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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思绪–狱中札记

2009年05月27日

1989年6月9日到1991年4月22日

第一节 引言--自由即奴役
第二节“落入法网”
第三节 “炮局”生活--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节 坦白从宽牢底坐穿

第一节 引言--自由即奴役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

清晨,阳光和煦。 列车将铺满朝霞的麦田分开,直奔南方。这是从北京开往南宁的第五次列车。虽然窗外的景色对我太熟悉了,但是我还是认真的观察和体会它。麦子换了几茬,但还是麦子,麦田周围的树木和房屋还是悄声而立。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我是在其中还是在其外,犹如一个外星人一样在观察和欣赏它。从列车的窗户上的玻璃看到了我,反观其身,吾身尚在, 且在自由之中。幸之又幸, 我又自由了。然而如此麻木,麻木的宠辱无惊。是否是早上的列车上播的新新闻使我如此的冷漠,这样苦苦的观察大自然?

这是1991年4月26日的清晨,我被关押了681天之后重获人身自由的第四个早上,等待着列车速到我的家乡汉口与家人团聚。早上列车第一次播音开始,播出的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当听到“阿尔巴尼亚从社会主义共和国改成共和国”的时候,我开始清醒过来。接着广播播出江泽明的讲话:“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这两条新闻反差如此之大,使我若有所思,但又难以理成思绪。於是我的眼睛转向了窗外的大自然。

其实,这两条新闻并不使我吃惊。我在看守所里也能听到些广播和报纸,知道天下就是如此在变与不变之中。 当我释放当天,当北京市检察院的警车将我从秦城监狱押往北京市分院宣布释放我的时候,我已经闻到了燕山脚下土地的芬芳,看到了中关村旁繁华街景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我的感觉就是那么淡漠。我惊讶的不是将获得自由,不是回到大自然的宽慰,而是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欣喜和宽慰,我为什么没有拥抱大自然的热情。这就是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感觉。在火车上, 在即将和我的家人见面之前,我仍然如此。

一位死於贫困的作家在其死后出名的一本书里留下的一句警言就是“自由即奴役”(奥威尔《1984年》)。反衍其句,“奴役即自由”也应当成立。当我身居在小小的监号里时,我自觉我的思想越过了铁栏,驰奔於天下。我是自由的。 那么今天我身在自由的状况下,我的思想会不会处於奴役之下?人身而自由而有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这艰难的时候,物欲﹑爱情﹑家庭无不是枷锁,还有那功名利禄。是寄以吾身,还是以身寄天下?

列车不以我的思绪而继续向前奔驰。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见到家人了,特别思念儿子。两年了,我走的时候,儿子才5岁。那天公安抓我走的时候,他就在我的身边,隐隐还可以听到他的惊吓的哭喊声。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到哪里去了?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会认出我来吗,还会喊声爸爸吗?还有,见到那么多亲人,我会哭出来吗?

思绪让我回到22个月前。1989年6月9日夜,我在武汉的家里被抓。 6月12日,我被押送北京,我也是乘坐在这趟五次列车的姊妹车六号车上。让我们从1989年的血腥的6月说起吧。

 

第二节 “落入法网”

1989年6月2日,我从广场回到北大准备第二天的博士资格考试。我计划是6月3日考完试后,6月5日去北京市民政局登记工自联。我已经起草了北京工自联的章程,该章程也在5月31日获得工自联大会的通过。我计划按照国务院的《社会团体登记办法》予以登记。6月3日上午,有肖蔚云1﹑罗豪才2﹑龚祥瑞3和吴撷英4组成的北大宪法教研室给我考试。每个人问了几个问题。我顺利的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准备晚上再赶回广场。结果,广场形势变的极为紧张,北大学生广播站播送了部队开始强行进入北京的消息。后又传出开枪了的消息。我骑着自行车往广场走,接近市区的时候走不通了。人们不停的往回倒流,有的车上拉着流血的人。人们情绪已经到了极点,不停的呼喊:“共产党开枪了!法西斯!法西斯!”我转到木樨地前面几条街,听到了密集的枪声,街口已经堵住,再也不能往前走了。於是我撤回北大。我激愤之下写了几个号召人民起来的公告。那个时候,这几个文字的公告在枪声之下,显得毫无力气。

6月4日早上,我看到从广场撤回北大的同学。他们都有气无力,连愤怒都没有力气表达了。北大在校的同学们都忐忑不安,以为军队会开到北大。有些人开始离开校园。我还是没有离开,因为我不知道往哪儿走。6月6日,北大同学孙小宁见到我说“你还没有走?”在他的催促下,我从北京坐车到天津。是他用自行车从北大驮我到北京火车站。我们是走走停停,大概花了三个小时才从北大赶到北京火车站。沿路到处是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我真是在枪林弹雨中离开北京。我得一辈子记住他。

我在天津的一个小旅馆过夜。天津的街头还有愤怒的抗议群众。我想,因为我在天津无亲无故,这是公安抓我的最好时机。结果我安然离开天津。这是麻痹我的一个因素。

6月8日,我顺利到达汉口。在江岸火车站,火车临时停车。我灵机一动,跳窗而下,然后穿过铁轨,离开了火车站。如果有人跟踪,这时也被我甩掉。这是麻痹我的第二个因素,使得我愚蠢的回到我的家。

6月8日晚,中央电视台发出了通告,要“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自首。

6月9日夜,初夏的武汉,凄雨楚楚。公安破门而入我在政法学院的家,我在嘈杂声中惊醒,不到几分钟我就在枪口下被带到公安的面包车里。我好像是穿着裤衩光着脚丫子被带走的。我的70多岁的奶奶和我的妻儿都和我在一起。我的儿子刚过5岁生日。他们都在枪口之下,受到了惊吓。

