学会独自面对。”我说:“好,我知道了。”

后来,50天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我曾多次想到这句话,我把它当成一个先行者对后进的忠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打完这两个电话,手机还剩一格电。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我要留着这格电,危险来临时用它呼救。虽然我不知道谁能救我,怎样救我。总之,我不能就这样消失,我要让朋友们知道我的消息。

在火车上,来接我的两个便衣好奇地向我问起了刘晓波。这是自我失去自由后,第一次有人向我提起这三个字。

“你和刘晓波是什么关系?

刘晓波是干什么的?

……”

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因为我在《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上的签名。姓名:华泽,居住地:北京,职业:纪录片导演。就这么几个字,他们绑架了我,接下来他们还要囚禁我。同时得到证实的是,绑架我的就是国安。

这是一个野蛮国家、黑帮政府。文明社会的准则在这里不被遵守。与一百年前的清末相比,惟一的差别是,对异议人士由杀头、流放,变成了绑架、失踪。这一切必须改变!

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八九六四,讲《零八宪章》,讲诺贝尔和平奖……说到这些我开始兴致盎然起来——既然有司要用绑架、囚禁的方式让我分享晓波诺奖的荣誉,那么,我不能枉担了虚名,我要一路播撒火种。

火车快到终点站时,两名便衣和陈明都对我说:我们只负责接你,到新余后不会再见面了。希望你不要吃眼前亏,该服软就服个软。

我笑着谢谢他们的好意,我的字典里没有“服软”这两个字。

到火车站来接我的新余市国保陈建军(音译)40岁左右,一看就是军人出身,没读过多少书。刚上车他就开始给我上课,什么:

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把家丑扬到国际上去,影响了国家形象;

你们不能钻法律的空子啊,拿法律做武器,法律又不是一切;

你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啊,但是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了。

我一点儿都不擅长这样八股的话题,不过看他被洗脑成这样,只能耐心回应:

就是怕影响国家形象才呼吁释放刘晓波,怎么能把诺奖得主关在监狱里呢?获诺奖是我们的百年梦想之一嘛;

法律是执政党制定的,维护法律的尊严怎么是钻法律的空子呢?不拿法律做武器,难道让我们用坦克做武器吗?

说到国外反华势力,我很想知道它是怎么利用我的?

他说:“我不了解你,回头我们再谈。”

我严肃地告诉他:“不了解就不要乱扣帽子。花点时间了解了再来和我谈。”

我最烦不敬业的人,为什么这次让我碰到的都是不敬业的人?为什么不多花点心思了解我,不知道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吗?我认为,哪怕是国保、国安这样无耻的职业也应该做得敬业。

到新余后,我被直接送到了消防宾馆。这个宾馆座落在城市北部边缘,六层楼高,最初应该是按三星级标准修建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些陈旧了,好在被褥还算柔软、白净,卫生间也挺宽敞。我住在二楼9207房间,据说这是整个宾馆惟一的三人间。两个女警与我同住,两个男警住在隔壁。每班四人,共两班,24小时一换,我的贴身“保镖”共八人。

一进房间,女国保欧阳就向我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能与外界联系;不能会见朋友;活动范围不能出这座楼。

“保镖”们自我介绍时,只说姓,不提名,说自己是刑警、经警、治安警,就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国保。看来这个警种还真是见不得人。不过,我这双已经阅国保无数的眼睛,一眼就看出了端倪。八个人中有三个市公安局的国保,其余的人都是从各分局抽调来的。我的安保级别高到他们从没经历过,分局的几个人,就连他们的顶头上司也只知道他们被抽调来执行任务,至于在哪里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一律保密。

市国保胡支队长来了——说是领导,没人介绍他的身份,时间长了,我自己琢磨出来的——领导很客气,他说:这是公安部统一布置,你在这里呆多久取决于上面的命令。新余方面一分钟都不想让你停留,希望你能配合。他劝我把这当做一次度假疗养。

