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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价值评价体系和我们选择的权利 ——从《零八宪章》所想到的

2012年11月26日

我有位朋友,他在市区某写字楼的20层上开了家咖啡馆,不做任何的广告宣传和商业策划,也不招待任何的生客,来他店里的,都是他以前旧址的熟客和他们带来的两三知己。他说,他想做的就是一个与熙熙攘攘的闹市区格格不入的一个隐逸静谧的私人空间,他喜欢朋友们来到他的咖啡馆里,听着八十年代的怀旧老歌,看着墙上奈良美智的画作,品上一杯他独家制作的咖啡,跟他聊聊政治、理想和人生等等,在感官盛宴里忘记生活的烦恼和忧愁。

有一天我们谈到人权问题,我问他: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什么?他想也没想就说,中国政府喜欢说生存权,但其实生存权本是人最基本的底线权利,而这种权利是有没有政府人民都必须享有的,每一种生物其实都有生存的权利,而政府需要保障的,是人的选择权。比如说,人应当有合法选择自己居住城市的权利,但中国的户口制度没有对此做出保障;人应当有公平享有医疗产品和医疗保障的权利,但中国的医疗改革还只是停留在“做个样子”的阶段;人应当享有公平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大学接受自己想要接受的教育的权利,但是中国的高考制度所带来的,只有学生那承载压力越来越大的背部,越来越深的眼镜度数,越来越高涨的厌学情绪和越来越少的创新性学术成果。

我深以为然。

学生,复旦大学校园。2007年3月25。摄影:Rose Graham

以教育为例说,首先学生没有选择权,他们从踏入学校的大门开始,就被扔到了斗兽场上,每天都接受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定势思维灌输,使得他们不得不把分数、成绩和考试名次作为衡量自己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的最重要标准,也使得他们内心充满了一种“考得不好,我就会失去一切,因为我辜负了父母和老师的期望,也没有证明自己的优秀”的不安全感,更使得他们很多时候有一种“碾碎别人就意味着自己的成功”的思维方式,因为对他们只有一种选择,只有一条路能让家长觉得这些年的学费没有白交,这么些年的投资没有白费,即高考(无论是中国高考还是SAT)——接受更高等教育。其实接受更高等教育本身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大家习惯了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维方式来评价社会公众,不知不觉这就形成了对教育层次较低者的歧视与偏见。而真相是,这个社会其实就像人体一样,需要大脑也需要躯干,社会需要高学历人才,也需要人们对那些普通工人和农民同等的尊重。而当这样的社会只有一条道路、一种选项被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时候,人们便本能地用等级来衡量人了。同样地,在很多初高中学校里,为了保证升学率,成绩好的会被安排在“重点班”进行培养,成绩不好的会在“普通班”进行培养,日复一日地被一元标准衡量的学生当然也有极大的可能性使用一元标准去衡量社会人,如此往复,便会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是老师没有选择权,灌输课本知识和考试技巧成为他们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高考单一的评价体系使得整个系统都不在乎学生的内在价值、品格,长处和特性,因材施教成为中国初高中教育界眼中的空中楼阁,老师的主要工作并非“传道授业解惑”,而是把知识灌输给学生,教他们如何考个好分数上好学校。而学校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划分,也隐性带来了老师的竞争,“好老师”可以教重点班拿更多的钱,“差老师”就只能教普通班拿更少的钱。从这个角度剖析初等教育,就不难发现它完全沦为了产业化或者商业化的附庸。而教育产业化作为中国教育唯一的选项,对中国真的有利吗?我觉得恰恰相反,这从本质上违背了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再次是校长没有选择权,学校的好坏是由学生的高考或中考成绩决定的,学生成绩越高,家长越愿意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这样的学校越有可能有好生源,好生源又会影响到来年的高考成绩,学校的“业绩”会吸引更多的“好学生”想上“最好”学校的“重点班”,而成绩差的学生,只能上“最差”学校的“差班”,如此循环往复,中国的学校便成了诠释马太效应的最佳案例。