我被带到在汉口宝丰路的的武汉市公安局拘留所。该拘留所和国民党留下来的著名的“模范监狱”连在一起,是其建筑群的一部分。监狱关押的是已决犯,由劳改局管理。市局七处即预审处的看守所关押未决犯。那个地方我在上大学前就去过,不过当时我是武汉市公安局九处的新刑警,去提审“犯人”的。我在一个小监号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提审,七处的预审员宣布对我实行收容审查。我拒绝签字,表示收容审查是违宪的。他们知道我的案子不是他们管辖,所以也不太认真。在审讯中,多少也能感到他们的一点点同情和理解。我让他们通知我家的人。好像他们通知了。因为在他们押我去北京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包衣服。我知道这是家里人送来的。

拘留所管的都是市局处理的由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的案子或别的要案。里面是小监号,两三个人。吃得是粗糙的没法子再粗糙的大米饭和包菜。“犯人们”吃完饭就做火柴盒,有定量,超额的每周有两块肥肉做奖赏。第二天,送饭来的时候,有个“犯人”碗里有两块肥肉,我碗里没有。我被告知,那是他做火柴盒超额完成任务的奖励。我也跟着做火柴盒,可是速度不及别人的一半。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看守所里的未决犯们,不同於监狱的已决犯。他们不是进行劳动改造。未决犯劳动的收入没有计划,也与国库没有关系,全部归入预审处的小金库。

我被抓的第二天,武汉的《长江日报》就在第一版醒目的报道,北京非法组织工自联头目被抓获。武汉当局大概是在报功。可是,亲人,朋友们,还有我的学生们,他们 除了关心,就是感到骄傲。记住,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他们认为我是对的。他们都来安慰我的家人,其中有位从武汉市妇联的干部,也是我的学生。 她不认识我们家。但还是不顾风险来到我父母家,安慰他们。

后来我知道,在抓我的当天,公安当局已经全面控制了我。他们在中南政法学院的校长办公室里指挥抓捕行动。他们不在白天动手,是怕惊动了学生。事后,校长和党委书 记们,还有些处长们,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和同学,告诉我,他们真想告诉我情况,但苦於无机会。他们有了这个想法,就真是难得了。再次感谢

1989年6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的两名警察将我从武汉押送北京。我是乘坐从南宁开往北京的六号车上。那天我是拖着鞋子(我被抓的时候是赤脚从床上 带走的,后来家里人给我带双鞋子,看守所为了安全,将鞋扣子去掉),双手带上手铐,右手还挽着一包衣服。为了不至於引起别人注意,警察将我的外套脱下,盖 在我的手铐上。碰巧在武昌火车站碰上了我过去中南政法学院的同学也是同事,胖子李绥安。他看到我的情景,含着眼泪,立刻离开了。他一会而返回来,通过车站的公安将一听上等饮料交给押送我的警察,给我安慰。多么昂贵的饮料啊。可是,公安人员为了安全起见就是不给我喝那听饮料。他们还问我那个人是谁,他们怕饮料有毒,或我被劫持。我安全地被押到了北京,他们才放下一棵悬着的心,没有人劫持我。这是他们的职业,可以理解。可是对我来看,在这听饮料的背后,有友爱还有同情和支持。那位同学入学时已经30多岁了,应当是46年出生,其父亲是一个老红军。他现在已经抱孙子,退休了。我这一辈子怎么样都还不起那听饮料了。

火车开往北京的路上,不停的下着雨。湖北下雨,河南下雨。河北也下雨。上天是有情的。押送我的那两个警察为了缓和气氛,对我非常客气。我也是装着大方,和他们坦坦而谈。但是,我心里一直琢磨着有没有机会逃跑。这个念头一直没有消,我一直在设想跳车后如何,还有些电影的镜头从脑海里过过。可是历史没有给我任 何机会,即便有,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抓住。在这种逃跑的幻想中,我们到了北京车站。

第三节 “炮局”生活--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次基》

押送我的火车在下午到达北京火车站。火车到站后,两名解放军战士端着冲锋枪和警察一起将我押送到在月台尽头的军吉普。吉普车迅速驶离北京站。我知道,我将会送到一个看守所。两个战士坐在我的一左一右。虽然他们高度警惕,但是我发现他们的眼睛没有神。当然他们是这个国家机器的一个小小螺丝钉,是没有头脑的。
我从车窗可以看到北京城里的紧张气氛。 那天已经是6月13日了,街上不时的有装载军人的卡车穿过,有的地方还在冒烟,街边每几十步就有荷枪实弹的两个军人背靠背地站岗。

警车继续往前走,我不知道驶向何方。一路上我在想我会押送到那个看守所。过去,我当过刑警,曾经送过几个小偷到看守所。那时候,我只是在收押室里将人和手续一交就完事了。后来读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在检察院实习的时候,我也曾到看守所提审过“犯人”。虽然听说过不少关於看守所的生活,如如何夹带烟屁股头,如何互相争抢菜饭,看守如何鞭打那些不听话的“犯人”,但是我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我在武汉第一看守所里吃的是粗糙的大米, 再 粗糙也是米。我知道北京的监狱要吃窝窝头了。我还没有吃过。在北京读书的几年,按照北京市民的标准,我们都要搭配杂粮。不过我最多是吃点玉米稀粥,用剩下的杂粮票换鸡蛋。我是南方人,过去吃馒头都觉得痛苦(后来当兵后才习惯吃馒头),现在要面对吃窝窝头,不可想象的折磨(后来我在“号子”里能够吃好几个,而且吃得特别香,此为后话)。一幅图画总在我脑海里浮现:一只苍白无力的手从监狱铁门的小窗口伸出来取窝窝头。

