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径（上）

舜，是中国传说历史中的人物，是五帝之一，也是我的名字。其实一开始父母给我的名字是“信”，一个日本电视剧“阿信的故事”里面的主角的名字——父母希望我可以像那个主角一样，遇到挫折不放弃，为人生目标独立奋斗；但由于“信”多用于女生，所以我爷爷就为我选了一个更有霸气的名字。

1990年出生在广州的我，处于一个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年代。独生子女的我究竟成为一个小皇帝，还是像我父母希望的那样，为人生目标独立奋斗呢？

因为当时我爸是警察经常要出差，而且我妈也要去上班，所以我的幼儿园是“存托”，也就是夜晚不回家在幼儿园里过夜的幼儿园。其实我自己是很不愿意留在幼儿园过夜的，因为夜晚不能够见到爸妈。可能是因为不想让我伤心，每次我问我妈妈为什么其他小朋友能够夜晚回家睡觉而我不可以的时候，我妈就会告诉我：“这样可以锻炼你的独立能力啊。”“独立能力”，什么叫“独立能力”？当时才3岁多一点点的我怎么知道。这份不安很快就被欢乐的生活覆盖掉了。

我记得的幼儿园的印象就是，夜晚吃完饭，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时的情景。记得当时每天晚上5点左右就开始“电视捞饭”，就是边吃饭边看电视。因为5点的时候，香港电视台开始播动画片。广东话翡翠台、本港台的全看了，就连英文明珠台和国际台的都不放过，基本上能够看的全部都看了。然后香港新闻，电视剧都不放过，一直看电视，到9点左右就熄灯睡觉。

不过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两件事。1997年左右，忘记具体时间，幼儿园的阿姨把我们聚在一起看一个领导人逝世的直播。当时我不知道那个“领导人”是谁，只看到阿姨在默默地擦眼泪，长大后才知道这个逝世的领导人的名字叫邓小平。

几个月后，电视直播香港回归中国。我全家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收看了这一移交仪式。当英国国旗下降，中国国旗升起时，我的感觉就是我的祖国真是非常强大，我和爸爸还取笑香港部队的正步好像没有吃饭一样没有力气，而中国解放军就完全不同。看着英勇的解放军冒雨进驻香港的画面，感觉就是像从幼儿园听到的解放军英勇抗日、击退敌人的感觉，对英勇的解放军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敬意。

1998年起，广州开始了所谓“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五年一大变”的整体穿衣戴帽的基本建设工程。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一家搬到了一个土墙瓦顶的平房里暂住。修炼法轮功的母亲也从平时常去的在广州越秀区沙面公园的练功点，移到新家海珠区附近的练功点。

当时可以说是法轮功的全盛时期，法轮功的练功点遍地开花，遍布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大的练功点设在体育场和公园内，小的在住宅小区内都有。而且很多退休了的法轮功学员像我外婆都会一天跑几个练功点练功，因为反正退休了没有什么大事要做，练练功有益身心，并且可以多交朋友。所以，更换练功点对于我妈妈来说影响不大。

我从5岁开始也断断续续地和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修炼的是“真、善、忍”，对于我来说就是等于要做一个好人，所以我也很乐意跟着妈妈一起练功。

可是好景不长，1999年末，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正式开始。很多和我妈妈一起练功的人对此表示惊叹不已。在北京发生法轮功学员大规模静坐和平抗议后，北京开始对中南海和天安门附近的路人游客进行随机盘问。而我好奇心强的妈妈，出于希望为法轮功贡献一份力量的心理，在同年去了一趟北京旅游，结果被北京当局拘留了。我爸爸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带着他的同事，通过内部关系，一个月后就把我妈从北京手上要回了广州。这次小事故可以说是有惊无险。

虽然国家是在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但实际上当时在广州的打压力度还不是很大。妈妈和我还是照样地每天早上去公园继续练功，还挂出宣传法轮功真相的横幅等等。公园的管理员见到了只是向我们说说而已，没有什么强制拆除或者驱赶的行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2001年年头的自焚事件发生后为止。

2000年，广东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地铁一号线和内环路建设已经完毕；广州城的有线电视网络已经非常稳定；电脑网络也同时进入广州普通市民的生活内。

