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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动的兴起

2012年11月30日

几十年来,观察中国问题的专家一直不看好会有一个有活力的中共反对派崛起,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铁腕太严酷、政府的控制太严密,公民不可能组织起来。

但是,2011年初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抗议事件,不仅让党,而且让全国都震惊了。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城镇乌坎什邡启东变得家喻户晓,而且成了今后抗议活动的榜样。在这几起事件里,当局都因面对出乎预料的强大的民众愤怒,和运用网络和社交媒体、组织良好的反对派,而不得不做出让步。

2004年我第一次写关于抗议的文章,那时中共的喉舌刊物《瞭望》周刊报道说,中国在2003年发生了超过58,000起重大社会骚乱事件,参加人数超过300万,比2002年增加了15%。

当时,观察中国问题的专家淡化这一趋势,断定参加者没有组织、未超越省界,也未获得城市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支持。

我采访过美国的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当时他说,并不存在对中共的切实威胁。他描述参加者缺乏领导和组织,他说,这意味着一个“冤民联合阵线是不大可能形成的”。

“任何社会运动都必须要有领导,无论产生于民众之中还是来自他们之外。”他说,“我没有看到有迹象显示知识分子对此有兴趣——许多人同情,但许多人瞧不起农民。”

但是,他当时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普及,它给了权利受侵犯的中国底层民众一个强大的声音,以及与海内外所有同情者、支持者沟通的渠道。还有一个推动力,就是他们认识到了政府通常不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如果他们自己不采取行动,他们就得受罪。近年来,中国经历了高涨的“保卫家园”运动(“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显示了民众日益提高的环保意识,开始表现出他们把健康和环境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的倾向。

这样的抗议也是民众日益强烈地要求政府运作透明的一个标志,许多最近发生的事件都源于公民要求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政府决策。绝大多数情况是,那些土地买卖、环保项目令人生疑,傲慢的党的地方领导人,不向民众公开说明,就试图强力推动大项目开工,结果引起民众的愤怒。

在农民、工人得益于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城市精英分子的参与和支持的同时,曾经只有少数绿色精英参加的环保活动,现在得到了环境意识越来越强的草根民众的支持。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唐浩在“中国对话”发表的评论说,最近四川什邡的抗议活动,证明了环保运动正在日益扩大。他说:“绿色运动已经不仅仅是小部分精英人士参与的事情。”他还说:“普通民众感到这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因此也走上了街头。”

唐浩还表示,什邡事件反映一个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地方治理危机。

他说:“在许多城市里,是地方政府,而不是当地百姓,想要发展经济。”他说:“建更多造成污染的工厂能给社区带来的利益是有限的、不确定的,但对环境的破坏却是非常实在的。”

江苏启东抗议者展示市民签署的请愿横幅。摄于2012年7月28日。照片来源:Offbeat China

这一点在什邡事件中表现得很清楚,居民集会阻止修建一家钼铜冶炼厂。地方官员从来没有想要告诉民众这是在上海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四川宏达的新项目,只是有人在2012年6月29日偶然看到精心筹划的开工仪式时,民众才知道这一项目。

美国的中国网络问题专家萧强告诉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这是地方‘保卫家园’运动中干得很漂亮的一个案例,它与全国各地网络公共舆论的支持相结合。”

中国百姓过去只能接触到被政府控制的新闻,现在他们可以从各种消息来源得到新闻。公民记者的异军突起填补了主流记者不敢冒险报道的空白。最近有部纪录片《高科技低生活》记录了两位网络博主的工作,他们试图报道其他媒体伙伴不能碰的话题。

周曙光白天的工作是卖菜,不卖菜时他就变成了一位高产公民记者,网名佐拉。梅芙·麦克兰娜翰为伦敦的一家非营利的促进新闻调查的《调查新闻社》所写的报道,描述了佐拉拥有一套连蝙蝠侠都会感到骄傲的隐秘设备和技术。26岁的佐拉专注于那些未被报道或报道不够的新闻,他拍摄,在推特上推,然后把视频上载到他的博客上。

另一位著名的公民记者张世和,以网名“老虎庙”著称。他现年57岁,家住北京,经常骑自行车到中国各地农村,帮助那些受害于误导性的农业政策、腐败、污染的土地和其它不公正待遇的无声的农民发出声音。

我们也看到,美国学者所说的知识精英分子和农工阶层之间失去的联系,正在逐步建立起来。

一位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农民因抗议地方政府侵权而被逮捕,他从监狱获释后来找我,得意地给我看他的智能手机。他讲了他是怎么学会使用微博和推特的。他说,一个月前他还从来没有碰过网络,但现在学会了怎么上。他笑着告诉我,这是目前被监禁的维权律师倪玉兰教他的。起初,他只是关注自己的案件,但很快就在北京与其他访民接触,并开始写博客,还代表访民与外国记者进行联系。

活跃人士叶海燕的网名是“流氓燕”,她在广西榆林的一间小办公室运作一个小型的非政府组织。她家乡在武汉,因为当地警察不许她做妓女的人权工作,在警察的坚持下,她被迫搬到了榆林。她没有气馁,又在一个妓女集中的地区建起了她新的中心。学历仅为初中的叶海燕说:“我要结束偏见,改善性工作者的处境。”

她的中心取名“浮萍健康服务工作室”。浮萍是一种在水面漂浮、生命力很强的浮生植物。叶海燕说,性工作者也有这种特点。

艾滋病受害者、维权人士刘喜梅和12岁的另一位艾滋病受害者在一起,两人的父母都死于艾滋病。摄于2012年8月,河南。照片来源:慕亦仁

中国出现了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现象——中学生、大学生如今站在各种公民运动的前列,有时还发挥着领导作用。十几二十岁的中国年轻人现在活跃在帮助艾滋病患者的运动中,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都是义工性质的,这成为时下的流行词。

当什邡事件爆发时,是那些熟谙网络的学生,用流行的即时通讯系统QQ、百度贴吧和手机短信,把不断增加的民众参与人数传播出去。他们的努力立刻引起了全国各地民众的注意。这群学生就是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的“90后”。以前,他们被认为是麻木不仁的一代,但现在,观察家们都在谈论年轻人所掀起的新一波行动浪潮。

网络名人安替告诉《金融时报》说,今天的学生比老一代学生更加敢于发表看法。他说:“90后是社交媒体的一代,他们把拥抱言论自由看作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艾未未说:“如果你看看在什邡和启东发生的最新抗议活动,90后都参与了。”他还说:“他们还有个口号‘我们是90后,我们可以牺牲。’确实很感人。”

有一个博主回应道:“什邡的90后们,你们令我默然泪流,我只想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活着,而且还要好好的活着,该牺牲的是那些老而不死的滥权者……”

中国最受欢迎的年轻作家韩寒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很多人都说因为汶川地震改变了对80后的看法,那么什邡则让很多人改变了对90后的看法。”

艾未未最近告诉我:““政府造就了不受儒家思想束缚、更独立的一代人。” 他还说:“这是非常有趣的。领导人甚至不明白,他们造就了为党掘墓的一代人。”

“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跟过去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连1989年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他们只是根据直觉来讨论对错。”

然后,他评论说,这同样可以适用在现在正在崛起的民众力量上。

“我认为当局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应付这样的抗争。”

慕亦仁,美国自由撰稿人。自1985年以来一直报道关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消息。他曾任职于《新闻周刊》、《远东经济评论》和《南华早报》,自1994年以来一直居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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