我先押送到一个地方进行了简单的审讯,好像是个派出所,或转运站。一个警察给了我两个大菜肉包子。我虽然一天没有吃饭,可是一点胃口也没有。简单审讯后,我被送到地处炮局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看守所。不知这个炮局胡同是因为其监狱出名,还是监狱以这个被称为炮局胡同出名。炮局胡同据说是在清朝时候制造洋枪洋炮的地方,不知何时它变成了监狱。从清朝到共产党,包括侵略者的日本皇军,都使用此监狱,而且关押过“要犯”。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蹲过这个监狱。后来的共产党员安子文、薄一波等人也关押在此。抗日将领吉鸿昌关押在此并坐着直面行刑者而就义。5 我还看过电影《吉鸿昌》,没想到我也“到此一游”。我“进驻”后才知道“炮局”以其“制人”的恐惧方法让那些小偷们闻“局”丧胆。 通过放茅和提审进出监号和监狱大楼的机会,我对该监狱做了些观察。它是个“士”字形的二层楼建筑,实际上是个大“十”字建筑。“士”字下的那一短横是两间大房。当时一边用来当茅厕用,一边是个大监号。楼上二楼里面的监号按照东西南北被划分为四个筒道。南筒道住的是看守。其他筒道都关押“犯人”。我在几 个筒道都住过。

我被带进收押室,首先是搜身,然后登记。这是我最忌恨的两件事。我总是有那么点桀骜不训。当警察询问我的名字时候,我总是感觉不舒服,所以总是要挨一会儿回答,而且还要问一句“你们说什么”。有好几次我差点挨揍。搜身对於我来讲也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我过去当过警察,当过法律系的讲师,被抓的时候是北大法律系博士研究生。现在当了阶下囚,而且是个“政治犯”,可想这种角色的转变在心里产生的抵触情绪。

开始的时候,我被关进一个普通号,木地板,没有床,门旁边有个水池。里面有五六个人半卧着,其中有个大学生,因为““六•四”晚上去了天安门也被举报送到那儿去了。我刚和他说了两句, 我就被提审。提审回来后,我就被关进楼上的一个特殊小号。当时已经是深夜, 天气闷热,我被糊里糊涂的送进一个像密封舱式的房间里,尚未定魂,只听铁门砰的 一声关上了。我的心就被震颤一下。震颤过后,便是一段不停的思绪。我首先的感概是,还是邓小平厉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接着我的思绪从监狱看守,狡诈的预审员,紧握冲锋枪但是满脸幼稚的战士,想到的广场的风风雨雨,想到家人,同学和朋友们,等等。那狭小的世界便是我自己,那思绪也不会被打断,故一直流到铁窗外。我人身虽在禁锢之中,然而思 想却是自由飞翔的。老子曰“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吾身尚在,吾思不断。我感到欣慰,一种自由飞翔的乐趣由然而生。我於是变得坚定起来,默默的说了一句:枪杆子可以消灭或禁锢我们的身体,但是消灭不了我们的思想。历史长河中留下来的还是思想和正义的追求。

我打量了那个特殊小监号,第一眼感觉它像个木箱, 四 周墙壁的下部一米多高都是用皮革包着海绵,海绵里面是弹簧,大概是用来防止碰墙自杀的。上面都是隔音板。门很小,用铁皮包着。铁门的下部中央有一个送饭的窗口。监房很高,外墙上有个窗子,共有四层,一层是纱窗,第二层是铁丝网,第三层是铁杆,第四层是玻璃窗。如此严密,就是一个苍蝇也难得逃出。房顶上有个 灯泡,开关线在门外,整天24小时开着灯,可谓“不夜城”。

思绪过后,定了定神,发现里面已有两个人,都说自己是未决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经裁定为劳动教养,留在看守所服刑,干些打扫卫生﹑送饭﹑送开水等粗活,故被称为“劳动号”。这些“ 劳动号”也时常接受一两次特殊的任务,比如陪同一两个重犯或要犯,一边监视这些要犯,一边探听消息,套取案情。我虽然做过一年的刑警,但经验有限且也不知道监狱这一套,所以不知他们的身份。因为不知道其身份,所以聊天的时候,我也没有太注意。当然,除了我给他们谈点家庭或个人情况外,我本能地没有谈什么案情。只不过到今天,我还是感到羞辱,因为我居然不想到他们可能是“探子”。

这两个探子一个姓崔,因为小偷小摸进来的,特点是喜欢谈色。不过他唱崔健的歌的确有一番味道。另一个,我忘了名字,年纪比我还大,是个生意人,很有思想,或者说有主意,经常谈如何做大生意,如何抢劫成功等等。他大概在做生意中讹诈别人才进来的。这两个家伙有一次抬杠,谈到如何成功抢银行。那个年长的就问小崔,“你他妈的别吹牛,现在你拿着冲锋枪抢银行,你老爹突然出现在你后面,怎么办”?小崔含糊了。那个家伙说,“有什么犹豫的,拿枪干掉你老爹”。这才是真正的犯罪分子。

一天下午放茅(因为跑局监房里没有厕所,“犯人”得在规定时间上厕所,早晚各一次),那两个劳动号找管教要烟抽,於是监房的门被打开(当时我不知道,管教是不会给未决犯开门抽烟的)。他问我是谁,劳动号小崔说,这是北京大学的博士。从此我就被称为李博士。管教看来早就知道我是谁,只是借故来看看我罢了。管教干部掏出了香烟,是天坛牌雪茄,给了劳动号一人一支。他看了看我,一边问我要不要抽,一边给了我一支,后又若有所思的将门用力一带,顺便带着一种感慨且嘲讽的口吻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话音随着那关门声一起在哪小号里回来荡。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如同修炼禅宗的佛徒,对列宁主义有了顿悟。读书十多年,教了两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时,方才这时,才明白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谛。看看这铁门铁窗,看看那些穿着橄榄色服装的看守(那时警察穿的是橄榄色警服),看看那高墙电网和那手持冲锋枪的战士,一切真理尽在不言中。

如果还想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感性认识的话,那就看看我们这些专政的对象是如何在铁笼里生活的:

吃是统一供给的,被逮捕的或判决劳动教养的人是免费的。如果是收容审查的,在结束收容审查释放的时候,家属要交伙食费。主食是窝窝头。所以那里面流行的歌曲是池自强的“手里揣着窝窝头,碗里没有一滴油”。我开始在小号,吃得的是面食。因为刚进去,胃口不好,也没有觉得什么好吃的。过了一个星期,我的伙食就是大众化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窝窝头,可是,后来食欲不错,一顿可以吃两个大的窝窝头。每个窝窝头有2两左右。搭配窝窝头的菜不可想象,头三个月都是水煮茄子,加点西红柿。后来知道,那茄子不是煮的,而是用蒸汽冲熟的,然后加一点酱油和肥肉末。按说监狱方应当每个月都有一次伙食改善,可是头三个月,炮局在当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变,顿顿是茄子。人都吃成茄子了。我每天盼啊,盼的失望,几次在梦里手捧大肉,就是没有吃到肚子里去,可谓闭眼常闻肉香,睁眼方知梦幻。在肉的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肉,那爆锅的蒜头也是好的。我们这些读书人也不例外。有一次,菜里有点用蒜头爆锅的香 味。我突然看到地板上有一半煮过的蒜头,我隐隐约约听到囚友说他不爱吃蒜,以为这是他不吃而扔掉的,於是我迅速捡起来扔进口里,咀嚼起来还挺香的。一会儿那位囚友说,那蒜头是不是我吃了。我说是啊。他才说,那是他嚼过后扔掉的。这时,我才回味出那蒜的确干扁。可是,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恶心的感觉。几个月后, 改善过一次伙食,有点肉。那位囚友居然将有许多半寸长黑毛的一块肉,连毛带皮都吃下去了,边吃边说,肉皮有原生蛋白质,健皮肤。他和解释说那黑毛反正都是要拉出来的,怕什么。后 来,我琢磨,他那样做,恐怕还是怕在去毛的过程中浪费一些肉吧。在我关押期间,我看到了囚友们不知多少次因为窝窝头或一点肥肉打的不可开交。古人曰,“衣粮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

其实,在1989年的中国,“犯人”的饮食不应当如此差。我算过一笔账。我们每天吃一斤窝窝头,1角5分钱一斤(0.1.5元),两顿茄子算半斤,以2角钱一斤计算,半斤茄子为1角(0.1元),加上油盐和加工费等等以1角钱计算(0.1元),总共没人每天是最多是3角5分钱(0.35元),而伙食费每人每天按5角算(0.5元,不算行政拘留和收容审查人员每天得交1元),每天可结余0.15。炮局当时每天关押有1000人,监狱当局每天可结余150元,每个月结余达4,500元,一年是54,000(5万4千)元。这笔结余的钱到哪里去了?结论无非是,不是浪费就是贪污了。据说,炮局也要出招待费,招待卫生局的检查。一行管一行啊。上面来人检查工作,也要招待吃饭,都得要从“犯人”食堂里出了。1989年 国庆节,看守所的工作人员的会餐,是犯人食堂做的,而且在“士”字楼里的筒道里大吃大喝。所以,被关押人员的伙食问题不仅是个伙食标准问题,而且是个管理 问题。可是谁来管理?谁管理谁占便宜。占便宜或贪污都是犯罪。所以,在监号里的“犯人”和监狱的看官人员都是犯罪者,里外没有区别。里面关着的人很多人是 偷,外面的人是贪。五十步与百步之区别,量不同,质同也。

在住的方面,无论是炮局的公交分局还是半步桥的市局七处,看守所都是无处不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我们称单独或关押少的人的监房为“小号”,关押多人的为大号。约有12平方米里的“大号”关押的人数多在10到20人之间,平均每人不到一平方米的地方。炮局在1989年下半年因抓的“暴徒”过多,一个号子里最多时候关押了28个人。据管教讲,在1983年“严打”的时候,一个房子里关押有三十多人。据说在其他城区分局的看守所,当年同样大小的房子关押有四十多人,人整夜得站着。 牢头狱霸可以有一席之地,有面子的人可以轮流坐下。这么多人关押在一起,看起来好像是监狱的容量不够,其实是个管理问题。炮局里面有两个筒道是关闭的,或至少还有20个房间可用。但是,如果监狱方面多开几个房间,当然也要增加人手,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比如早晚放茅,增加20个监号,就要增加40次监督监号“人犯”拉屎的工作,多麻烦啊。少开几个监号,每个监号多关押几个人,如此监狱方面的工作效率倒是提高了,可是被看管人员呢?这是不是人权问题?

炮局的监号里面没有床,人都睡在地板上;里面没有卫生间,有一个水龙头和水池,下水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池子,用於拉尿。如果是人数少的号,还可以在里面拉屎。一 般来讲,大号的人太多,一般不允许在里面拉屎。除了早晚两次集体放茅,其他时间要拉屎,就得喊报告,“求茅”,让管教允许并陪同到茅房去。

我一直关押在一个特殊号。所谓特殊,就是指关押的人都是公安法院的工作人员犯事后关押在那里。人数也不多,大概是四到六人。和我关在一起的有海淀五棵松派出所的民警,原来边防部队的张团长(因为帮助他的老乡劫机犯张振海买机票),北京市安全局的某某(专门截查海外信件,但他从中盗窃海外邮寄回来的支票和现金),新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的一个助理法官等等。人数少管理就相对松些。所以,我在住的方面的待遇相对别人而言还不算是虐待。

普通人在正常的情况下,拉屎的时间一般不应当是问题。有的人肠子蠕动的好,很快;有的人如果肠子的蠕动功能不好,或便秘,那可以多蹲一下。可是关进监狱这就会成问题。炮局和后来的“K”字楼,监号里当时都没有卫生间。早晚各放茅一次。茅房在筒道顶头,很大,大约有30个茅坑,没有门,没有遮拦,便於管教人员监管。因为人数多,各个监号轮流来,所以每次放茅的时间有限。一般每次每个监号大约在3分 钟左右,有的更短。被关押者每次都的听从管教下达的“蹲(蹲下),“擦”(擦屁股),和“起”(起来回监号)的命令。有一个姓朱的管教,人们都称他为“蹲 ﹑擦﹑起”,为什么,就是他在下达这三个命令时,间隔的时间太短了,大概总共只有一分半钟。所以,在他的监管下,你得在一分钟内完成大便。我被关在特殊 号,人数少,管教们总是照顾点,也不过我们要只不过给约5分钟。为什么这样安排?这里有个管理的效率问题。以20个监号来计算,如果每个监号用3分钟放茅,那么1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如果每个监号用5分钟,那么就得用1个小时40分钟。这对於管教来说太不经济了。
我本来就有点便秘毛病,哪里能在那么短的时间拉的出来啊。这里还有个生物钟的问题。要培养这个拉屎的时间,真还不容易。那个姓崔的劳动号,教我在放茅之前就用 大拇指用力按住肚脐下一寸的地方。这一着对我也不管用,但我还是不放弃试。实在不行我就在监号里面的小池子里拉,然后用水将大便冲散放出去。我的大便特别 干,都是疙瘩,所以也很难冲散。我的大便问题大概在一年后才好些。