我向胡支队长提出要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母亲快70岁了,没有我的消息她会着急。胡支队长说要向上面请示。

没有人找我谈话,也没有人向我宣布限制自由的理由。总之,我这只知起点不知终点的软禁生活开始了。

进卫生间先给滕彪发信息:我住在新余消防宾馆9207房间。新余警方对我很客气,请放心。手机只有一点点余电,不敢等回复,赶紧关掉。

然后洗澡。第5天了,这套衣服没离过身,床上睡着也是它,地上躺着也是它。一分钟都不能再忍受。

脱掉衣服,检阅被绑架4天“收获”的伤痛:人中月牙型的伤口很深,至今轻轻触碰仍有针扎般的刺痛;颈椎下方的背部被撞伤,晚上睡觉一直不能翻身;四肢和右手布满青紫色的瘀血,还有扭伤的右脚。人中和右手的伤是遣返那天打手留下的,其它地方是怎么伤到的?绑架那天曾数次昏厥,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们究竟对我做过什么。

洗完澡已经疲惫不堪,睡在靠窗的床上,透过铁栅栏的隔断看新余的天空。这里没有我任何亲人,它完全是一座陌生的城市,我甚至连宾馆的方位都不知道。

我要习惯和两个“保镖”共处一室。她们睡觉千万别打呼、别磨牙、别说梦话。长期失眠,使我对睡眠的环境要求很苛刻,必须非常安静、非常干净。

计划11月的欧洲旅行是去不了啦,以后说不定会被限制出境,周游世界的梦想或许就此结束了;滕彪帮我拿回笔记本电脑了吗?千万别落在黑帮手里;我第一次有了不好的银行信用:信用卡过了还款日,去欧洲旅行的机票刷了两万多,那会是一大笔利息吧?每天要吃的药没有带怎么办?身体会出现什么后果?

我想来想去怎么都是身外之事?自由都没有了,这些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能周游世界就不能吧,好些人连北京都没离开过呢;信用不好就不好吧,反正以后也没打算从银行贷款;笔记本电脑滕彪一定会想办法帮我拿的,即使拿不回来也没办法;药不吃又有什么了不起——被绑架时连死的准备都做好了。惟一不放心的是母亲,她有心脏病。10月8号诺奖公布那天晚上,许多朋友在庆祝聚餐时被抓,第二天母亲离开北京回江西,在火车站告别时曾向她保证:我不会有事,放心吧!现在我只想对她说:对不起!妈妈,我没有遵守诺言。

即来之,则安之。烦躁、愤怒都不起任何作用,那会影响我的敏锐性和判断力。我对自已说:很好,就当作是对内心定力的训练吧。

第二天一早,去火车站接我的国保陈建军推门进屋,一边接电话,一边指着我:你和北京联系了?你还有通讯工具?他扭头示意两个女“保镖”:搜她身、包、床!——我的手机被搜走了,那是我与外界联系的惟一希望。顺便搜走的还有背包里的一些小型专业设备:无线音频发射器、微型摄像机——他们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全都拿走才放心。

包里只剩下一本摄像机的说明书。我自己拿起摄像机拍片子的时间不长,摄像机的一些功能还记不住,随身带着说明书,需要的时候可以查阅。在后来的许多天,这本说明书就成了我惟一的读物。

每天的日子大致是这样度过的:

清晨7点半起床,洗漱后下楼吃早餐;上午看书、写日记、练瑜珈;11点半午餐;下午看书、练普拉提斯(一种融合了瑜珈和健美操的有氧运动)、洗澡;晚餐后看电视、睡觉。

开始时很不适应,“保镖”们从早到晚开着电视,那些噪音让人心烦意乱。不过,很快我就学会了在电视声中看书、写日记、健身……

一天晚餐后我说要出去散步,陈建军打电话请示领导,得到的答复是:可以散步,但不能离开宾馆的院子。于是,我的生活多了一个项目。

每天傍晚,我上身一件贴身红毛衣,下身是宽松的背带牛仔工装裤,外套黑色风衣(这些是我被绑架时的全部衣装),在四个“保镖”前呼后拥下,绕场20圈(那阵势一定很可笑)。

