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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击毛像”事件辨析

2009年05月27日

近读《开放》四月号(电子版)上转载的陈少文《蛋击天安门毛像经过——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以下简称“陈文”)、封从德《我见证的砸毛像事件》(以下简称“封文”)。前者谈的是“三壮士”“毁毛像”的策划与实施经过;后者谈的是身处天安门广场漩涡中心的学运领袖对此事的处理,以及反省。由於它们提供的部分信息解开了笔者心中的一些疑团,有些记述也与笔者的目击不相符,作为八九民运的研究者和这个事件过程的亲历者,笔者想在此谈谈个人的见闻与研究心得。

关於“蛋击毛像”事件的其他记载

根据笔者的搜集,在过去十五年中,在国内官方的出版物中,关於这个事件的记载,有如下一些版本:

其一,是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纂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以下简称“市委版”),其中说到:

(5月23日)15:湖南浏阳官渡中学教师裕鸣飞、浏阳日报美术编辑俞岳冬、浏阳湘运车队工人鲁德成用油墨玷污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画像,当场被学生纠察队抓获,扭送公安机关。

其二,是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纂的《惊心动魄的56天》(以下简称“教委版”),其中说到:

(5月23日)14时湖南浏阳官渡中学教师裕鸣飞等4人用油墨玷污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当场被周围的大学生和群众抓获,并被扭送公安机关。

其三,是由轩彦主编的《京都血火》中,有一篇无署名作者所写《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被玷污》,是笔者见到的官方出版物中最详细介绍此事经过和相关背景的文字。它说:

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向新闻界透露:5月23日下午3时左右,3名外地人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投掷颜料,被在场学生和群众当场抓获后扭送公安机关。

据公安机关初步审查,3名案犯分别是:浏阳报社美术编辑22岁的俞东岳,浏阳县官读中学26岁的教师裕鸣飞以及湖南浏阳县湘运第9车队26岁的工人鲁德成。

据三人交代:5月17日,3人聚在浏阳报社俞的办公室,裕提议上北京,3人即乘由长沙开往北京的2次特快。19日到京后,白天混在敢死队中游行,晚上露宿天安门广场。俞看到天安门城楼的毛像后,试图在此处制造事端,以自己的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声势。可是画像太高无法取下,俞提出洒广告色,三人在东单附近商店买了墨汁,油画颜料,广告色,由俞调制后,要了六七个蛋壳,将颜料灌制其中。

5月23日下午3时,3人先在天安门门洞内贴了2条标语,随后3人将灌好颜料的鸡蛋壳投掷到毛泽东画像上。

天安门管理处在五建公司和运输公司的协助下,於当晚10时25分更换了新的毛泽东画像。

23日,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被玷污后,记者通过长途电话与湖南《浏阳报》社取得了联系。报社负责人彭右民同志说,俞东岳是18日凌晨走的。未向任何人请假,只是留下一张条子。大意是,我准备北上,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怎么样。

据报社同志介绍,俞东岳平时性格有点古怪,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没有人知道他想什么。给人的印象是不太懂事儿。工作上也有拖拉。他是7个月前从湘潭调到《浏阳报》社工作的。

彭同志说,如果他是当面请假的话,我们是不会同意他出来的。报社所有同志看了23日的新闻后,都感到不能理解,没想到他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被认为对学运、民运抱有同情倾向的专题评述着作——由李云、岳风等编着,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癫狂的蛇年之夏》(以下简称“国防版”)中,对此也留下了文字:

就在23日下午3点左右,当广场上的游行达到高潮之时,三个来自湖南浏阳的青年,在天安门前将事先调制好的颜料抛向毛泽东画像,把画像污染得面目全非。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立即激怒了在现场的大学生和市民。很快,这三个案犯就被扭送到东城区公安分局。毛泽东画像污损事件再一次向人们发出了警钟,在一场鱼龙混杂的全民大骚动中,种种非理性的甚至违法行为的出现,是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

但是,不知道出於什么原因,公认的、刻意搜求“动乱、暴乱”罪证,为军事镇压提供依据的陈希同报告中,却未见提到此事。

此后,在海外出版的由张良主编的《中国六四真相》,对此事作了概述性介绍:

