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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决定民运

2008年10月13日

[本文是1990年7月应已故著名报人陆铿先生之约写就,并发表於当年陆先生主编的香港《百姓》杂志。这里根据收存的两份手稿整理,圆括弧及其中文字均为原
文所有,方括弧或为新加的说明,或为两份手稿有出入的内容。]

[关於增订:从1990年的手稿散页中又发现关於“见好就收”的若干不同段落,现以方括弧加在内容大致相关的位置。2008-10-13]

 

流亡途中,曾读到一本类似报告文学的书[《人》,The Man]。作者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 原文误为“法奇娜”],主人公是70年代初希腊孤胆革命家阿科莱斯——遗憾的是我忘了他的姓[Alexandros Panagoulis]。当时最深切的感受是他对信念的坚定执着。惊异於他几番入狱都不曾稍减的顽强意志,我不禁时时提醒自己要向他学习,一旦入狱,至少要做到某几条。

不过,本文想说的是另一方面的印象。在那本书的开头,法拉奇描述了万千民众参加阿科莱斯葬礼的盛况和她自己对这些民众疑虑恐惧的心情——塞满大街小巷的民众就象一条伸开所有触角的章鱼,这怪物是否知道它在抓住什么或是在吞噬什么
呢?她的这个印象曾经强烈地打动了我。

六四过去一年了,当时的印象仍然鲜活如昨日。看到满街民众时既惊喜又疑虑的感觉也仍然活在心头。我想,六四的本质在於广大人民群众和一个独裁专制政权的公开对抗。这是六四与西单民主墙的不同,也是六四比西单民主墙的进步。在这一公开对抗过程中,站在民运领导位置上的人与其说是政治领袖,不如说是群众代表。一般地讲,他们(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政治指挥都不够出众,处理政治危机的才能和政治领导艺术都不够高,而且可以说,他们对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相当不敏感。一句话,我们还不是政治家。因此,把八九民运当做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活动的人,不论他是要吹捧还是要批判甚至要镇压这场运动,都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就那两个月民运发展的具体过程来讲(请注意我的限定语,我不希望发生误会引起概念模糊的争论),无论是学生组织还是著名知识分子,都不必承担领导不当的责任。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共产党和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可以说也应当包括赵紫阳。他们在政治领导位置上,他们是政治家,他们(在六四之前)应当对引导群众情绪、控制局势负责。因此,也正是在这一公开对抗过程中,中共政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最大限度的无能、怯懦与卑劣。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如何做到“见好就收”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总结八九民运中民众方面运作中的经验教训,使群众运动在今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方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值得民运参加者反思。

比如,有些海外人士评论去年民运时认为应当“见好就收”,这意见很有道理,单多少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我自己经验而言,去年五月中旬我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要见好就收,而是如何做到见好就收。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当时几乎时一筹莫展,因为我不善於掌握群众心理。

[我想起也在首次通缉21人之列的北师大学生梁擎暾(大家都简单而亲切地称他为梁二)。在5月4日宣布复课后,学运暂时进入低潮。各校的学运积极分子都有一种茫然而失望的情绪,认为学运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就偃旗息鼓了。这时梁二曾诚恳地与我交流,提出宁肯学运暂时失败,也要保住中国改革的势头。我还想起著名作家、记者戴晴,从4月下旬开始,她不止一次呼吁学生冷静、理智,保护已有成果,并且保存实力。她私下里多次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不能掌握群众情绪,搞不好中国就会倒退二十年(如今结局竟不幸被她言中)。我当然更多地想到了我自己。5月4日后在北京高自联的一系列会上,我曾多次主张放缓学运,配合党政高层中改革派发出的信息,并在5月12日得知同学们已自发串联签名绝食时表示过坚决反对,此后还曾四出联系著名学者,希望他们能劝阻学生。当时很多学者也都表示,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要想帮助政府掌握机会渡过危险,就应当设法使学生同意作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当时学运中并非没有“见好就收”的意见。但是,为什么这种意见不能说服掌握群众?其后很久我才渐渐悟到,这不仅是个确定斗争目标,或选择手段与途径,或什么其他理论性的问题。非常重要而又非常容易被仅凭热情和良心参加民运的朋友(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忽略的,乃是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领导艺术。在学运50天中,我体会到,成功运用这种政治领导能力,首先要准确掌握群众的心态,及时捕捉群众的心理趋势;其次是只有在满足群众心理要求之后,才可能引导群众;再次是处理危机时要能准确地把妥协信号传给对方。]

