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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国门的历史回眸

2012年07月03日

不久前,看了Mike Chinoy制作的历史纪录片《采访中国——改变世界的一周》,感触良多。影片中有不少珍贵的镜头和熟悉的历史人物,又把我带回到那段难忘的历史。中国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至今还在继续之中。我这一代人也正是从那个年代一路走过来,见证了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过程。而且我正好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晚年周恩来》中专门有一章谈中美和解。下面,我想从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学者这两个角度,谈一点感受。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我正在河南农村。当地老百姓很穷,干一天只能挣几分钱,一块钱在当地可以买5斤鸡蛋。那时,我离开北京已有四个年头,非常想再回北京看看,但那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尼克松访华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给我们贫乏枯燥的生活带来一点乐趣,成为每天议论的话题。由于交通不便,我们只能看到两天后的报纸。尽管如此,每天报纸一来,大家还是抢着看,特别是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要排队。除了看报以外,我还偷偷听美国之音。当时我只有个小收音机,但因为在农村,没有什么干扰,晚上可以听得非常清楚。当时,我的一个朋友正好在北京探亲,她写信告诉我:“美国记者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四处乱串”。纪录片中也有这样的场面。

当时,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每天被繁重的农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无法深刻理解这件事的历史意义,但多少有一种预感,隐约意识到变化已经开始了,不仅是国家的也包括个人的命运。实际上,后来的“开放”——中国国门真正打开,并不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而是从尼克松访华开始的。邓小平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继续执行毛泽东确立的开放国门这一决策——这是毛在文革期间所做的唯一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从改革开放两者的关系说,改革是从属于开放的,首先要开放,与国际接轨,然后才谈得上改革;如果把国门关起来,没有一个参照系数,是无从改起的。

文革中,我妈妈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关在秦城监狱,我成了“狗崽子”,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准备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心有不甘,每天干完农活后,就在油灯下拼命看书。当时看不到任何前途,心情压抑,连叛逃出走的心都有。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变化就是从尼克松访华开始的。这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但是越到后来看得越清楚,个人命运变化之大,真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仅仅在尼克松访华几个月后,我就重新回到了北京,到秦城监狱探望已经5年没有见面的母亲,从此告别了河南农村。

从国际战略格局来看,确如尼克松所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可以这样说,尼克松访华改变了二战后的世界冷战格局——从美苏两强对立变为美、中、苏三角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美两国联起手来共同对抗苏联。在这一点上,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当时,美国被越战弄得焦头烂额,深陷泥沼,拖累了美国在全球战略上与苏联的争夺。而中国60年代在外交上四面树敌,“打倒帝修反”,全线出击,也难以为继;更严重的是,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极大的压力。这是中美两国捐弃前嫌,重新走到一起的原因。所以,尼克松一见毛泽东就表示:“我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来的。”毛很欣赏他的坦率,而且比尼克松说得更直白。毛后来在接见基辛格时,一边比划一边用蹩脚的英文说:Hand in Hand,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从那以后,前苏联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从进攻态势转为防守,陷入内外交困,20年后整个苏联共产帝国就崩溃了。

中美两国能够握手言和,除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外,尼克松和毛泽东两人也是各有盘算。随尼克松访华的美国记者后来发现这不过是一场为其竞选连任的电视秀。其实,当时中国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周恩来在内部讲话中,就指出这是尼克松的一次外交赌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便从越战的泥沼中摆脱出来,达到竞选连任的目的。出于中国自身的需要,周尽量帮助尼克松对付美国媒体,设法把新闻记者支开,不让他们得到有关中美会谈的新闻;而美国政府则一唱一和,说“这是在中国,必须按照中国的方式行事”。美国记者对此抱怨不已。影片中这些可怜的记者们像算盘珠子一样被拨来拨去,不知道他们已被“画地为牢”,中美两国政府合伙把他们玩弄于掌中。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帮助平息美国政府内的反对声音,从一开始就做了布置,配合白宫把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排除在核心谈判圈外。当时最重要的是上海公报的谈判,周建议由他和基辛格来谈,下面由中方的乔冠华具体谈。与此同时,周做得很巧妙,指派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罗杰斯谈一些“双边关系”,譬如旅游签证、移民等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由于姬和罗杰斯的级别对等,美国国务院是哑巴吃黄连,虽然不高兴,也说不出什么来。后来在公报谈判的最后关头,美国国务院发难,周得知后,专门去看望罗杰斯,表扬美国国务院在“乒乓外交”时给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绿灯,促进中美和解所起的作用。

