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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八九

2009年06月04日

八十年代中期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我曾不断寻找回国参与改革的机会。八七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使改革受挫时,我参与发起上千名留学生的公开信,并由此挂上了几分“异议人士”的色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几个月里无疾而终,以及“十三大”的改革路线,重振了我对改革的信心。但八八年春天回国的感觉,比前两次差了很多。国务院体改所是我回国工作的可能单位之一,但我在那里的朋友在思路上与新总理李鹏格格不入,不少人已在自寻出路。他们都劝我不要急着回来。我在北京大学的朋友对政局发展也很失望。我去看望方励之、李淑娴两位老师时,了解到北大学生刚刚成立了民主沙龙,与当局对立的情绪十分强烈。离开北京时我已意识到,且不说回国工作,今后回国探访都会很困难了。我为此感到由衷的悲伤。出国留学,为的是回国服务,却不幸演变成了浪迹天涯之始。回到美国后,我将方励之在首次民主沙龙上的演讲交给《中国之春》发表,自己也开始给《中国之春》写文章,走上了“体制外”的不归路。

八九年春天我在达茅斯学院教书。北京学生的游行、请愿,尤其是五月初开始的“新闻自由”,令我感到振奋。时任中国民联主席的胡平起草了“改革建言”和“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邀我签名,我当然表示同意。公开信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大学贴出。我征集了二千美元捐款,托朋友於五月十七日送到天安门广场。由王有才等人签字的收条,我至今仍保存着。我也参与发起了达茅斯学院中国学者学生的公开信。后来,中共当局将海外的呼吁和捐款说成是八九民运受海外操纵的证据。中共不肯自我检讨的态度,与毛泽东到处抓“阶级敌人”的做法如出一辙。事实上,海外的帮助和影响很是有限。我们与广场的学生心连心,但由於远隔重洋,最强烈的感觉是爱莫能助的无奈。

我还代表学校请胡平到达茅斯演讲。五月二十九日的这次演讲会十分热烈,听众把会场挤得爆满。胡平说,布热津斯基的新书《大失败》,把中国列为共产国家中危机较轻的一个。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显然是错了。在场的中美人士都对中国的民主化寄予希望。

随后就发生了六四屠杀。屠杀带来的震撼,难以用语言形容。我和很多人一样,戴了黑纱表达对死难者的怀念。我还记得六月六日那天我去普林斯顿参加毕业典礼的情景。许多参加者都戴了黑纱、白花,校长夏彼罗在致词时也特别请大家一起向六四死难者致哀。毕业典礼本该是喜庆的场合,但良知未泯的美国人认为,此时此刻,更重要的是表达对勇敢的中国人的敬意。

我参与创建并担任首届会长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也多次表态支持学运、谴责屠杀。当学会的朋友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学会会员当然该讲话,但学会本身是学术团体,不宜对政治问题表态。我的意见并未被采纳。毕竟,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也签署了反对镇压的声明。六四后,留美经济学会理事会发表声明说:“军政当局终於悍然下令屠杀人民了。这一逆行倒施将把中国推入深渊,也把李鹏政府钉上万劫不复的耻辱柱。”理事会在“紧急通知”中说:“空前惨烈的大屠杀,继之以异常丑恶的大清洗,已粉碎了国内改革,开放的环境,也摧毁了学会的为它钻研和努力的基本前提。 ……中华民族历劫而不衰。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开放和强盛的大势是不可逆转的。让我们本着良知。”不过,学会很快就为形势所迫,重新与当局合作。先把问题提到良知的层次,随后又很快放弃,这不能不算是一种缺失。不过,学会成立二十四年来,对中国改革、进步的卓越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

六四屠杀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把我从民运的支持者改变成民运的参与者。田汉在《毕业歌》里说:“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拼死在疆场”是谈不上了,但面对六四这样的民族劫难,一个生活在西方安全环境中的知识分子总还应该“本着良知”,去声讨“大屠杀”、“大清洗”的罪魁祸首、继承八九烈士未竞的事业吧!就这样,我从八九年六月起参加了中国民联的工作,后来又主持《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直到今天,仍是义无反顾。