现在看来,当时能够在广场上保持其号召力的人,总是那些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群众心理需求的人,是在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代表性的人(如上所说,我认为他们也还不是政治家)。同时,群众心理需求并不是单一的,无限制膨胀的,而是多方面、有节制的。当然,最容易被把握,最容易得到表达的,是那些比较单纯、比较激情化的方面。[所以,]任何理性要求,只有同时满足了群众单纯而激情化的心理需求,才能激起共鸣,被群众接受。比如,“和平,理性,非暴力”这种自我节制的口号显示出了一种向无能政府挑战的道德优越感,就被群众接受了。市民的标语牌上写着“不起哄,不胡来,就是最好的支持”。这种口号准确反映出群众心理需求在特殊情况下得到满足的特殊方式。

而和我相似曾经持“见好就收”主张的人(不能笼统地说所有“收”的主张都是见了“好”的事后提出来的,也有些是见“坏”时提出的,不过所有的“收”都没得到过实施)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可以说主要是没能准确把握群众心理需求与自己主张的切[契]合点。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宣传上能够做到“成绩讲透”,使群众有足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再向群众提出给政府一次表演机会,那么,群众也很可能会赞同“收”,怀着战略上的优越感为政府让出舞台,同时保留引而不发、蓄势待发的压力。

事实上,去年五月我已经想到了这种可能性,只是思路还不清晰,又得不到配合,还要时时注意不要过早说明目的,引起群众的误解,⋯⋯。总之,在实施这个未经证实的可能方案时,也还会碰到一系列的与群众敏感心理相关的问题。读者只要注意到东欧或是台湾的政局动荡,就会有所体会。

大手笔的“试金石”

从东欧变革来看,政局动荡时期,总会伴随着或大或小的群众运动。如何使群众运动的势头有效地推进民主化进程,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几乎是每个东欧国家都曾经遇到而且仍然面临的问题。最为戏剧化的例子恐怕就是罗马尼亚了。可以说,能否成功地处理群众运动,是考验政治家能否被称为“大手笔”的一块试金石。

海外民运重点在国内民众

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主体无疑仍是国内民众。但能够积极活动的人都集中於海外,国内暂时处於低潮。因此,海外民运在目前阶段扮演着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但是,下一次中国政局危机时海外民运能否在国内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能否利用目前的自由环境和便利条件成功地保持中国民运从1989到下一次的连续性,仍然时目前海外民运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以为,回答这一课题的关键,在於把工作重点放到争取国内民心上。

这首先是因为海外民运的对手是一个不讲法制,不讲游戏规则的专制集团,民运团体不能寄希望於共产党对民运主张的认同,否则很容易被对方耍了。他会说,“你主张的那些我们都已经实行了”,之后就不再与你纠缠细节,只用使领馆来对付你,就像去年用统战部对付人民群众一样。去年他没有成功,因为群众不答应。所以,人民才是民运实力的代表。人民把你当做心目中的一杆旗,政府就不得不纡尊降贵来跟你谈,尽管他很不满意你“最后通牒”式的口气。[海外民运要想在下一次危机时发挥重要作用,首要前提不是目前的执政党承认你、接受你,而是民众承认你、接受你。国内现有八个“民主党派”受到执政党的承认,可是在群众运动起来时,他们连充当斡旋者的资格都没有。海外民运组织即使独立品格更高一些,是否能被国内群众承认和接受仍是第一位的问题。]

其次,据我了解,目前国内大多数民众在理智上都同意中国应当避免大动荡大革命。但是,下一次政局危机,无论由什么诱因引发,六四都将是关键的一环。而由於六四后民众对政治经济状况的强烈不满,政局危机肯定会带来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也就是说,民众需要在下一次危机中获得心理上感情上有效的补偿和满足。如何适当地结合理智与感情两方面,将是民众面临的一大难题,也将是政治家面临的一大难题。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在一个相当长得时期内造成政局不稳,使发展方向不确定——很可能在长期动荡中,民众对强制政体下“安定团结”“分配均等”得要求渐渐高於对民主政体下活跃因素过多的“机会均等”的要求。我确信,中华民族需要学会走良性的渐进的改良道路,争取能够逐步地向现代民主政体发展,尽量避免大动荡大革命。因此,对群众状况的研究、了解、预测,必须及时提到海外民运日程上来。只有尽一切努力使国内民众与海外民运认同,海外民运才能在下一次危机时有效地运用自己从四五、西单民主墙到八九民运总结出的东西,有效地带领民众,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富强的中国。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六四死难者的血没有白流。

来自1989年的天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