高考制度有如此之多的弊端,命题死板僵化偏记忆而不重创新,使得学习过程呆板枯燥“填鸭式”而不重启发,但最重要的是人们还是相信,这是改变人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一个“鲤鱼跳龙门”的最佳机会,并且整个社会都在为之紧张不安——警车为其开道;家长拥挤着站在校门口等待学生考完;媒体报道;政府官员巡视。其实,说到底这只是一场考试而已,但是由于它决定了考生的未来和命运,所以不得不被强加了太多的意义,也被赋予了太高的、超越了本身价值的社会重视程度。单单这一项评价标准,就几乎决定着受教育者能否拿到中国高等教育学府的门票和拿到一张“含金量”多高的门票。

但是教育部没有提供选择权,因为人们还是习惯于承认“这是中国现有的最公平的制度”,于是所有的问题,在“公平”的大旗下,便不再严重到值得去改革,或者说花血本去改革(因为不排除年年“换汤不换药”的改良)。 而另一方面,本质上的改革也牵涉到各个利益相关方,比如说每年靠着高额家教费用作为灰色收入的“特级教师”们,或是用“国家利益”作为挡箭牌把性别差异列入招生门槛的教育部,以及高校招生中的利益既得者和利益相关方等等所形成的庞大的利益链条,与其让教育部冒险割肉流血改革寻求更优解,从而可能产生更多的质问和怀疑,监督和民众审查甚至威胁到其权威性和把控力,得不偿失,还不如因循守旧,“求稳务实”。

但是把其他选项统统排除是一种对复杂问题的“一刀切”,其实质只是一种对人性的压抑,而这样的压抑势必最终会导致更多的问题,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只是教育一个方面的问题。

而这样的问题就都反映为民众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民众没有选择权,没有第二选项,于是在唯一选项的执行中,他们就会时不时扪心自问:真的好吗?有效吗?值得吗?对吗?而唯一选项的执行结果,往往只能让少数人满意,答案带来的更多的是恐慌和不安全感,或是逃避和脆弱地选择妥协。于是这引发了社会人的反思:什么样的人最有选择权,或者说什么人才有最多的选项?反思的结果有二:一曰有钱,“有钱能使磨推鬼”,可见选择范围之大;二曰有权。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官员,尤其是贪官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们无限制地捞金捞银,无非就是害怕哪天没有了权力的光环笼罩,也没有了金钱护身,他们便和普通人一样没有了选择权。当大家开始把价值体系构建在权力争夺和财富占有上,并把它们作为主流价值观来引导和实践的时候,这个社会怎能不生病?

回到开头,我那位咖啡师朋友,同时也是一个地道的“小政府大市场”自由主义者,他觉得一切都应该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解决,大学应该自主命题招生,其学术成果直接导向其生源优劣,其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特长应该吸引不同才能的人才,招生、教学与学术成果三者相辅相成,大学自己决定招收标准,腐败会长期影响其学术成果和学校名声。医疗民营化、透明化、市场化,使得治疗水平差、服务差和医疗道德不过关的医院被淘汰。而户口制度他觉得应当废除,因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当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在他的理解下,暂住证和签证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号称主权不可侵犯的中国政府,时时刻刻在用“签证”制度分裂着祖国。

在这个年代,他这样的人还是经常被人当成异类或者“疯子”,因为人们不能接受一个做咖啡的竟然不想着怎么去赚更多的钱,开更多花哨的店,雇更多的员工,谋更多的利益,接待权钱之辈如同孝敬自己家长辈,整天就想着咖啡、政治和人生。他说他无非只是想把自己对于咖啡的理解诠释到咖啡的制作中去,就做些简单地道、独特而又富有个人艺术哲学色彩的纯粹咖啡,并且可以和三五知己一起聊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已。但是这个社会单一的个人价值评价体系,并不十分尊重他这个“异类”,我们过于习惯去渲染富豪的辉煌和政治家的社交圈子,而不擅于去关心真正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变迁的每一个特别的个体。