这个宾馆入住的人很少,院子呈长方形,东西80步,南北35步。整座楼只有两个窗户是被钢条封死的,其中一间就是我住的9207。第一天散步,就发现了院子东南角一棵不大的桂花树。这个长满黄白色小花、香气袭人的绿色植物,给我孤独而漫长的软禁生活带来了些许生气。

到新余第一天就提出要和母亲通电话,一周后还没有得到答复,11月9日早餐时再次提出要求。陈建军说:“本来给你母亲打个电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藏了一个手机,而且和外界联系了,造成了恶劣的后果,所以不能让你和母亲通电话。”

“造成什么恶劣后果?”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我一下就冒火了:“即使我是罪犯,你们还得通知我的家人呢。对一个守法的公民你们却连起码的人道都不讲。我有另一个手机,是北京警方交接时没有告诉你们,那不是我的错。向朋友通报消息是我的权利。你们要以此来惩罚我?好吧。不是怕我与外界联系吗?从现在开始,我宣布绝食!我倒下时你们得送我去医院吧?到医院我就大声呼救,告诉所有人你们绑架了我。”说完,我离开餐桌,扬长而去。听到后面几个人追上来的脚步声。

“小陈不懂事,你别和他生气!”

“不懂事没关系,千万别没人性。谁都有父母高堂。”

“你要和母亲通话我们也做不了主,得向上面请示。”

“给了你们9天时间,向联合国请示也应该有答复了。”

回到房间,我开始了第一次绝食:争取与母亲的通话权!

上午,胡支队长来了:“我这就请示领导,问题不大,但得有一个时间周期吧?你先吃饭。”

“请示吧,我等着。和母亲通话前我不会进食的。”

第二天一早,陈建军笑容可鞠地进来了:“上面说你可以和母亲通电话,只是有两个条件:一,你不能说绑架、软禁,也不能说你现在在新余;二,手机要拿在我手里,要打开免提。可以不?”

“本来我也没打算告诉母亲我的遭遇,只想报个平安让她放心。”

他们拨通了我母亲的电话,拿着手机放在我耳边。听到母亲焦虑的声音:“你在哪啊?为什么手机一直关机?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平静地向母亲撒谎:“我在欧洲旅行,电话坏了,国际漫游太贵,不能经常给您打。放心吧,国外比国内安全多了。”

我以前每次出国旅行,登机前、到达后都会打电话告诉母亲;离京前会把在国外的行程、国外朋友的电话、预订宾馆的地址、购买各种意外险的单号和保险公司名称email给弟弟。这次完全一反常态,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相信了?

此后每周我被允许和母亲通一次电话报平安。为了能和母亲保持通话,我不能冒险向她暗示我的处境。

无眠的夜晚是那么漫长,我用思念充满它们,思念的感觉既温暖又悲伤:

10年前的圣诞夜,在三里屯的一间酒吧里,我认识了北大在读博士许志永。那天,一票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们在那里狂欢,喧闹嘈杂的环境中,我和志永静静地交谈,他谈自己的宪政理想,谈他定点做基层选举田野调查的乡村……这些话题深深打动了我,因为他的理想也正是我的理想。10年后他为我争取言论自由的案件做代理,给予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

认识滕彪是在一次法律援助研讨会上,志永向他介绍我将要起诉的案件,他毫不犹豫地说:“好。支持!”第二次见面是在大兴法院声援赵连海,面对用摄像机偷拍我们的便衣,他大声说:“我叫滕彪,你敢说出你的名字吗?”令现场所有女性倾倒。