头发﹑胡子﹑指甲一把抓

看守 所和监狱不同,监号里除了几件衣服,什么都不能有。那么胡子和头发长了怎么办?头发长了好办,剃光头。我也照样剃光头。胡子长了怎么办?管教用剃发推子给 剃掉。可是胡子比头发长得快,或者说,头发长了没有关系,可是胡子长了就有些不方便。吃饭的时候胡子经常到嘴里去。管教可不是常常给剃胡子的。有一次,管 教两个月不给剃胡子。怎么办?我只有用嘴巴咬断胡子。坐着没事干的时候,这倒是一种乐趣。指甲长了怎么办?手指甲长了可在墙上磨磨。可是脚趾甲比较难办。 管教那里有指甲剪,通常是当着我们面,让我们自己剪。我们是特殊号,都来自公检法系统。管教有时候将指甲剪放在号里,过几个小时再取回去。有一次,那个张 管教将指甲剪给了来自北京海淀五棵松派出所那个被关押的户籍警,那家伙好,不知何时将那个指甲剪吞到肚子里去了。那家伙几分钟后满脸煞白。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吞了指甲剪。我赶紧使劲敲门,喊报告。张管教来了,一看那家伙,没有什么同情,说过会儿就好了,明天就拉出来了,没事的。第二天,我真的看到他在流水 池子里拉出来的那个指甲剪。张管教向那个户籍警抱怨说,有什么要求说啊,搞什么自残啊。那个户籍警关进去后差不多两个月没有提审,案子没有人管,於是采取 了这个“自残”的手段。於是乎,我们惨了,再也要不到指甲剪了。看守所晚上送点开水,我只有用开水泡脚,然后用手撕脚趾甲,幸运的是没有撕裂趾甲。

管理

很少有人知道看守所的管理比监狱的管理要严格的多。炮局的管理之严是出了名的。在北京,在流氓大哥群里,凡事有人号称在炮局呆过,别人都会有几分敬畏。我们来看看炮局是如何对未决犯进行管理的。

(1)坐板 坐 板就是板直扳直地坐在地板上。这是炮局的特产,谁都要过这一关。按照规定,每天早上起床后,就擦地板,放完茅后就要规规矩矩坐好。坐的时候,监号里的人都 得要像军人一样前后对齐,不得前俯后仰,不得大声讲话。谁要是不遵守,轻者挨顿打,重者背铐,北京话叫着“背揣”。管教在门上的一个小窗口监视里面。窗口 有个帘子,在外面有管教控制。有经验的管教在掀帘子的时候,让里面的人察觉不出来。最厉害的是他们开门的时候快的没有办法。有个姓任的管教,动作最快,每 天总是要“揣”几个。他只要看见谁坐歪了,立刻给“背揣”,而且命令其他的人不得给那“背揣”的人喂饭。开饭的时候,他也会通过那个窗口监视,如果看到有 人喂饭,此人也会“背踹”。有些管教懒得很,时不时的踢下门,让里面的人坐好。

(2)惩罚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看守所有其监规,凡违反者皆以制裁。可是许多所谓的监规,都是管教自己定的。惩罚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揣 ”,铐也。“揣”的方法有几种,有手臂交叉揣法,手臂平行揣法,还分前揣和后揣。“揣”的时间不定,看你叫饶的态度和管教的心态。法则是谁揣谁解。如果那 个“揣”人的管教没有上班,那被揣的人就得等到他回来。这种铐人的方法,北京的其他看守所也有,但是炮局揣的时间长。有个工自联的董怀民因为被告发在墙上 写“反诗”,结果被“揣”了45天。这还不算长,根据炮局的流传历史,有个女反革命在文革中被揣了18个月,据说她在“背铐”的情况下,居然还可以梳头发。有的人骨络比较活,时间长可以刷牙吃窝窝头。我亲眼看过。

“抖铐”,将手腕用手铐紧铐一段时间,让血液不流通,然后管教或管教让同号不停地抬起被铐人的手,反复几次,那人便喊“uncle”。

“杀铐”,用带有齿轮的钢制手铐紧紧地扣住手腕,让其血液不流通,不过10分钟手开始麻木,然后疼痛难忍,15分钟便大汗淋漓。不过,这种“揣”法很危险,因为只要超过20分钟,都有致残的可能性。

“杀绳”,俗名“四马揣蹄”,炮局特产。这是针对那些严重违反监规的人的特别手段。管教们将“犯人”按倒,然其俯卧在地,用绳子将手脚反绑在一起,用力缩短手和脚之间的距离。筋都要拉长,一拉就让“犯人”喊爹喊娘。十分钟一个疗程,即10分 钟后松下,刚刚松口气,管教们再次拉紧绳子,来第二个疗程。这帮看守特别有经验,他们知道当肌肉松动后再拉紧,那疼痛的感觉比前次要厉害的多。有几个杀绳 的老手,其中还包括一个姓李的副所长。过去炮局还有个规矩,每周要开一次所规会,即每个周六上午或别的时间分楼层将监号里的人集中在大厅里训话,有时候当 着“犯人”的面杀绳,以一儆百。这就是俄国的列宁讲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下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第四节 坦白从宽牢底坐穿

