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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文化及其困境

2012年07月08日

在通常的意义上,所谓文化,是指那些明显区别于、且明显优越于动物和蛮族的人类行为方式,即那些使其成员产生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庄严感、道德感、神圣感、美感的东西,包括制度、规范、礼仪、习俗,也包括文教、艺术。老实说,我不喜欢“党文化”这个概念,尤其是在把中共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或政治文化、道德文化相提并论的时候。因为相对而言,党是比较没有文化的。有些时候,党甚至公然大张旗鼓以反对文化、败坏文化、扼杀文化为使命。孔夫子称颂三代,但偏爱周代,就是因为周代的文献最多,礼乐完备,文气鼎盛,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果孔子见过了当今所谓“社会主义文化”以及毛邓江胡等中南海诸公,他大概会说“天之将丧斯文也”。他绝不会说:“郁郁乎文哉,我爱党”。

新华门。照片来源:Neo-Jay

党与文化,是不对称、不协调的奇异搭配。党文化的概念要在“盗亦有道”的意义上去理解,方为正解。所谓盗亦有道,是说以盗抢为生的黑帮也是需要“有文化”的——甚至偶尔也需要“讲政治、讲正气”。每个成熟的黑帮,都有自己的旗号、话语(黑话)、义气、规则、江湖传承、“英雄”业绩,以至于头上的发型、背上的刺青,都有所讲究,都有潜在的文化意蕴。黑帮老大往往不是帮会中武功最高、做坏事最多的那一位,更不是电视剧里满脸横肉、目露凶光的那一位,通常,他是一帮之中较有道德权威,较有文化说服力,能代表帮会理想,最能使他的喽罗们感到黑帮自有天理在,做黑帮可以无愧天地、不虚此生的那一位。没准儿,还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极有伟人相的那一位。比如宋江,就比李逵、武松和林冲更适合做水浒党的党主席兼军委主席。无论如何,有文化的黑帮总是比乌合之众的暴徒更值得民众信任,黑帮收了钱一般不撕票,乌合之众则行为无常,无法预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承认,党文化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值得加以探讨。

不管雅俗美丑,共产党有它自己区别于他国他党和本国“非党群众”的语符系统、“理想信念”、价值体系、经验传承、党史叙事、人际关系、体制规范、典礼仪式、官俗吏习等等一整套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妨说,即使是中共这样曾经宣扬暴力、煽动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党,也是有文化的——尽管我仍然不喜欢党文化这个让文化蒙羞的概念。

以性质而言,中共的党文化与西方所谓政党文化大异。如吴邦国委员长一再指出的那样,中西两种政党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不可同日而语。假设,胡锦涛与奥巴马开高峰会,谈经贸,谈国际合作,谈朝核伊核,谈反恐,哪怕谈人权,这些内容都有得谈,因为二人有共同的话题,也有大致相同的“论域”。但若二人忽然异想天开,想交流一下各自管理政党的经验,比如,中共如何领导政治局,如何驾驭政法委,胡锦涛想向奥巴马有所倾诉,想必那一定是鸡同鸭讲,奥巴马再聪明,也是不大可能听得懂那些胡言乱语的。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中共政治很高深,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党名字都叫党,但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东西。所以,严格说来,中共党文化不属于政党文化的范畴。当然,共产党其实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政党,即以选举和国会事务为中心工作的宪政型政党。

以类型而言,中共党文化大概介于社团文化、官僚文化、朋党文化、豪门文化、黑帮文化、邪教文化之间,或者说,是上述六者的有机组合。

其一,无权无位的普通党员与党的关系极浅,只能以社团待之。他们希望获得党员身份所附带的特权利益,但因党员众多,除非提干升级,这一愿望多半会落空。普通党员之间、普通党员与高层党干之间,并没有可以共享的价值和利益。他们所受到的党文化的洗礼,只在社团文化的浅表层次。一旦中共出事,占95%的普通党员将一夜流失。