和改革开放的成功一样,八九民运也是共产革命失败的见证。经过毛泽东二十多年的独裁统治,尤其是文革带来的破坏,全国上下都对现状感到忍无可忍。邓小平的复出、掌权以及民主墙的出现,都是这种不满情绪促成的。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农民的生活得到戏剧性的改善。改革开放的成绩,对不满情绪有所抑制。但在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使民众清楚地看到,几十年的共产党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贫穷和落后。日本、香港、台湾的经济水平几十年前和中国差不多,这时却超出了中国几倍、十几倍。在文化、政治方面,这些地区也明显比中国先进。这样,对外开放同时又强化了不满情绪,尤其是强化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不满情绪。对外开放使中共喧嚷了几十年的许多谎言不攻自破。如中共以前说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对外开放后人们发现,这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来包括了中国人自己。中共提出“反精神污染”,就是担心民众从中外对比中作出经济、文化以至制度上的独立鉴别。不过,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太大了,中共欲罢不能,只好在缓解其政治影响上作文章。

虽然对外开放得到坚持,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本身却陷入了泥潭。城市的经济改革,避不开市场与计划的矛盾,也避不开所有制问题。农村成功的承包经验,对城市用处不大。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希望以市场逐步取代计划,在所有制上实行多元化、股份化。但这样的方案根本无法全面推行。意识形态的束缚是最大的障碍。邓小平为了给改革打强心针,八五年召开了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但陈云在会上讲话时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这等於是在警告改革派,不要搞全面改革,不要做飞出鸟笼的梦。邓小平在与“凡是派”争权时,恢复了包括陈云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的权势地位。但这批人心目中的改革,往往不过是恢复文革前的作法。他们很快成了全面改革的绊脚石,后来又成了保守派镇压民运的中坚力量。

改革受阻的另一个个原因,是改革派本身的失误和软弱。由於全面改革受阻,改革者派只好退而求其次,先从某些局部入手。可是,半吊子的改革往往还不如不改。改革派为了调动企业积极性,试验向企业放权。这很快造成投资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也造成苦乐不均及一些人的暴富。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的企业名义上是“公有”,企业主管按理说只是雇员。向企业放权,实际上是把所有权部分地交给了企业主管。但企业主管又无须象真正的所有者那样承受可能的亏损。结果,他们面对的是“赢了归我,输了国家倒霉”的畸形刺激机制,当然想尽量扩大投资。改革派遵照邓小平的指示,进行价格的部分调整、开放。结果,造成了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也给“官倒”大开方便之门。这里的原因同样很简单。价格能成为资源配置和刺激积极性的信号,要以较完整的市场体系为条件。只有削弱乃至终止计划经济体制,价格改革才能成功。改革派很快看出了问题之所在,却不敢明确地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提出挑战。八七年十三大提出“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的论断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立意是不错,但缺少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批判,也缺少能操作的内容。结果就是,改革派名义上在主政,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招数,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民众发泄不满的对象。

政治改革的遭遇就更奇怪了。文革结束后,民间乃至党内都出现了强烈的民主呼声。邓小平本人也多次提到政治改革,甚至对民主墙予以肯定。但七九年提出“四个坚持”后,中共重新确认了惟我独尊、压制异己的方针。每当知识分子发表非正统观点或学生上街,中共便如临大敌,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予以压制。八六年的学潮,更以胡耀邦下台、知识界精英被清除出党为结局。八六年中共正式将政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时,民主的议题被排到很后边,而且被冠上了“社会主义”的形容词。言论、新闻自由的议题则根本不在列。为了排除“干扰”,政治改革的讨论仅在内部进行,对社会大众保密。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扩大参与。中国的政治改革刻意实行暗室作业,是对自身极大的讽刺,也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改革派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推动这种闭门造车、无关痛痒的政治改革,显示了他们的进退失据和自我封闭。他们对借助民众的支持强力推行改革似乎想都没想过。

经济改革陷入泥潭,政治改革遥遥无期。遭到整肃的胡耀邦和知识界精英名誉得不到恢复。再加上物价飞涨、腐败盛行,民间的强烈不满情绪不但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了。八九民运由此应运而生。

八九民运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面对一个一贯压制异己的政府,一个群众运动能有上百万人参与,能提出相当明确的民主诉求,并能坚持非暴力的原则,这确实值得世人敬仰。中国的民主化,仍需要八九民运中学生、市民表现出的热情和勇气。