1990年6月20日,全北京市的高墙电网之内开展了一场声势夺人的坦白检举运动。这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云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何副检察长,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一起来到地处半步桥的K字楼,出席了坦白检举运动动员大会。我们在监号里收听了实况转播(每个监号都有个喇叭)。会上宣布了北京市高级法院,北京市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等四个单位的联合通告。这些头头们纷纷讲话,阐明了坦白检举运动的意义以及与在押人员的切身关系。他们重点谈到了一个重大问题,即要相信政府。刘云峰院长还拍胸脯地说,如果坦白和检举而未兑现从宽的,可以直接写信给他。他们还声明,要严厉打击那些破坏运动的分子。

领导一动员,干警们便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不停地提人出监号,了解情况,还发下“坦白检举”的表格。他们那个热心劲头给人的感觉是他们要坦白从宽,而不是在押人员。不过,干警们的确有利益在其中。如果他们从坦白从宽运动中得到一点线索侦破了一两个案子,他们是要立大功的。立功对於他们涨工资和提拔都非常重要。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坦白从宽的实质是要从在押犯的口里获得一些未破的案子的线索。

为配合“坦白检举运动”,每个监号张贴了一张《联合通告》。我也帮助抹浆糊贴公告。吃过晚饭,我认真的读了一遍通告:

北京市高级法院
北京市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
通告

为促使违法犯罪人员真诚悔改,弃旧图新,现决定在全市看守所﹑拘留所﹑收容所进行一次法制教育,发动坦白检举,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受奖的政策,凡主动坦白交代罪行的,均依照法律规定,分别给予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奖励;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活动而立功的,将功折罪。

一将功折罪

1. 凡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使一起特大案件得到破获,或是使三名以上严重罪犯逮捕归案的,以及有其他特大立功表现的,将功折罪。本人罪行,应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免除处罚;应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或免除处罚;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判处有期徒刑的一半或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应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可以从轻﹑减轻判处有期徒刑。

2. ···

二坦白从宽

凡主动坦白交代新罪行,坦白交代的这部分新罪行情节较轻的,免除处罚,罪行较重的,从轻处罚,罪行特别严重应判处死刑的,不判死刑。

三抗拒从严

隐瞒罪行﹑拒不坦白交代被检举揭发的,依法从重处罚。

四严肃处理破坏者

阻扰他人坦白﹑检举的,对检举揭发者打击报复的,以及有其他破坏活动的,从重处罚。

以上规定,仅适用於1990年6月24日至7月30日。

特此通告

1990年6月20日

我和囚友夏X读完通告后,两个人会心地笑起来了。夏X是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其文学功底和记忆力也是绝对非凡。他可以倒背《三字经》,《古文观止》几乎可以全背出来。打桥牌也是高手。我是自叹佛如。不过他因此太自负,认为自己的杀人计划绝对天衣无缝。但他还是给逮住了,每天带脚铐(凡是有可能判死刑的,都要上脚铐)。我俩笑完后开始议论这个《通告》。我还是只从法律的角度来谈这个通告。我说,这北京市的高法,检察院,公安局,和劳教委员会有什么权力修改刑法啊?《通告》也是太含糊了,无法落实,什么应判刑,完全不知道应判多少,你可以说是应判5年,也可以说应判10年。我还说,《通告》为什么只适用有限的时间段内,今天的法律和昨天的法律就不一样了,同一行为就受到不同的处罚了。夏老兄可不管这些,直呼“骗局”,“大骗局”,“共产党一贯的破案手段。”

结果我两个的谈话被举报了,祸从口出。第二天早上,我们刚吃过窝窝头和粥,牢门突然打开。刘管教出现了。他那一副严肃的脸谱,我们知道有人要有麻烦了。他的眼睛扫了大家,然后指着我和夏X,“你,还有你,收拾东西”。我们知道这是调号。我们乖乖的收拾东西。我们被分到7号。我们的监号编号是按照“几筒”“几号”来编号的。我一直在7筒,但是换过好几个不同的监号。时间比较长的是在“7筒2号”。

调号在看守所里是一种处罚手段。因为每个号里的人多,条件差。在一个号里呆时间长了,就像是“老红军”,待遇会好些。比如,多吃一点油,睡的宽些,不干活(我们要天天打扫卫生,倒马桶等等)。新来的人的饭菜被别人克扣,睡觉就得睡到地上,还得倒洗马桶和洗碗,擦地等等。我们调入一个新的号,如同新来的,凡事从头开始。在号子里的地位得一步一步的提升。

这次我们两个还没有分开,所以我们还是挺高兴的。他会桥牌,我会点围棋。我正在和他学桥牌。那个时候,我们关押的人是已经被批准逮捕的人,所以,可以有些书,还有扑克牌。我那个时候,北大的孙小宁和李贵连老师都给我送了点书,包括《古文观止》,《列宁选集》(1-4卷),和一本《新概念英语》等等。我们还可以得到几只圆珠笔芯,可以写点东西。我们俩按照号子里的规矩,新来的坐在门口的地方。第二天,刘管教又来了,又是一副严肃的面孔,指着我们两个说,“你,还有你,坐到马桶那里去”。他还说,“你们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别在我这儿神气;不服气,就把你们的书全给扔了”。为了那几本书,我们老老实实地坐到马桶边上,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虽然受到处罚,心里倒是没有什么委屈。心里想至少他们害怕读书人讲真话。他关上铁门后,我们相视一笑。反正马桶由我们两个洗,我们洗干净点不就行了。但是,话说回来,这管教对我们这些人的“整肃”通常对我们在号里的待遇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凡被管教整过的人,号里别的人就可以随意欺负他,被欺负了也得不到管教的帮助。好在我们两个的特点是不在号里争什么利益,也不和他们吹牛皮。在号里打架主要是为了菜里多得点油,多一点窝窝头,再就是吹牛皮要面子,如吃过什么大餐了,穿过什么名牌衣服了,搞过多少女人了等等。如果听牛皮的人不服气,於是乎就干架。

不过顺便提一句,那个管教后来对我的态度又好了点。这得感谢方励之先生。1990年6月25日,方励之被同意离开美国驻华大使馆到西方“治病”。那管教当天就叫我出去,问我有什么感想。他大概猜想,我也快自由了吧。