一年多来,我参与、拍摄了许多或由公盟发起,或由公盟援助、或由公盟关注的公民行动与法律个案:暴力拆迁、教育平等、74推友日、赵连海案、福建三网民案、夏峻峰案、冷国权案……共同的理念和行动,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的心里,志永和滕彪不仅是我的战友,他们如同我的手足。

去年初,我因发表《寻找中国之路》被国保骚扰,我打电话向庆妈诉说内心的绝望与无助。庆妈是谭作人的妻子,我认识多年的朋友。庆妈说:你需要一名律师,去找浦志强吧。于是给志强打电话,半小时后在他凌乱不堪的办公室里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志强面前,我觉得自己完全不像是个学法律的人,就是个絮絮叨叨的求助者。他打断我:

“这不算什么,你没事。”

“那么,如果我有事,你能答应做我的律师吗?”

“我答应。”

从此,一遇到麻烦我就会向他诉说,仍然是絮絮叨叨,直到把他说烦为止。他脸上的表情和神态,明明白白地写着,我就是那个老叫“狼来了”的孩子。直到10月24日我在伊春与他分手,去丹东与滕彪会合。短短几天里,他每次打电话、发短信,结尾总有两个字:“保重!”我突然感到:他在向我预警。而此刻,让我悲哀的是,在这片土地上,预警,是我的律师惟一能为我做的事情。

第一次知道崔卫平的名字是因为海子。那时我准备为诗人海子做一部传记片,在查找资料时,我看到崔老师研究海子的系列文章。第一眼,她的文字就打动了我,从那以后,几乎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她的文章。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送别屠夫去福州的晚宴上。那是4·16的前奏,屠夫去福州为三网友案打前站,前途凶险,崔老师高调加入关注团以示声援。她说: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屠夫。几天后她写下了长诗《这些义人们哪》,其中有一段竟是为我而作。

还有王荔蕻大姐、屠夫、天天、王译、张辉、阿尔、强本……

每次想到他们都会有一股暖暖的细流划过面颊,那是内心涌出的感动,它无声地融入黑夜,迎来天明。

11月14日晚餐后,回到房间不久,我正靠在床上看书,听到敲门声,我没有在意,以为是隔壁的“保镖”。女国保欧阳去开门,听到外面有人说“找华泽”,欧阳“咣”地一声关上了门。心里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喊:“华泽,华泽,你答应一声,让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我迅速从床上坐起来,女国保愣愣地看着我。外面的声音更大了:“华泽,我们爱你!”眼泪奔涌而出,不顾一切冲向房门。因为欧阳站在旁边,门只能打开一条缝,看到门外一女两男,三张陌生的面孔。

“我是华泽,你们是——”

“我们是网友,来看你的。”

“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是新余的,我是奉新的陈茂森,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

我们在推特上有过交流,记得这个大头照很帅的小伙子,不过本人看起来比照片上更清秀一些。我伸出手和他们一一相握。那种温暖无以言表。女网友递过来一束鲜花,他们说了一些保重之类的话。欧阳从后面把门重重地关上了。

屋内死一般的沉寂,随后欧阳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那两个人是新钢的,所谓的维权人士,他们很坏,专门挑动别人和政府做对……。根本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太好了,欧阳认出了那两个网友,网友也一定认出了她。他们今晚就会在推上公布我的消息,我不可能从这个世界消失而不为人所知了。

欧阳换好衣服,急急忙忙出去了,留下另一个“保镖”和我。她找领导汇报去了。出了大事,我被暴露了,他们一定开始忙乱了。

第二天一早,胡支队长来了,通知我收拾东西转移住处。

新搬去的宾馆离消防宾馆并不远,叫新蓝天商务大酒店。这个酒店没有院子,楼外就是大街,我要散步必须得走出去。其实,在此之前,他们有时也会允许我到大门外面去散步了。

这个酒店没有自己的餐厅,要到隔壁的酒楼用餐,每顿饭要不得超标,要不就吃得不好。房间里也没有空调,很冷。在这里住了10天,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可“保镖”们受不了了。看看没什么危险,网友不过是来看望一下,也没打算劫持我,于是第11天,在“保镖”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又搬回了消防宾馆。