八九民运是民间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同时,八九民运也得助於改革开放带来的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七九年民主墙遭到取缔后,只有魏京生、徐文立、刘青等少数民运份子被抓。八五、八六年的学潮均没有遭到暴力镇压。八六学潮的精神领袖方励之丢了党籍和官职,但没有被抓。人们由此减少了恐惧,增加了安全感。安全感鼓励了学生和民众的参与,对八九民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种安全感和某些时期的恐惧感一样,其实是虚幻的。中共保守派将八九民运的迅速膨胀归因於改革派姑息学运、怂恿自由化思潮。改革派则将八九民运归因於保守派对改革的阻碍。如果仅就民运的起因而言,双方各有各的理。如果中共在政治上一直实行高压政策,对历次学运无情镇压,那么八九民运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反之,如果改革得以全面展开,许多矛盾会随之化解,八九民运也就缺乏社会基础了。当然,如果站在普适价值的高度来看,保守派就毫无道理了。不管在哪次学潮里,也不管学生提出的主张是什么,游行的学生都只是行使了基本公民权,决不该被镇压,更不该象在八九年那样横遭屠杀。

学潮开始时,并没有明显支持改革派的色彩。学潮的反官倒、提高教育经费等诉求,甚至给人责怨改革派的印象。事实上,八九民运始终缺少主张经济市场化的内容。正因如此,学潮并没有立刻激化中共内部的矛盾。中共内部较为一致的处理意见,是靠劝说加威胁的办法使学生退却。赵紫阳对这种意见也是认可的。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反映出这种意见。这是中共处理学潮的成规,只不过四二六社论的言辞较以往更激烈了一点。但这次学潮非同以往。四二六社论不但没有劝住、吓倒学生,反而把他们激怒了。四月二十七日,学生冲破警线成功地举行大游行。学生的正义感和勇气值得赞扬。但后来的发展显示,四二七大游行的成功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一方面,学生得到了北京市民的鼓励,看到了警察在学生人潮前的节节后退。他们由此过高估计了社会对学潮、民运的支持程度,过低估计了当局的动员能力。法国历次革命中,巴黎都远远走在全国的前头。正象巴黎不等於法国一样,北京也不等於中国。但北京的学生对此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学生的成功使保守派大为震惊。他们担心,如再不坚决镇压,不管是改革派得势还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结束,自己的官位以及子女的前途都会在所难保。其实,保守派一直保持了对军队和官僚体系的有效控制。他们感受到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虚幻的。民运后来的几次高潮,包括新闻开放、绝食和阻挡军车,更强化了双方已有的判断错误。

四二七大游行后,改革派的温和立场暂时获得主导权。此时如民运能主动撤离广场,改革派的地位会得到巩固,保守派会失去镇压的机会,民运的力量及某些成果也会得到保存。但对形势过於乐观的民运,此时已被激进主张控制。民运未能与改革派里应外合,也根本无法“见好就收”。民运如果后来在形势较为有利甚至不甚有利的某个时机撤退,尽管效果会差些(如改革派仍会失势),仍能使保守派失去镇压的机会。那样,民众中虚幻的安全感就不致很快为同样虚幻的恐惧感所替代。关於这一点,时至今日大家已有相当的共识,这里就不多说了。

五月十三日绝食开始后,保守派的强硬立场占了上风。几天后,邓小平正式同意戒严、镇压。对邓小平所扮演的角色,我的看法与许多民运朋友有所不同。我的感觉是,邓小平是被动地同意镇压的。胡耀邦、赵紫阳都是邓小平强力提拔的。八九年之前的十年里,邓小平在保守派与胡、赵的改革派之间搞平衡,但明显地偏向胡、赵。胡耀邦因姑息自由化下了台,他的去世为八九民运提供了导火索。赵紫阳搞经济改革搞出一大堆问题,他的温和立场又没有抑制住学潮。这就使邓小平失去了搞平衡的本钱,他自身的地位也随之有所动摇。在他看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同意镇压,才能保住以后影响政局的机会。据说后来邓小平提议由李瑞环接替赵紫阳任总书记。此言如果属实,则显示邓小平仍想重新扶植改革派。而邓小平的意见未得到采纳,说明他已失去了以前的影响力。

戒严、镇压的决定作出后,接下来是如何执行的问题。镇压并非只有屠杀一种形式。对此时主导政局的保守派来说,明智的做法是在幕后加强对军队、官僚机器的控制,同时静待民运热情的减退。由於中共二十年来一直蓄意遮丑,外界对戒严是如何演变成屠杀的,至今仍不清楚。我的推测是,李鹏等人过高估计了民运对政权的威胁,因而一定要让军队立即强行进驻北京。军队受阻后,他们更气急败坏、丧心病狂,一定要和民运硬碰硬。结果,就发生了六四大屠杀。我相信,同意戒严的中共领导人,并未都意料到戒严会导致屠杀。邓小平本人也未必意料到屠杀。但事到如此,谁也无法再去追究执行戒严的“细节”了。就这样,民运被屠杀所平息,中共政权的暴力专制本色也由此暴露无遗。