坦白检举运动到7月30日到期后,又延长了半个月。那天预审处孙处长又做了一次动员。我做了如下记录:“为了再一次给在押人员一个从宽的机会,我们延长了期限。到目前为止,参与坦白检举的有上百人,对此我们正积极地查证。由於坦白﹑检举的问题数量大,故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仍有一部分人在观望。原因之一是他们对政府的政策还不相信,怀疑政策能否兑现。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只是需要一个过程。有些人的问题已经查证了,正在研究。我们马上要开个兑现大会,其宽大的幅度会使你们想像不到。”

这个兑现大会一直没有召开,其实从一开始它就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在我接触的那些参与坦白交代的人中间没有一个兑现宽大的。有位看守后来对我说:“你认为坦白﹑检举了,其实我们早已经掌握线索了。你这不过是交代罪行而已,谈不上什么坦白和检举的”。他进一步解释道,“坦白指的是我们没有掌握的情况。交代指的是承认我们掌握的情况”。我又一次顿悟了,警察和小偷在为破案争功呢。

那位孙处长提到的“其宽大的幅度会使你想像不到”的说法,指的是关在我们7筒2号的一位杀人犯,名叫靳友谊。他原来只承认杀了三个人,后来他坦白还杀了两个,一共杀了5个,另加一起强奸案,并检举了一位同案犯。当时管教们传下话来,说他将免死。这话一下子全筒的都知道了,反应很强烈。有的说,我以后也杀一两个存起来,到时再坦白以免死。有的人愤愤不平,说杀了5个人都不死,我只偷了2万元就要送我上西天(当时重大盗窃罪可判死刑,2万元的盗窃在那时是重大盗窃,可判死刑)。有的人感到遗憾,遗憾自己没有什么可检举和坦白的。有的人表示怀疑靳友谊会免死。我当时判断这个案子一定是个两难的事情。如果从宽,政府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虽然有商鞅城南令人搬木之效,可是人心不服。不公平吗。如果政府不兑现,仍旧判他死刑,那么他虽死有余辜,可政府食言。难啊。这个案子实际审判的结果是死刑,立即执行。他的起诉书的案号是“〈1990〉京检分审第309号”。

“坦白从宽”是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长期使用的攻心手段,后被刑法的教科书总结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一项刑事政策。中国的九十年代初的《刑法学》解释道:“犯罪分子认罪态度好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及其改造的难易。犯罪以后坦白认罪的,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弱,比较容易改造;犯罪后有抗拒表现的,表明其人身危险性较大,改造也较难一些。态度不同,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量刑上有所区别,是符合我国刑法目的的。”这就是依据态度而分别量刑的理论根据。

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前后接触了100多个被羁押的刑事嫌疑人。他们做的坦白交代或检举揭发,不是对自身作恶的忏悔,而是受到减轻刑罚的诱惑。有些人坦白了,但他们的社会危险性和改造的程度并不比没有坦白的要减弱。另外,公安利用这个政策是为了获取证据和找到破案线索。不论坦白是否会给予从宽,他们都用这个政策攻心,诱惑被告人坦白交代。 所以,在理论上,坦白从宽是中国的政法机关给予那些帮助查清案件的嫌犯的报赏。这个和美国刑事审判前的“认罪协定”(plea bargain)具有同样的性质。但是,美国的“认罪协定”是讨价还价的合同性质,通常是检方和被告先将“价码”谈好,然后被告接受后“坦白”或交代,或认罪,等等。双方都以诚信为前提。

中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只是一个“预审”政策,旨在获取破案线索,或得到定罪的证据。这个政策实际上不能落实,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首先,政府方面没有事先谈定条件。法律上对什么是坦白,什么是交代,什么是从宽,本身不清楚。坦白后的“报赏”怎么给,给多少,完全是办案人员随心所欲,多数情况是不兑现。时间长了,政府就失信了。

其次,中国采取的是刑罚法定主义,即罚和罪有法律事前确定。“罪”指的行为。这就是说,刑罚上的惩罚与犯罪后的认罪态度理论上没有关系。我们不能根据态度来判罪和量刑。我们只能根据证据来说话。

再次,“坦白”“交代”从证据学上只能得出从严的结论。中国的坦白从宽政策从实践上导致了坦白未必从宽,抗拒未必从严。这是因为定罪量刑只能是证据来说话。所以,坦白了,交代了,结果是给自己提供了一个犯罪的证据。被告人的坦白提供了定罪的证据,自己将自己判刑或送到刑场。美国法律中米兰达警告(MirandaWarning)在这里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要求警察在审讯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开口说话,那么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法庭上作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反过来,抗拒者使得控方和法院缺少证据,结果是法院难以定罪。所以说号子里的人都知道这句“禅”:“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对此,让我们来看看几个案例:

坦白从严:北京市(90)分检231号起诉书,被告高冰盗窃案。1990年2月被告在北京语言学院盗窃日本留学生财物共800元,在羁押期间(及在6月20日的坦白交代运动中)还他白了从2月到3月间4起盗窃,价值在3,500元。北京市中刑字1747号判决书,没有对区别后几起盗窃案是通过坦白而成立的,只是笼统地说高兵在1990年2-3月期间共盗窃总价值4,000余元, 并判决到“本应从严处理,鉴於高并能坦白交代主要事实,故予以从轻处罚,判决有期徒刑5年”。高冰接到判决后,大叫一声“我上当了”。

为什么他上当了?就这个具体的案情而言,如果高冰不坦白交代后面4起案子,那么以他第一个800元的盗窃来认定,他最多被判两年,甚至可以免於处罚或宣告缓刑。现在他坦白了,为自己的罪行提供了新的证据,犯罪程度加重了,所以判决也加重了,道理自在其中。问题是,如果按照“坦白检举运动”的一般承诺,高冰也可能会低於5年。因为只是一般的承诺,没有具体认罪协定,所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用一般的文字游戏了断此案。很清楚,如果将“鉴於高冰能坦白交代主要事实”这句话去掉,高也不可能判决超过5年,因为他只是盗窃约4,000余元。这是一笔不大的数目。这就是坦白从严的一个事列。