其二,党的基层和中层干部通常将党当作一个官僚互助会。他们会参与一些党内的帮派朋党活动,此亦为官之道,因为孤立无援的官僚在官场上很难站得住。对他们而言,党文化就是官僚文化和朋党文化,党文化提供给他们的,主要是一套官场通用的话语体系和处事准则,举其要者,包括如何应付公事,如何对付民众,如何巴结上级,如何贪污受贿,如何拉帮结派,如何寻找靠山,如何升官晋级,等等。这些东西有技术含量,也有底线规则,要玩得转,玩得大,又不踩线,并不很容易,是需要“有文化”的。此等文化虽古今中外皆已有之,但中共党文化有发扬光大之功。中共的干部把官儿做得那么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一人做官,阖家光彩,以至于出现一个有油水的公务员位子能吸引数十万才学之士竞考的壮观景象。

其三,党的高层、最高层成员则主要将党视作一个豪门俱乐部,一个超级黑帮,一个邪教团体。虽然,他们也要做党员、做官,但做法与普通党员和中下层官员大不相同,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周旋于红色豪门,应酬于产经巨室,摆平各种特权关系,沟通各大权势体系。中共早就不是地下党、革命党了,而是统治着第二大经济体的世上最大的执政党,但他们仍然保留了地下党的大多数组织传统:内外有别,帮规大于国法;秘密开香堂、打暗语,政法委、中纪委可以以党代法,私设公堂,侵凌司法;最高层的重要人选、重大决策、重要会议均采黑箱作业,任你谣言满天飞,它就是不肯拿到阳光下面操作,大约是内幕污秽,情形可怖,不足为外人道也。可见,地下党变执政党不易,黑帮文化变政党文化更难。而一手提笔,一手握枪,做了坏事,还要一本正经自我表扬,有了政绩,便煞有介事作伟光正状;但凡公开亮相,则按职排序,鱼贯而出,似乎走错了次序就要亡党亡国;但凡正式讲话,则穿靴戴帽,照本宣科,似乎不说假大空话就是亵渎党国;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党管军队,党管宣传,党管政法,党管统战……大权在手,神通广大,可管天管地,就是管不住自家子弟。以上种种,又体现出鲜明的邪教特色。

共党文化其来有自,是以苏共极权文化为体,中国王官文化为用,集九十年党史、六十年国史血腥演化而来,可谓得来不易。诚然,中共党文化是当今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执政党——这使得每一个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无不备感耻辱,但所幸,它属于正在迅速丧失文化感召力的那个部分。

党文化的困境一目了然:名为执政党,而仍按秘密会党规矩行事,此为身份认同困境;正式仪典、标语口号仿如极端主义教会,却早已失去了可以蛊惑人心的乌托邦教义,此为意识形态困境;一边说假大空话漂亮话,一边贪污受贿包二奶,此为道德困境;极权体系正在坍塌,而政体改革遥遥无期,此为政治困境;败坏了传统价值,又拒绝普世价值,以至党国人士精神徬徨,无所依归,此为价值困境。

重重困境之中的党文化势必衰亡。从党领袖胡锦涛、大人物薄熙来的身上,从薄熙来事件的处理方式上,就可以看出党文化加速衰亡的端倪。这两位堪称党文化的优秀代表,是党文化于其鼎盛时期所薰陶、所模铸的优质产品。像胡、薄二人这样的党国高官,这样的言谈举止,这样的为人为官方式,这样的行事风格,这样的从政作派,在别种党派、别种文化、别种体制之下,是完全没有发挥空间的。党文化所教育培养出来的这样两个人,他们只能做中共的官,也只能在中共执政的中国才能做到那么大的官。哪个国家、哪个党能容许居大位者胡锦涛无所事事,欲成事者薄熙来胡作非为呢?如今,在位者仍如履薄冰,下台者已身败名裂。若换一种政治文化背景,胡薄二人只要不是天生的坏蛋,原本可以有各自更快乐、更有价值的政治人生。二人可谓成于党文化,困于党文化,亦受害于党文化。胡薄尚如此,他人更何为,党文化其无咎乎?

 

杨光,本名吴俊,1965年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县。198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86至1989年就职于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为数学教员。1989年入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旋即因受学潮和六四事件牵连而丧失学籍并受到审查。1990年在湖北省十堰市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处有期徒刑一年。1991至2006年就职于私营部门,曾担任私有企业高管。2004年起为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独立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政治社会学和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