(5 月23日)下午二时,发生了一件投掷鸡蛋装着的油墨玷污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事件。事情一发生,作案的四人就当即被大学生和群众抓获,并立即扭送公安机关。此事发生时,正好有一位外国记者准备拍照,学生们看见后,将其相机夺下,并劝告说“不能拍照,这样会对运动不利”。经审问,作案者为湖南浏阳官渡中学教师裕鸣飞等(注:另三人是,湖南浏阳大湖镇滩头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俞东岳、湖南省长途汽车浏阳分公司鲁德成,已均被拘留。被玷污的毛主席像当即用布覆盖,并及时作了更换。)

海内外记述存在的问题

结合在海外发表的、代表事件同情者和支持者的陈文和封文,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即使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情,各方的描述依然很不一致。综而观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五二三”蛋击毛像事件的发生时间

二、参加人数与主谋

三、周围场景

四、具体情节

首先,关於“时间”。任何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一定的时空规定。在相同的地点,不可能在不同的时间里发生同一件事情。但现有资料对“蛋击”天安门毛像这一件事,却发生了两种不同的时间记载:其中,市委版、国防版、《京都血火》均采用了北京市公安局对新闻界公布的“15时”的说法。其中国防版还强调,是5月 23日下午“广场上的游行达到高潮之时”。而教委版、《中国六四真相》则采用了“14时”的说法。而以现场目击者口吻报道此事陈文,虽然报道了中午十二点,行为人购买鸡蛋这种很难为人所知的背景时间,但却没有事发的时间;而封文在时间记叙上更是混乱,一会儿说直到下午四时,这件事“正在发生”;一会儿说有同学告知,事件发生在下午二时(也就是14时),而此时的三名行为人“已经”被送交公安局……

那么,所谓“五二三”事件到底发生在何时呢?是“14时”还是“15时”?还是14时发生,15时结束?或者还有别的说法呢?这个时间上的误差,后面蕴含的是什么问题呢?

其次,关於“参加人数和主谋”。在上述资料中,都存在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根据判刑名单,参加者应是“三人”。他们是湖南《浏阳报》美术编辑俞东岳、湖南浏阳县达浒乡小学老师余志坚、湖南浏阳汽车运输公司工人鲁德成。但是,关於“三人说”还有另一个版本,即除了俞、鲁之外,另一人叫做裕明飞,是湖南官渡中学教师。那么,是否当时裕鸣飞隐瞒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和真实身份,而他就是余志坚呢?不,因为根据出版时间最晚、资料搜集最齐全的《中国六四真相》,参加人数不是“三人”,而是“四人”,余和裕各有其人,并有自己的身份!那么,那位裕先生又是如何逃脱了刑事追究?如今人在何方?不禁又为历史留下了一宗悬案。

在事件的“主谋”问题上,市委版、教委版和《中国六四真相》均指向那个“去向不明”的裕鸣飞;《京都血火》和海外一些纪念文章则持俞东岳说;但在陈文里,余志坚却是当然的主谋。甚至他所被判的刑期——无期徒刑——也重於其他人,但他为何能够“提前释放”,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件值得考证之事。

其三,关於事发当时的情景,所有矛盾的叙述,集中起来,可以归结到两点:

1、“现场互动”说。这种说法,描述蛋击现场是被众多市民围观的。只不过一种说法是,行为人得到观众喝彩支持和鼓励,与现场群众的情绪、意愿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而另一种说法则是,行为激起了在场学生和群众的愤怒,因而,三名肇事者被愤怒者扭送公安机关。

2、 “当场扭送”说。几乎所有的叙述,包括陈文的“拟目击”叙述,都采用了这个官方新闻发布的说法。但对照封从德的回忆,学生纠察队“当场”并不是将三人“扭送”到公安机关,而是将他们“请”到广场学生营地谈话,依据学运主体利益所必然的合理担心和忧虑,对他们进行身份的审查。只是在最后处理环节,做出了错误的决策。笔者认为,这个描述,是符合逻辑的。

《八九民运史》为何对“蛋击”事件进行了简单处理?

笔者在1993年写作《八九民运史》时,对蛋击事件只给出了一句话:

5月23日发生的湖南浏阳3名进京人员用颜料污损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事件,仅仅是给民运敲响的第一声警钟。

作为目击者,笔者当日对此事的记叙,为何较其他目击者、传闻者和“所传闻者”都更简单?现在回想,大概是出於以下五点原因:

其一,那一天是在本人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的成立日;笔者所一直关注的社经所,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当天下午,全市爆发了戒严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

其二,一场规模巨大、含意多元、表达歧义的复杂运动中,笔者的注意力分配一般较少投放在这类非主流的、“象征性”的行为之上;

其三,与许多学运同情者所抱有的感情一样,对於那场运动的前途还持有其他幻想;