搬回消防宾馆不久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冬日清晨的峨眉山上,大雪缓缓飘落,远近山峦白茫茫一片。晨钟从山脚下的寺院响起,一波一波往上传,一直响到山顶,此起彼伏。这是1994年春节的真实场景。那年,我第一次到四川,认识了谭作人夫妇。16年后,一模一样的场景出现在我的梦中。而这时,我的生活因谭叔被判刑已彻底改变。

大约11月底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说可能要软禁我到2011年春节后,甚至有人说会无限期软禁。既然我被绑架、软禁是因为晓波获奖,那么12月10日诺奖颁布后必须获释,这是我的心理底线。否则,我将绝食,以死抗争。我必须把这个消息送出去。

平时,我每天都记日记,我的日记记得非常潦草,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段落,就是一些只言片语,提示我自己不要忘记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和当时的内心感受。因为我知道欧阳常常偷看我的日记——只要我离开房间,我就会在日记上做记号,日记摆放的角度,一根发丝等等。所以,我要送出去的消息必须非常秘密,不能被她发现。

这个纸条是夜晚躲在厕所里写的,大意是:我被软禁了,不能和家人联系,请帮我将这个短信发给186……和139……(这两个号码是滕彪和浦志强的手机。在火车上我已经把它们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这两个电话号码,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以下是短信内容:1、我的手机已被没收,这是请陌生人帮忙发的信息。请不要公布出去。2、如果颁奖日之后还不释放我,我会绝食,请设法救我。3、如果可能(我担心他们也被限制了自由),我委托你们做我的律师。我有一份写给浦志强的委托书放在家中(附具体放置的地方、有我家钥匙的某人联系方式)。4、我在新余国保手中,现软禁在新余消防宾馆9207房间。我把这张纸条和50元钱放在了贴身的衣兜里。

12月1日晚上外出散步时,我将纸条和钱一起塞给了一位事先物色好的陌生人(恕我不能说出更多的细节)。我并不知道,这个陌生人是否能替我把短信发出去,但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

两天后,我又外出散步时,再次遇见了这个陌生人。他竟然等在那里,并且向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

离诺奖颁奖日越近,我的内心越焦虑。失去自由的日子,每一天都如一年那么漫长。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漫无边际的黑暗隧道。我知道前面有光,却总也看不到。

许多个夜晚都被心悸折磨,它总是在刚入睡时向我袭来,难以形容的心慌,四肢发软,想大声喊叫,必须竭力控制自己才不会发狂。那种感觉是多么无助,我不断对自己说:不能崩溃!不能崩溃!

即使到诺奖颁奖日第二天就释放我,我也已经与世隔绝整整45天了。对于视自由比生命还重要的我来说,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初被绑架后,我的态度不是那样强硬,他们问什么我说什么,他们也许会放了我,或者只是限制我的行动,不会让我与世隔绝。是的,这完全有可能。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从他们采取暴力绑架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阻断了与我谈判的可能。我不是不能妥协,我是不能向暴力屈服。

没有人可以要挟我,暴力不能,利益不能,甚至亲情也不能。不要以为柔弱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渺小就没有尊严。弱者和强者之间的差别不在力量的强弱,而在信念的坚定。

终于熬到了诺奖颁奖日那一天。按照诺奖公布日的时间推测,颁奖应该是在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左右。按我的情况推测,所有可能去挪威的人都会受到限制。所以,国内没有人可能到现场。我希望,领奖台上和领奖台下被邀请的嘉宾席上,是一排排空椅子,镜头缓缓推向这些空椅子。它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说明了这个奖颁给晓波的伟大意义。想到那个场景,我哭了(在我获释后不久,终于看到了颁奖的录像。那个场景———真是空椅子!)。

12月11日早上,我宣布绝食!