从中国方面来说,靠革命起家的毛泽东下决心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和解,也与当时国内的局势有关。就在尼克松访华前五个月,1971年9月,中国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林彪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结果竟然要谋害他,最后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这件事震动非常大,宣告了文革和毛个人神话的破产。毛被弄得灰头土脸,声望一落千丈,整日坐困愁城,害了一场大病。毛急于修补自己的形象,转移视线,想通过在外交上打一个大胜仗,来掩盖转移自己在国内发动文革的挫败。

当时,中国还处在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天底下只有中国最革命。中苏闹翻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认为苏联丧失原则,向美国投降。而且中美两国曾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结下深仇。而现在中国却要和美国握手言和,这个弯子转得很急,不要说党内文革派想不通,就是普通老百姓也一时转不过来。但是,毛泽东用自己的权威压住党内反对意见,推动促成这件事。尼克松刚下飞机,毛就强撑病体,提出要会见,做出不同寻常的姿态给予支持。外界有所不知的是,毛当时大病初愈,身体状况很糟,随时可能出事,会见时,救护人员携带医疗器材就在走廊外面待命,准备随时抢救。由此可见毛的迫不及待。

如何转弯子的工作,主要是由周恩来做的,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他为接待工作确定了“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原则。而在国内的宣传中,中国官方把尼克松访华说成是美帝国主义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到中国来登门求和。机场的欢迎仪式刻意安排得冷淡低调,既没有铺红地毯,鸣礼炮,也没有请外交使团和组织群众欢迎的场面。另外,周与尼克松的握手也是精心设计的,第二天中国官方媒体发表了周的专职摄影师拍摄的周与尼克松握手的瞬间。这是一张精心挑选的照片——刚刚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身体前倾,老远就把手伸出来,而周则站在原地不动,伸出手来,等着尼克松来握手。还有在欢迎宴会上,周也是故作姿态,刻意表现“不卑不亢”的原则,在向尼克松敬酒时,他把酒杯与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周在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杯沿去碰对方酒杯的中间部分,以示对访客的尊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纪录片提供了一个回顾这段历史的视角,让人们站在过去和现在的交接点上来审视中国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思考中国今后应该怎样走。片中有许多当年的历史画面,让人们切身感受到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当然,这里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

从变的一面来说,当年北京的街头,可以说就是现在的北韩,整个灰蒙蒙的一片,行人穿着色调单一,就是蓝、黑、绿几种颜色,街上看不到什么汽车,只有自行车,公共汽车也是破旧不堪。经过40年的变化,北京现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街上车水马龙,生意兴隆,在很多方面连纽约都甘拜下风。变化不可谓不大。但这种变化只是在表层,在硬件上。从内里,从软件上来看,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还是党国体制,一切由共产党说了算,老百姓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中国现在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可悲的是,中国人至今还没有在政治上争得做一个现代公民的权利,选举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在这一点上,连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都不如。这就是40年来中国不变的一面,而这是当前中国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中国如果想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废除一党专权体制。

中国有句古话:行百里者半九十。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国开始打开国门,融入世界,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今后要走的路更加艰难。当年尼克松在游览长城后,曾在祝酒词中巧妙地用长城做比喻,说中美两国之间有一堵墙,现在开始拆除这堵墙的漫长过程,借以表达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存在的对立冲突。令人失望的是,这堵墙至今没有拆完,而且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凸显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与普世价值和国际准则之间的对立冲突。拆除这道横阻在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之间的城墙,实现社会转型,是中国完全融入世界所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这就是看完这部纪录片后笔者油然而生的感受。

 

高文谦是中国人权高级政策顾问、中文出版物主编。曾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人员。1993年移居美国,先后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访问学者。著有《晚年周恩来》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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