其四,本人想把个人的见闻与经历,留待日后写一本专着。

其五,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感觉当时外界提供的相关信息,与自己的观察不一致;必要和有效信息不充足,而且有逻辑的缺环。在掌握材料不满意的情况下,多写不如少写,这恐怕是唯一的选择。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纪事

现在,查阅笔者本人1989年5月23日留下的资料,可以作为个人回忆凭据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有当天上午的会议录音、当天的两卷胶卷,还有点滴的随时笔录。其中文字部分仅仅是这样一张纸,在此全部录入,供有心人加以研究:

5、23

必须要有一篇极有说服力的文章。我们力气已用尽——学生(宣传部总负责杜军?)

肯定性质与对话的要求(4、27—5、20)目标已经超越。现在的口号应统一於解除军官,李鹏下台

军人,60岁左右,退休,《战略战术》

柴玲、王超华是有力量的

严家其、包遵信、郑义、苏晓康、柯云路、李陀、许良英、刘再复?苏绍智?戴晴X

太子党请战,要求出来杀一批人。如果不杀人,他们没本事,上不了台。我的同学,我太了解了——郑义

5、23下午

1时后,有2人往主席像上甩红黑广告色。被学禁止拍照。

文联、民革、民盟

李鹏不下台,工人不回来;李鹏不自杀,工人不回家。

3:00知识分子联合会;天安门……

白布是什么?李鹏裹尸布

3:50风雨大作

午门广场东廊躲雨。一农村妇女插花戴朵,手拿红宝书在雨中读语录、跳舞。

新华社对香港发消息,如实报道了今天游行盛况。由穆青、曾建徽签发。

XX突然由一个真理的捍卫者变成了一个无靠的“干部”,一个“老实人”。

此时上层传来消息:1、西山为期两天的人大常委非正式会议过半数以上反对军管,主张李下台;2、邓此次南行召集17名上将会议,上将一致表示同意倒杨,但对谁上保持沉默;3、邓表示李下已无疑意,但杨下不下举棋不定;4、杨几天来停止北京几名上将的汽油供应,“大人物干小事”;5、老帅签名事在人民日报21 日版受批评后未登,此事聂帅牵头;6、袁木要求新华社继续发各地学习李鹏讲话消息;7、北京市召集会议攻击胡为4、26社论罪魁,中央传胡两边不讨好,可能当替罪羊;8、王忍之等三人接替胡启立、芮杏文主管新闻工作;9、40辆军车在昌平被法大分校学生阻拦,北京武警深夜出动前往镇压;10、今晚政府要动手;11、赵紫阳今天上班,参加政治局会议,主持人不详;12、万里今日从美启程返国;13、巴金等500余人签名反军管,反4、26社论。

从这张记录可以看出,这一天正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返所日。上午记录的是“北知联”酝酿成立经过。先是学生代表谈困境和需要,然后是在场者凑情况、凑名单。名字后面打“?”或“X”的,大约是有困难或被否定。其中提到一名“退休老军人”的《战略战术》,笔者已在《八九民运中站在学生一边的军人》一文(见陈小雅《佛之血——八九研究文集》)交代过。

从这个记录也可看出,下午笔者去天安门广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奔“北知联”成立的新闻发布会去的。但我碰见的第一件事,却是“蛋击毛像”事件……

我所目睹的“蛋击毛像”过程

我家住在与故宫东北角楼只有一街之隔的沙滩,因为是“老北大”旧址,文联、作协和老中宣部、高教出版社所在地,周围不远处是故宫、崇祯皇帝吊死的景山公园、北海、什刹海、钟鼓楼,中国美术馆、人艺、青艺剧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以及隆福寺老商业街和王府井,所以,这一带历来有“北京城中‘小北京’”之称。我家距广场只有两站地远。因父母都是军旅出身,我家午饭时间是正午12点。5月23日上午下班后,我回家吃了中饭,便急急忙忙地赶往天安门广场。

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到广场的行车路线通常是:从北池子到东华门路口,向西拐到故宫城墙下,沿护城河与城墙之间的一条便道,一直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北门;再从那里向西拐进午门广场东门,然后顺北京城中轴线往南,穿过端门和天安门的门洞,过金水桥,便可以直抵天安门广场了。

这一天,我的路线依然如故。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天安门门洞里休息的人似乎比往常要少,在接近门洞出口的地方,有一个站在那里的人叫我下车。我以为在门洞内骑车违反了规定,就下车推行。依稀记得门洞里出现了标语,但早已习惯了广场旗帜和标语海洋的我,对此没有在意。

