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盖思德评《“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

2013年12月30日

本书解构了关于中共统治中国的最后幸存的神话之一:从1949年“解放”到1958年开展大跃进,那段时间是中国的“黄金时代”。许多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相信这一说法,即那是中共以非共产世界也可以尊重的方式统治中国的时期。

《“解放”的悲剧》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做到了这一点。冯客是一位“震慑”派历史学者。在他的前一本书《毛泽东的大饥荒》中,他搜集了大量中国大陆官方档案中的证据,并把它们与其它公开发表的内容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冯客认为,从一开始,中共就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其征服的国家。因此,中共立刻放手对整个社会使用恐怖和暴力,就像毛泽东从1940年代初为在党内进行控制一直在做的。在农村,土地改革就是通过恐怖手段加以控制的方式。城市是那些常年以农村为基地的革命者所不熟悉的环境,在那里,中共使用的手段是动员工人反对资本家,让商人、知识分子相互揭发批判和互相迫害,以及使用所有与苏联、东欧十分相似的警察抓捕手段。

作者并不认为恐怖手段是中共的唯一武器。他承认,政治因素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做出承诺然后破坏承诺的历史。毛通过向每一个不满的群体保证让他们得到最想要的东西而获得了权力:农民——给土地;所有少数民族——给独立;知识分子——给自由;商人——保护私有财产;工人——给幸福生活……但这些承诺一个接着一个地破产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55万知识分子逮捕的逮捕,送劳教的送劳教,是中共背信弃义的决定性行动。

冯客很善于组织材料。他的书由四部分组成:征服、接管、组织化、反弹,相互按照时间顺序连接。他展示了“征服”是如何依靠苏联的军事援助,以及像林彪那样的指挥官所指挥的无情但辉煌的内战而获得成功的。在对中国农村的“接管”中,中共本来完全可以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通过从地主手中收购土地,再分给无地农民,而无须洒一滴血,得以实行和平的土地改革。但出于政治原因,中共选择了让无地农民斗争地主,并坚决使用暴力。正如冯客指出的:“中共与贫穷者之间的契约是经过血洗的。”邓小平自己就怀着某种担忧说过,在他曾控制的地区,“我们杀了很多人,百姓越来越感到不安。”并不是所有农民都立即服从中共摆布的。冯客引用了许多反抗的例子加以证明,包括他从档案中发现的一些武装抵抗。

中共在“接管”的过程中,使用暴力时非常依赖指标。他们用数字进行管理:“像钢铁生产或粮食产量,死亡是按照上面下达的指标来定的。”毛设定全国杀千分之一人口,但可以根据每个地区的特殊情况加以调整。对于北京来说,他认为“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下属们争相实现甚至超越毛设定的目标。他告诫那些对此表示疑虑的人:“就是你没有恨你也要恨,不想杀也要杀。”毛主张采取一个更为主动的做法,他在写给天津市委书记的信中说:“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中共可能杀了200万人,但被送往劳改营或受当地民兵监视的人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几倍。冯客研究过中华民国时代的监狱。他说,国民政府统治时代囚犯人数从未超过9万。他讲述了1950年10月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后,囚犯总数如何急剧上升到了100万。关押囚犯的条件十分可怕。

冯客提醒我们,中国的新统治者当时是怎样使这个国家孤立起来,用“竹幕”将中国和共产主义阵营隔绝于世界之外,就像铁幕把东欧、苏联与西方隔开一样。外国人办的企业、学校、大学、传教团体,数百年来为帮助中国现代化发挥了作用,但都被关闭了,外国雇员也被驱离了。如果中共允许他们存在,这些机构和个人可能会接受新政权,并与之合作。但是,他们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共产党相信,“接管”要求他们用对抗、不信任和敌意,来代替追求共同利益和善意的气氛。当毛将中国投入韩战、对美国及其盟国加以战略打击之时,更加强了这种敌对型的关系。大多数人在经历超过10年的战争之后——先是抗日战争,然后是国共内战——都渴望和平。但是,冯客显示,对毛来说,最优先的事项是中国要在亚洲领导的世界革命。