让我们来看看抗拒从宽的案例。

与我同号胡xx因故意杀人罪被逮捕,到了半步桥就给上了脚镣。在我进来之前他已经被关押了两年多,其案子就是定不下来。原因之一就是他和他的同案犯死不认帐。后来我和他聊天后知道他是因为获得一位买房子的女人的1.2万元杀了那个女的。他给我谈到了案情细节,是他让那个女的到一个住所交钱,结果,他拿了钱后,将其杀死后分尸。尸体的头扔到动物园里的河里,尸体扔到颐和园的湖里。尸体后来找到了,可是头颅没有找到。案件中对被告非常不利的一个证据是那尸体的大腿上留下有被告的血指印。我还问他如何辩护那个血指印。他说,血指印又怎样,科学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我还说,你不怕我检举,他说,谁相信你说话,你都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我否认的话,政府如何拿来做证据。这个家伙的智商够高的了。不管如何说,这个案子对控方来说是个证据很强的案子。但是判决的结果令人跌破眼镜。他被判为无期徒刑。

按照中国当时的法律和实践,如果被告和他的同伙被判为有罪,故意杀人且分尸,情节严重,必应判死刑,立即执行。如果是证据不足,那么就应当判决无罪或检察官撤诉,等等。此案的无期徒刑的判决绝对是荒唐和不可理解的。这个判决的结果,就是当局一方面认为被告确实杀了人,另一方面又感到证据不足。当局认为证据不足的原因是第一,尸首不全,第二,被告拒不坦白交代。这个案子的被告如果坦白交代了,结果是他必死无疑。他的抗拒给救了他一条命。所以,这个案子只能起到教育被告抵抗的作用。这说明中国在刑事判案上,是多么依赖口供啊。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改变依赖口供的传统观念。

有人会说,我是站在犯罪者的立场上说话。非也。我在这里谈的是政府的诚信问题,一个社会公正问题。如果政府的政策缺乏诚信,判决的不公平,其判决不只是对一个被告的影响,而是对他或她的家属的影响,对亲戚的影响,最后造成社会的不满。实际上,政府的行为在制造敌人,判决的越不公,不公平的案子越多,制造的敌人越多。社会就越来越不稳定。所以政府的行为要有诚信,判决要使人服气,人们对判决服气,社会就得到正义。

中国的刑法没有规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这说明这个口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难以确定。然而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却特别喜爱使用这个政策。他们明明知道这个政策对被告很难兑现,可是还在用,就是因为它可以糊弄一些第一次被捕的人。可是结果是,公安人员在训练他们进行“反预审”和“反侦查”的能力,因为下次他们再被逮住,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这个政策。

法律的实施要有个道义的基础。孔子曰“盗亦有道”,更何况一个堂堂正正的政府机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因为仅仅是刑事预审和侦查中的心理手段,政府不兑现,也没有实际承诺,不能取信於民。这样政府的行为缺乏诚信,也就失去了道义基础。此种政府当然会遭来更多的反对。

1. 肖蔚云,1924年10月-2005年1月, 湖南省祁阳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是笔着硕士和博士生导师。他的80年代的学生都称他“老肖”。他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是参与了1982年的宪法起草工作和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但是,对我来说,最让我骄傲的是在1989年5月他去天安门看望绝食的学生。在笔着5月和讨论其博士资格考试的计划时,他骄傲的说1948年他也去了新华门抗议,但那个是抗议国民党的。我逮捕后,当我的家人找到他的时候,他面有难色的说,他无能为力,自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两个学生都有问题(李进进和陈小平)。

2. 罗豪才:1934年3月--,福建安溪人,致公党成员、中共党员,1952年从南洋回中国,1960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1989年的时候是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后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现在是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是“国家领导人”系列之一。罗豪才一直研究外国宪法和行政法。本人从1982年读宪法硕士开始一直到1989年被逮捕前一直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还是他组织编写的《行政法》的作者和编委之一。可是,在我被逮捕后,他连见见我的家人都不敢。这就是从学者到官员的变化。 在1989年前, 他会笑话“老肖”,说他的两个弟子都出了问题,可是当他的弟子王天成被抓了后,他也就不再笑话“老肖”了。这些都是上不了正席的花絮。

3. 龚祥瑞:1911年-1996年,政治学者,法学教授,中国行政法研究的先驱。其个性也是颇具非议。在1982年到85年期间,笔者常在他家上课,收益非浅。那个时候,我们都按照“解放前”的传统称他为“龚先生”,称他的太太“方先生“。笔者和他的关系曾经相当好,和他一起到武汉去参加一个地方法规讨论会,陪他到黄石市人大讲课。1987年我回到北大读博士后,龚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变了,原因和我无关系,是他和我导师肖蔚云的紧张关系变得无以复加。“老肖”在198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可是他却与博士生导师无缘。龚先生在我报道后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回来干什么?”“中国宪法还有什么博士学位可读”。对於中国宪法的地位,他讲的是对的,中国宪法没有什么学问,那完全是个执政党的政治宣言,“用法律的形式将胜利果实确定下来”,作为一个根本法,它不过是维护其政权一个工具,当然也是可以不用的工具。但是,龚先生没有理解作为”中国宪法“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他可以做很多中国宪法以外的研究,用以比较﹑批判和改变它。

4. 吴撷英,北大法学系59级,后在北大教学一直到1989年,曾经和龚祥瑞和罗豪才一起写过几本为中国法学界打开西方宪法和行政法研究之门的开篇之作,包括《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和罗豪才)。1989在他离走之前,他曾是宪法教研室的主任。我在5月和他讨论过的的博士资格考试的安排。我们也谈到了当时的运动,他表示全力支持。“6.4”开枪后,他到国外做研究,途径香港就公开反叛中国当局。后来他到新加坡大学讲学,现定居新加坡为一个律师楼的中国法律顾问。现在他发表了很多赞扬中国宪法的讲话。

5. 吉鸿昌临刑前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接着又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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