我推着自行车刚刚走出门洞,只听得“ko”的一声轻响,有一件东西掉在了我右侧身边的地下。我不经意地撇了一眼,看上去像是半个乒乓球壳,地上还有一点颜料的污渍。我抬头,进入对面视野的约有四、五个人。我没有在意,想登车继续走。但突然发现这些人全都头朝上,视线朝向我身后城门洞上方的角度。一向反应迟钝的我,仍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直到看见一个面庞清癯的高个子,在我的眼前做了一个投掷的姿势,我转头向上一看,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心中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刚才掉在我身边的东西,是从毛像上跌落的。

“啪”——那名高个子——以后我知道,他就是后来在牢狱生涯中不幸罹患精神病的俞东岳——大概是命中了。从我的角度看去,毛像上已经有了一些污染。待我要走,又有一人做了投掷动作……

我索性掉转车头,在他们身后停了下来,想看个究竟。但见他们再没有什么行动,又继续推着车走。头脑里当时闪过的念头是:群众运动,想怎么表达的都有;但此事恐怕对学生不利。我注意到,与这几个人有一段距离,不远处的金水桥下,有约莫两三个民工模样的人在看“热闹”。但看不出他们的表情。

我推车走上金水桥,打算在那里将这张污损的毛像拍下来。那里已站着两名个头很小的学生纠察队员,他们面露焦急,但好像望着门洞那边在发木。他们的身边站着一名外国记者。我掏出相机,正准备拍摄时,被学生纠察制止。为了让他们放心,也为了保全相机内的胶片安全,我顺从了这两名并没有“执法权力”的学生。

待我走下金水桥时,见到又有一名小个子纠察从西面往这边赶来……

事后想来,在我的记录里,只有“2人”参与此事,是因为我只看到了事件的后半部分。但当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三人镜头时,我立即确认,那正是我所熟悉的面孔。不过,当我听说学生纠察和围观群众将“肇事者”扭送公安局时,脑海中怎么也建立不起一幅合理的图景:三名身材和年龄都很小的学生纠察,如何能将三个至少在体格上更成熟的“大人”“扭送”公安局?周围没有几个围观者,至少,三名“肇事者”存在许多逃跑的机会……

我不能确定的是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但当时纪录下“1时后”相信是有所本的。现在可以用来重构这个时间概念的证据有二:

1、 23日下午“十万人大游行”开始的时间,许多文献记载的是“2点”。新华社内参记者记录的时间是一点多。而我到达天安门时,这场游行显然还没有开始。一个确凿的根据是,我从金水桥下来以后,注意力被从东边进入广场的第一支队伍吸引了过去。我在金水桥南面靠东的地方停好自行车后,拍下了这天下午的第一张照片。照片洗出后,我特意在背后注明了“5、23下午走在最前面的队伍”等字样。那是“中国致公党”的队伍。而紧接其后的照片,是“民革、文联和民盟”。

2、根据笔者的现场记录,“北知联”到达广场的时间是“3:00”,而所有笔者拍摄的这支队伍的照片(其中已包含被污染的毛像),均是在长安街南侧摄入的。这就是说,那是笔者在目睹了第一支进入广场的队伍后,钻过地道,到纪念碑绕了一圈(历时约一小时)回到长安街迎接自己的同事时摄入的。要说“蛋击”事件到此时才发生,是毫无道理的。

根据这些资料提供的信息综合推算,蛋击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比较准确的时间,应是下午13:30至14点之间。

至於毛像的污染程度,在笔者的印象中,污染并不严重。但印象不能作为凭据,从后来拍摄的以天安门为背景的当日游行照片中,通过放大镜看,除了毛泽东右衣领下面胸前一块明显的污迹外,依稀还可见左脸颊与左眉头上有一些痕迹。相信在覆盖前的足足两个小时中,肯定被许多人拍摄下来。

“蛋击毛像”事件的重构

鉴於以上情况,整个事件的经过大致应该是这样的:

1、事件的酝酿,在没有更多一手资料披露前,我们采信陈文的说法:大约是在中午12点以后,地点在中山公园内。

2、事件发生时间大约在中午13:30至14时之间,地点在天安门城楼毛像前。

3、大约在14时以后,学生纠察队将三人带离现场,进入广场营地。经过约两个小时的“审查”,他们仍无法确定三人的身份。

4、在公安人员的压力下——根据封文的说法,营地临时权力机构以民主表决方式,通过了将三人送交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5、下午15:50,狂风大起前,天安门管理处工作人员,用一条绿色军棉被对污染的毛像进行了覆盖。当晚22:25进行了更换。