我朋友一再强调这些是不用威胁到政权的简单易行的事情,但我觉得恰恰相反,因为这些所谓“市场化改革”的前提虽然的确不要求政体的变迁,但是却要求既得利益者放弃手中巨大的利益去实施改革,这太理想化了。因为一旦他们放弃手上的利益,便意味着要承担放弃利益后改革的责任,适应改革中不可避免的责难,权威和控制力下降的“不安全感”。对于他们来讲,成本太高、收效未知、利益丧失,不太合算。他觉得言论自由是一个相对高级的权利,但我却觉得恰恰相反,一个成熟的社会,首先是应当允许、包容并且乐意彰显那些和主流价值观不尽相同但生活精彩的人,并且对于所谓的“第二种观点”持同样的态度的。就好像一个成熟的人并不害怕别人的责难,因为他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也有对诚实的指责包容并且积极寻求改正的品质,而这并不代表这个人并没有缺点,或者通过这个过程就会变得完美无缺。社会也是一样。如果言论都不自由,如果大家对同一事件只能抱有“只能接受现有的”态度,那这个社会永远都是个自我膨胀的危险体。

读完《零八宪章》,一开始我是对刘晓波嗤之以鼻的,和某些学者一样,我觉得这个宪章无非是对人权和民主的呼吁,太理想化太启蒙化,缺乏可行性和实用价值。但回头看看,《零八宪章》的发布,其意义大于本身条款,因为这恰恰是对选择权的捍卫,即有人试着给社会从政治层面提出了第二个选项,这本身是令人敬佩的。至于这第二个选项本身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本身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一定会有不同的分析。而我觉得不管言论是对是错,不代表其言论本身的发布和公开不值得被讨论或是被保护。而出现了不同的想法,是应该去保护去探讨,还是去打压去封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执政党的成熟程度和是否有安全感。如果有一个可能威胁到自己的言论出现就去封锁打压和消灭,恰恰会使人想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

而刘晓波的被捕,也充分证明了选择权与言论自由的关系。也许《零八宪章》的确煽动了部分人,但是我们有没有反思过:为什么人会这么容易被煽动,为什么政府这么怕人民被煽动?我觉得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言论不自由上,大家对言论没有选择权,向来只有政府的那一套说辞,这反而会本能地刺激民众对“阴谋论”的兴趣,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和政府对立的观点,大家都会因为其与主流观点不同而本能地去接近;但试想,如果有五种与主流观点不同的言论,并且每种言论都有它自身的依据,人还那么容易被煽动吗?如果大家都在为政府的改革出谋划策,政府也不搞“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套,大家还会轻易地被别人的言论煽动吗?我觉得反而不会。

学生在上课上,北京。2011年2月1。摄影:匿名

我觉得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身不是走哪条道路的问题,也不是共产党对与不对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始终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社会只有一种言论、一个声音、一种解决办法、一元的社会规范并且会一直这么延续下去。能改善这个社会的方式有很多,人权维护到最后还是应该归结为人民的不安全感,人权问题的产生到最后还是得归结成政党的不安全感,而此时中国政府延续了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惯例,把自己放在了社会等级制度的制高点,这样的定位偏离便导致了政党想要控制和操纵人民的想法和意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高大全的形象。而结果适得其反,既不能制止不同言论的诞生,也让民众的不安全感加剧,从而自己的不安全感加剧,于是更加想要控制和操纵,形成新一轮的恶性循环。我觉得,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考虑,如果仅仅因为有不安全感就感到威胁而急着去消灭或者镇压恰恰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而如果政府真正定位好自己的政治角色和社会角色,从一个“统治者”,转变成一个真正的“服务者与领导者”,也许情况会大不相同。而当我们看到并且努力为社会价值多元化付出,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安全感不用依赖于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政府,而一个相对成熟的政府也不会因为我们中间有“第二种”“第三种”……声音的出现和公开而持续担心社会动荡与政治变迁。

 

(笔者为“九零后”,一个对人权问题和中国法律感兴趣的“九零后”。)

蒋无忌,一个对人权问题和中国法律感兴趣的9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