在第三部分“组织化”中,冯客对思想改造、重建经济结构、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动力进行了阐述。他的“思想改造”一章并不是最强的。他对党主张控制作家、教育工作者和主要宗教信徒的策略给予了充分注意。他生动描述了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如何前往共产党圣地延安地区,“充满理想主义,拥抱自由、平等、民主和其它自由价值”,而当他们发现那里森严的等级、教条主义、宣传、互相谴责、审讯、刑讯逼供时,他们的理想迅速幻灭。他承认,许多年轻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再教育,有些老年人“对目前的苦难视而不见,看到璀璨的未来在前面向他们招手”,相信“他们正投身于一个历史性转变进程中”。但他用来描述极权机器改造(毛泽东很喜欢这个词)社会的篇幅,整体而言却是相当薄弱的。

另一方面,作者清楚地地展示了中共为增加农业产量而进行的土地改革的失败。这一失败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土地改革的经济成功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土地改革减少了农村的贫困,支持了工业化,是“东亚奇迹”的关键所在。相比之下,冯客显示,中共的土地改革创造了“大量阻碍因素,这些因素又相互强化”,“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骤减了三分之一”。他们没有通过提高经济产出来加速工业化,而是导致了一场经济危机。中共对此作出的回应不是恢复市场自由机制,而是推行更多的社会主义。“对农村损害最大的变化就是1953年底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一政策实行10个月后,负责农村政策的邓子恢告诉他的同事们,平均而言,中国农民比“解放”前少了三分之一的预留粮食。事实上,冯客告诉我们,“饥荒正逼近农村广大地区”。

鉴于1930年代乌克兰饥荒的教训,斯大林于1950年写信给他的中国同志,劝告他们限制针对地主的土改目标,不要损害富农经济。与苏联不同,也与中共宣传的相反,中国的大地主很少。但是为了政治原因,中共无视斯大林的劝告,让贫穷的农民去斗那些只比一般农民稍多一点土地的土地拥有者。此时,整个农村经济在付出代价,这是一场以中国农民的名义进行的革命。

农民试图离开农村到城镇去,因为政府对城里人保护有加,不会有饥荒,以免发生反抗。这次中共的回应仍是不许恢复自由,并进一步加以限制。它采取了两项控制社会的重大政策:强制性的户籍制和配给制。这两项自1955年开始实行的政策,限制了居住、迁徙自由,这是中国和平历史时期内前所未有的限制。

面对迫使农民加入合作社失败的证据,邓子恢强烈表示要放慢脚步,甚至认为应该恢复到从前。毛则坚持要加快速度,并要实行更大程度的集体化。如冯客所说,借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一句话,毛在驱赶中国朝着“农奴制的路上”迅跑。

不仅是党在农业方面的政策是失败的,冯客还在束之高阁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些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披露了在城市以及农村地区“长期营养不良和健康不佳的状况”。卫生保健不是免费的,工人的工资不涨反降。“劳动局1956年调查了数百家工厂,得出的结论是‘过去几年里,工人的实际收入处于下降趋势’。”中共领导人以波兰和匈牙利爆发的反共暴动为警示,认为自己可能面临相似的挑战。这就是冯客书中的第四部分“反弹”。

中共应如何阻止这一挑战呢?在经济领域,毛以下的多数高级干部主张从集体所有制有限后退,同时稍稍放松市场自由;在政治方面,他们跟从苏联,强调集体领导,反对赋予斯大林和毛最高权力的个人崇拜。冯客的书显示了毛如何摆出一副社会主义人性和言论自由倡导者的姿态,号召大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批评党的干部。而毛的下属则担忧这样做最终会不可收拾,而毛很快看到,他已经发动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对共产党统治展开根本性批评的运动。他宣称目的是“引蛇出洞”。反右运动导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毛时代再也不信任共产党,只是勉强、谨慎地服从。中共以沉重代价阻止了一场匈牙利式的反抗。毛的自信心没有削弱。1957年底,他发动了中国革命最大胆的冒险行动——大跃进,导致了一场大灾难。冯客已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就是以此为主题的。