如果以上描述,比较或基本接近事件原貌的话,那么,对於那些与这种描述不相符合的历史记述,我们是否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呢?让我们尝试进行:

关於时间上的“14时”说,是教委版、张良和封从德所纪录的时间,可能来自事发后目击者读表的记忆和根据“传闻”建立的“拟记忆”。是比较接近可靠时间的纪录,所以,其误差可以忽略不计。但令人不解的是市委版、国防版和轩彦所持的“15时”说。其中,北京市委直接管辖天安门管理处,很可能拥有天安门广场摄像头,李云、岳风有军队背景,轩彦依据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新闻”,为什么给出的时间会如此的一致,而离事实又如此之远?笔者妄猜,有四种可能:

第一, 三本书都经过同一人或同一机构审查。

第二,根据公安局笔录的“口供”。笔录者听不清浏阳话,误将“13时”听为“是3时”。

第三,北京市有关方面,有意造成“游行高峰”中爆发的事件印象,事后谎报时间。

第四,天安门管理处工作人员或有意展览污染的毛像,或因工作疏怠处理迟钝,为掩盖过失,谎报了时间。

而正因为有这个错误的时间概念存在,才有了外界后来传言的“毛泽东显灵”说:毛像被涂污后,“转眼之间”风雨大作……云云。

关於参加人数的记载,为什么会出现“三人”说和“四人”说的分歧?由於未知的因素尚多,笔者至今不能做出合理的推测。唯一可以想象的是,张良在跑到海外后,发现官方所说的“三人”之外,又多出一个陌生的名字,未对余志坚和裕鸣飞两人身份和角色详加审查,就以“拟权威”的口吻宣布了“四人”说。

关於事发现场的情景,由於本人不是全过程目击者,所以不敢断定陈文和国防版两种完全不同的“现场互动”不存在。是否在事件的前半段,在天安门门洞和他们三人的周围,的确聚集了许多支持、叫好的群众,或是反对、谴责的群众?而这些群众后来散去,到笔者出现时他们“恰好”不在场?也是未可知的事情。但依据中国人聚众围观的情理,人只会越聚越多,直到公安前来驱散。但违反常情的是,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天安门管理处、遍布广场的着装警察、便衣警察,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而且陈希同的报告根本不提此事。其中是否有未被外人破解的企图?也未可知。但如果存在这种企图的话,广场学生的最后决定,无疑是粉碎了某种未被发现的阴谋的。

但正因为在此次事件中,公安的身影自始至终隐居幕后,所以,根本不存在人为造成人员疏散的情景,因而也不存在人员骤减的外在原因。如果发生骤减状况,只能是主观原因。而如果是主观原因,则又与陈文所描绘的热烈局面相矛盾了。

此外,事发现场围观人数的多少,与官方得报的迅迟,也是一个相关联的因素:如果人多,消息扩散则快,官方得报快,肇事者逃逸的机会则少;如果人少,消息扩散则慢,官方得报慢,肇事者逃逸的机会则多。但相反,如果周围都是支持者,肇事者被掩护逃逸的机会则大。而受激情群众感染,学生纠察即使一意坚持学运自身安全利益,也不可能违遏民意和舆论,则三个成年人被学生“扭送”的机会则等於零。

但更出人意表的,恐怕不是公安始终不露面,而是三名肇事者似乎始终都没有逃逸的打算。不仅不逃,而且似乎在等待,而且能坦然前赴“鸿门宴”。如果不是一种坚定的“英雄主义”和“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责任感”在支撑,也是无从解释的事情。而如果事情果然如此,广场学生那个“民主的错误决定”,则是“歪打正着”地成就了这几位英雄了!

笔者认为,八九民运是发生在十六年前中国的一场大型的、内涵复杂、诉求多元、表达各异的群众运动,无论其成败得失,都是与当时中国人的情感需要、觉悟水平、处事能力和成熟程度相关的。蛋击毛像事件之所以值得“较真”,原因在於,它牵涉到八九民运的主流、当时公众的浅层意识,到底是“亲毛”还是“仇毛”,是“反毛”还是“模仿毛”?或者在不同的层面,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含意?而做出这种判断的唯一依据,就是提供事件的真情实况。刻意“丑化”和刻意“理想化”都是於科学无益的。

2005年5月19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