在2000年年底之前，我妈妈都是通过香港电视新闻来了解世界和香港的最新动态，特别是我妈妈关心的法轮功的信息也可以看得到。不过自从电视网升级以后，香港新闻每播到有关敏感话题的时候就会被一些预先录制好的香港公益广告覆盖，有时候甚至用大陆预先录制好的电视节目来覆盖香港电视台制作的一些内地分类为信息敏感的节目。以前用普通的天线就可以看得到香港电视，而此时全部无线信号都被干扰，收看不了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信息封锁的力量。

随着电脑网络进入普通市民生活的脚步加快，而且市面上也经常有一些宣传拨号上网的摊位，在这种互联网服务的强势宣传之下，我们家也在2001年年头买了第一部电脑，并且接入了互联网。

开始时一直以为互联网只能够访问国内的网站，境外网是会被当作国际长途收取高额话费，直到有一次我冒险登陆了TVB的网站后才发现原来互联网是没有地区限制的。得知此事之后，我妈妈就开始用电脑登陆明慧网等网站来获取最新的法轮功的相关新闻和资讯，并且在我的帮助下，使用朋友赠送的一部打印机开始打印法轮功的宣传资料。因为经常帮助妈妈用电脑整理和编辑资料，慢慢地我就成为班上的电脑高手，基本上同学的电脑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简单解决。

我妈妈就常常用空闲时间在街上一些开放的地方贴传单，通常都是买一些不干胶打印纸贴在巴士站和行人天桥上，这样就可以扩大曝光率；过年的时候还会把资料放进红包里，然后坐巴士的时候装作不经意掉到地上，利用人的贪心，“地上捡到宝，问天问地拿不到”的心理，让路人捡。

常言道：“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脚”。终于在2001年年底，我妈妈在和她朋友交换资料的时候，被跟踪的便衣抓走了。记得那天——具体是哪一天我已经不是记得很清楚了——是平常的工作日，早上我是和平常一样，回去学校上课，因为我爸爸被单位派到外地公干，所以夜晚是由妈妈接我放学。放学时，我就在学校等我妈妈来接我，可是一直等到夜晚7点，全部学生都走了还见不到我妈妈的身影。这时，刚开会完毕、准备回家的班主任见到我，就帮我打电话尝试联系我妈妈，可是不管打了多少次电话，我妈妈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家里的电话也没有人接。最后终于联系上了爸爸单位的朋友，和我爸爸联系上了。然后我爸爸利用他公安朋友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查到我妈妈是被捕了。由于事出突然，被捕前后都没有向家人或者学校发出任何通知，妈妈好像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当晚我只能在小学的住宿部过了一夜。

因为当时我在网上看到过、而且平常妈妈也会说一些被捕后法轮功学员在狱中所遭受的待遇等情况，所以那天晚上我一直哭个不停。同学都过来安慰我，但我没有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和他们说是家里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回家了，但其实内心知道我妈妈会遭受到什么待遇。一段时间后，我也开始接受了这一事实，坚强起来，把当天的功课做完，安安定定地过了一夜。那时候我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必须坚强起来，不能再依靠父母的照顾了。

在我妈被关后的一年内，我爸爸经常受到上层的压力，而且在同时，他们经常将我爸爸派到外地出差。身心疲惫的他把所有责任都放到妈妈的头上，经常上班回来后都跟我说调职被拒的事情，结束语上都会加上几句“这是你妈妈的责任”之类的话——好像煮菜加盐一样，不可少。

2002年底，我爸带我去一个地方，说是去见我妈妈。那个地方在广州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虽然可以坐巴士到达，但是从我家到这地方也需要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外围是一个很普通的建筑物，好像有十几层楼的样子吧。入口的门牌写着是什么什么养老院。我跟着我爸爸入电梯，上了顶层，倒数第二楼。

出电梯后，所有环境和楼下轻松的养老院截然不同，到处都是很粗的防盗网，电梯门前有一个接待台，看守的是一个穿着警服的公安。签名后，就有几个民警带我们到了我妈所住的房间。