下午,新余市公安局张局长来了。他说昨天已经亲自去江西省公安厅请示汇报了,这一两天就会有答复,希望我有一点耐心。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1、告诉我继续软禁的理由;2、告诉我结束软禁的时间。

听天由命地躺在床上,听任意识慢慢消失。身体是飘浮的,没有重量,仿佛另一个我;不,是灵魂,离开了肉体,它升到半空俯视着:

“你能坚持多久?”

我笑着说:“挑战极限。”

“你要毁掉自己吗?”

“不。这恰恰是使自己完满。他们想用粗鄙、丑恶、苍白毁掉我,我则以精致、纯净、丰满来对抗。他们可以毁掉我的肉体,但我的内心,他们永远无法毁掉。”

12月15日

胡支队长来回复我的要求:1、颁奖日后还有一个音乐会。而且,外地有许多维权人士到北京去了,北京警方忙不过来,所以现在还不能放你回去;2、20日之前一定放你走,前提是你必须进食。

当天,绝食结束。

12月17日晚上,胡支队长再次光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20号你就自由了。你要去哪里?”

“我要回北京。”

“怎么回去?”

“火车、飞机都可以。”

“你让陈明帮你买票吧。”

“我不是来旅游的,也不是来探亲访友的。你们怎么把我接来,还怎么把我送回去。我身上没有钱了。如果你们不送我回去,我就等在这里,让北京的朋友来接我。”

“好吧,我向上面请示一下。”

第二天我得到答复:20号帮你买好卧铺票,送你上车。

自由!自由?

12月19日上午,胡支队长通知我收拾东西,离开宾馆。他说新余买不到去北京的卧铺票,已经请分宜公安局安排。我们今天先去分宜,明天下午从分宜送我上车。

内心开始不安。他说的理由不合逻辑。新余是直辖市,分宜是新余下辖的县。市局连火车票都买不到,还要县局安排吗?

分宜离新余只有30多公里,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县城,两辆车穿过县城的闹市区,向郊外驶去。越走越荒芜,最后开到一个山脚下的度假村。分宜县公安局的人在这里等着我们。我们一行是这个度假村惟一住宿的人。可能是在山里的原因,这里非常冷,比城里气温至少低3度。整个晚上我都裹在被子里胡思乱想:他们是不是要送我去劳教?会不会逮捕我?今年5月份就有一个在江西因“煽动颠覆罪”被捕,后取保候审的朋友告诉我,江西警方向他调查过我。

“保镖”在一旁玩电脑。我请她帮我查一下从分宜到北京的火车,明天下午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她百度了一下,吃惊地说:“这趟车在分宜不停。”

我开始发脾气:“问你们领导,到底要把我送到哪里去!”这“保镖”是一个年轻、单纯的姑娘。她说:“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明天下午任务结束啊。明天一定会放你走的。你不要乱想,领导会安排好的。”

一会儿,新余市公安局张局长打电话说要来看我,不知道路怎么走。分宜县局的人开车出去接。等了许久,另一个“保镖”进来说:“领导没接到。明天上午一定会来,局长说要为你送行。”我感觉情况越来越诡异。

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没和“保镖”打招呼,我自己开门径直走出去,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心里非常乱,怎么也想不通,如果要释放我,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几个“保镖”赶紧跟出来安慰我:“不会有事的。领导一定会安排好的,如果今天不放你走,我们和你一起绝食。”

快到中午时终于出发了,目标是分宜县一家高档餐厅。一桌人等着我们:张局长、胡支队长,另外四人是省公安厅来的。其中一个年长者(领导模样)说:“我们接你去南昌,坐飞机回北京。”

“手机什么时候还给我?我要打电话让朋友来机场接我。”

“别着急,会还给你的。”

完全没有心情用餐。从新余到南昌明明更近,为什么要拐到分宜再去南昌?