从总体上说,八九民运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六四屠杀使中共政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为了防止八九重演,江泽民、李鹏当局提出抵制和平演变,并推出大学生军训等一系列加强控制的措施。整个中国社会,实际仍处在戒严状态。民众的强烈不满情绪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所强化。在经济上,中共宣称继续实行改革开放,但改革实际已全面停顿,开放程度也因西方的反弹而迅速萎缩。倒是台湾投资在这个关口上的涌入,对经济衰退起到一定缓解作用。如果江、李的政策持续下去,中共政权会长期面临四面楚歌,中国经济、社会会持续倒退,逐步向北朝鲜、古巴看齐,新一波民运也随时可能发生。

邓小平九二年初的南巡讲话,改变了中国的走向。邓小平最重要的观点,是不要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言下之意就是,为了维护中共统治,疏导民间不满情绪,不妨走资本主义的路。这个观点,如果邓小平或任何其他人在八九以前提出,一定会在党内遭到围剿。八九使中共陷入困境,所以江、李及陈云等人只好接受邓小平的说法。共产党虽说该搞社会主义,但相比之下,还是活命要紧。就这样,经济改革才重新上路。和八十年代初一样,九二年以后不问姓社姓资的市场化再次使经济迅速发展。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受益极大,一般民众也得到了些好处。民间与中共当局的对立情绪大有缓解。同时,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也逐渐恢复了常态。西方敌视共产政权,但对实行市场经济的威权主义国家一直能和好相处。以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智利等国,都与西方有不错的关系。中国虽然仍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推行市场化后仍给西方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中共发现新的做法对自己的利益、民众的满意程度乃至与西方的关系都十分有利,对市场化从此笃信不移。

中国改革的任务,概括起来说,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八九以前,由於意识形态的束缚,市场化、民主化均可望不可及。经过八九的震动,民主化更无从谈起了,但中共却在巨大的压力下和高人邓小平的指点下接受了市场化。现在中共领导人常昧着良心,把近年的经济成长说成是正确处理八九民运的结果。其实,正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今年三月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转型,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中共从坚持社会主义到接受市场化,其本身的转型又是八九民运逼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的经济成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於八九民运。这里的因果关系,与欧洲1848年革命的情形很相似。欧洲革命的诉求,也有类似於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内容,另外还间杂着民族主义。革命的大潮,几周之内就把法国、奥地利(后称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后来的德国)的国王赶跑了。但奥、普的国王不久又卷土重来,镇压了革命,法国的革命成果则被随后另建王朝的拿破仑三世所篡夺。革命失败了,但三国的统治者也被迫寻求改革。他们均发现,其实经济市场化是可以拿来自己用的。在普鲁士,统治者还发现民族主义也可以拿来自己用。就这样,革命的一个目标(经济市场化)被统治者当成了阻挡革命的另一个目标(政治民主化)的武器。此后,法国的王朝一直维持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而奥、普的王朝又存活了七十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寿终正寝。

当然,中国近年实行的市场化是畸形的。许多公司企业,至今仍为国家所有或部分所有。按理说,国有资产意味着全民所有,国有资产孳生的价值应由全社会分享。但在事实上,国有资产往往仅为有权有势者服务,很大一部分国有资产并被有权有势者化为了己有。此外,由於政府官员仍能向企业发号施令,企业要靠巴结官员、给他们好处才能获得生存空间。一些“不识时务”者,包括我认识的马宾,直指邓小平复辟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个讲法很传神,因为中国确实出现了类似1949年以前的官商一体的现象。相比於计划经济、大锅饭,“官僚资本主义”促进了经济成长,可算是一种进步。但它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积累了新的矛盾。化解矛盾的关键,仍然是政治民主化。有了言论、新闻自由,腐败和社会不公就会得到抑制。有了经济、思想领域充分的自由,人们的创造力就会得到更好的发挥。在经济领域,企业间的竞争是消费者的福音,也是企业升级换代的动力。在政治领域,多党制和自由选举是相应的竞争机制,应当受到每一位公民的欢迎。中国要重新取得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迟早要跨过政治民主化的门坎。为此,每个追求进步的中国人,都应继承八九民运的精神,为民主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