见了我妈后，和我妈谈了很多话。我也问了很多关于我妈这一年所经历的事情。而我爸见到我妈后，没有说什么，一直在阳台上吸烟。我妈跟我谈了很多她这年的经历，全部都是比较正面的事情，但我可以感受得到在我妈的话里是有另外不想透露的另一面。

短暂的会面结束，离开了养老院之后，我爸才跟我说，那里是劳教所，下层的养老院其实是用来掩饰的，一般人是上不了顶层的。

见面几个月后，我妈妈在2003年年头前后释放出来了；我也在同年，从小学毕业，进入初中。

自从我妈被捕后，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接触任何法轮功相关的网站。一是因为害怕会因为上这些敏感网站被查，二是网络封锁加强了，平常可以很容易就访问的网站都不可以登陆了。在我妈释放之后，她从朋友手中得到一些破解封锁的软件，而且告诉我这可能和那个所谓金盾工程有关——金盾工程把很多敏感信息都过滤了，但通过这些破网软件后就可以访问那些被封锁的网站。

自从我妈释放之后，我就很少和我妈妈见面了，我和我爸也从原来住的房子搬了出去。我爸说搬出去的原因其实是在那次我和我妈在劳教所见面的时候就和我妈提出离婚的要求，希望和我妈划清界线。

划清界线，这一强而有力的行动在文革时期的确可以起到保护自身的作用，在这21世纪人类头脑特别发达的年代，这划清界线的魔力好像消失了。在我爸妈正式签字划清界线（离婚）的几个星期后，我爸带着几包新制服和他异常沮丧的表情回家，把新制服打开后跟我说：“下星期我就开始在交警大队上班了。看这全部都是你妈做的好事……”当我爸妈离婚后，他的单位就迫不及待把这眼中钉剔除，所以就把他安排到最容易接受新人的交警队。从此我爸的工作就更加辛苦了。

我妈在离婚后就一直居所不定，常常都是在她朋友的家或者是在我外婆的家里度过。我妈的手机号码就是她和我的唯一联系方式。这样做的原因听说是降低再次被抓的风险。所以每次我和她见面前都必须先打电话预约，然后确定一个地点后再见面。

一个平常上课的一天，那时我读初一。级长和班主任突然在我上课当中把我拉了出来，带到学生活动室去。进去后有一个穿着制服的民警和一个穿得比较土的大婶坐在里面。等我坐下来后，他们就开始和我谈话。一开始他们问我最近如何如何之类的，感觉像一些很土的设定问句。没几句后就马上转入正题，开始询问我妈妈现在见什么人，住在哪里，还有没有练法轮功之类的。当然我的回答都是“不知道”和“这是她个人的事情，我无法过问”等。他们一直问个不停，没有丝毫松懈的迹象，但我实在不想再和他们浪费时间了，唯有把我妈妈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们。这样他们才露出满意的笑容，终于把我还给学校。

这事过去后基本我都是过着比较风平浪静的日常生活。早上上课，因为我爸的工作越来越忙，下午回家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做饭和做作业。我时不时会和妈妈见面，但是我爸还是希望我不要经常见我妈，因为害怕我妈被人跟踪或者突然被抓的时候会连累到我。

在这变幻莫测的社会，风平浪静是不可能长久的。在我读初二的一天，大概是2005年左右吧，我从学校回家后，得知我妈再次被抓的消息。当时我完全不觉得惊讶，可能是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或者可以说是第六感的原因，好像我早就预料到这件事情的发生似的。

我妈这次被抓后，我爸没有像上次一样去谈判、要人之类的，毕竟是划清了界线；而我就和平常一样生活。闲的时候就上上YouTube——当时还没有封锁；用破网软件上上一些被封锁了的网站，看看新闻和评论。

有一次，在网上看到有活摘器官的新闻。开始时觉得可能是一些无聊的误报，但随着网上的质疑声慢慢减少的时候，我开始为在监狱里的妈妈担心——有种害怕会从此就再也见不到我妈的感觉。不过谢天谢地，我妈妈终于在2006年左右平安释放出来，终于把我对妈妈的担忧消除干净。

我妈释放后，说真的我和她见面的次数也不多，总感觉她总是在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2006年底，接到一个从外国打来的电话，接通后是我妈——她告诉我，她已经离开中国，去了其它国家了。

独立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