省厅来的四个人中有一个女性,姓熊(依然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客气得让我不忍说她是国保:“华老师,您看江西的变化很大吧?您帮我们宣传宣传呀。”

“我不做宣传,我只负责批评。”

“华老师不是做历史人文纪录片吗?我们江西历史很深厚啊。”

“那倒是。我曾经对江西的古代书院做过一点研究,不过当时我所在的部门,认为这个选题收视率不会高,所以最后没有批下来。”

“那好啊,您提出方案,我们帮您安排。资金、接待,我们提供一切方便。”

“哈哈哈哈……好啊。”

看这个架式不像是要送我劳教什么的,倒像是要招安。这太有意思了。

午餐后,我和省厅四人及新余女“保镖”一人,乘福特商务车,新余国保陈建军开一辆轿车跟随,一路浩浩荡荡直奔南昌。

快到南昌时,省厅那位年长者说:“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小时,我们陪华老师去看看滕王阁。”

在滕王阁一层茶室里,进行了一次精心安排的“友好”谈话:

“华老师,这次在江西呆了快两个月,我们新余的同志对您照顾还周到吗?”

“很好。麻烦你们了。”

“您也是学法律的,我也是。有关法律的问题咱们就不谈了,有些事情留待历史来评价。您看好不好?”

我无言,笑笑。

“我今天不是以什么身份和您谈话,只是年长您几岁,您能不能听我一句忠告?”

“请讲。”

“以后刘晓波的事就不要参与了。”

“刘晓波哪些事?”

“比如签名活动。”

“签名不会总有的。”

“好,那就好。”

“还有关于江西警方的事就不要出去说了。”

“江西警方很不错呀,文明执法。”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江西有什么事,您只管说,我们一定尽量帮忙。您和我们小熊互相留个电话,以后常联系(她是我的专职客服了?)。欢迎您常回来。但不要以这种方式回来。”

“会常回来的,我还有家人在这里呢。不过,会不会以这种方式回来可能不取决于我。”

“您提到的江西古代书院的项目很不错呀,您写个东西给我们,我们马上可以着手办。没有问题的。”

“好,需要的时候一定找您。”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晚上7点,我被送到机场贵宾室。小熊要我的身份证去办登机牌。我再一次要求把手机还给我,小熊说:“手机我帮您托运吧。”

正色对她说:“手机是贵重物品,不能托运。你必须还给我。到北京太晚了,我身上衣服单薄,我必须打电话让朋友来接我。”

“衣服我给您准备了。我知道您身上钱不够,也帮您准备了打车回家的钱。另外,我们厅里还准备了一些礼品,我会把手机包装好一起托运的。”

“你们是担心我打电话,北京会有欢迎团来机场接我是吗?天气太冷,到达北京的时间也很晚了,我不会让很多人来接我的。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还是托运了吧。”

“不能答应你的事我不会答应,只要答应了我就会做到,请把手机还给我。”

年长者发话了:“还给华老师吧。华老师您既然明说了,我也告诉您,我们确实担心再弄出什么事情来。我们也是为您好,希望您平安回家。”

飞机8点起飞,7点40分,我被从贵宾室直接送上了飞机,在登机口,向省厅一行挥挥手,掉头走进机舱,立即打开手机,向滕彪报平安。

这一刻,我才确定,真的自由了!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知道了江西警方在临近释放我的最后两天费尽周折、把我转来转去的真正原因:滕彪、许志永、屠夫等人已于18日成立了飘香关注团,包括四位律师在内的各地关注团成员已决定前往新余营救我。

获得自由后的第11天,当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我的朋友不要再被绑架、被失踪、被囚禁,不要再颠沛流离、背井离乡。

(全文完)


欲收看华泽女士讲述其被国安绑架和失去自由的过程的视频,请访问如下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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