如果用拳击术语形容冯客,他是个中量级拳击运动员。比重量级灵活,但仍有重拳出击。他写作之强大不仅仅在其风格,而在其思想的活跃,勇于挑战贯穿中国研究半个世纪的神话,勇于揭示这个极善掩盖的政权的历史真相。很多中国历史学家小心翼翼地避免与1949年前的历史进行比较,但冯客不是这样;很多人避免与东亚的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冯客却不是这样。

冯客在书中触及问题的核心,如上面引用的他关于“做出承诺然后破坏承诺的历史”的结论。他让中共领导人用自己的话来谴责他们自己。他对社会动态很有研究,他用谎言、破坏旧关系、褒奖残暴之人、倡导暴力与仇恨等语描述土地改革。他昭示了革命产生的道义后果,一种他们今天仍能感受到、并将摧残中国直至遥远未来的后果。(如《圣经》所言:“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34:7)

《“解放”的悲剧》是冯客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部曲”——实际上是人民的三部曲——的第二部。他使用从中共档案馆中获得的丰富资料,生动说明了这场革命对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造成的影响。他用简洁、令人信服的笔触勾勒出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他写出了这些人的希望、痛苦和幻灭。他把其他作家已出版的证言也融入他的书中,如杰出知识分子巫宁坤、学生丹棱,以及商人罗伯特·洛。尽管冯客是个训练有素的学者和专业人士,但他的三部曲不是一项旨在推进自己事业的学术活动,而是一个对人类同胞——他们恰巧是中国人——感同身受,并为其所激励的项目,使读者获益匪浅;是决心要揭示20世纪和21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运动之一——它恰巧发生在中国——的真相。在对此书加以庆贺之际,让我们注意以下四点:没有中国的档案开放就不会有本书;它是以香港为基地完成的;它是在英国出版的;它在中国大陆被官方所禁。这本书被禁恰恰显示了中共领导人早在1949年就感到的他们缺乏控制中国能力的这种不安全感,而这种梦魇直到今天还在困扰着他们的继承者。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57

《“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
作者:冯客
出版: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
2013年,376页
定价:25 英镑

盖思德

盖思德(Roger Garside ) ,在中国“文革”期间和之后,他曾担任英国驻中国的外交官。他是《活过来:中国在毛泽东之后》的作者,该书于1981年出版。

更多话题

709事件 公众知情权 司法公正 行政拘留 法律天地 任意羁押
公示财产 双边对话 黑监狱 书评 商业与人权 审查
零八宪章 儿童 中国法 翻墙技术 公民行动 公民记者
公民参与 民间社会 评论 中国共产党 宪法 消费者安全
思想争鸣 腐败 反恐 向强权说“不!” 文革 文化之角
时政述评 网络安全 社会民生 民主和政治改革 拆迁 异议人士
教育 选举 被迫失踪 环境 少数民族 欧盟-中国
计划生育 农民 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信仰自由
政府问责 政策法规 施政透明 香港 软禁 中国人权翻译
户口 人权理事会 人权动态 非法搜查和拘留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信息控制
信息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 国际窗口 国际关系
互联网 互联网治理 建三江律师维权 司法改革 六四 绑架
劳改场 劳工权利 土地、财产、房屋 律师权责 律师 法律制度
国内来信 重大事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故等) 毛泽东 微博 全国人大 新公民运动
非政府组织 奥运 一国两制 网上行动 政府信息公开 人物
警察暴行 司法评述 政治犯 政治 良心犯 历史钩沉
宣传 抗议和请愿 公开呼吁 公共安全 种族歧视 劳动教养
维权人士 维权 法治 上海合作组织 特别专题 国际赔偿
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 颠覆国家政权 监控 科技 思想理论
天安门母亲 西藏 酷刑 典型案例 联合国 美中
维吾尔族人 弱势群体 妇女 青年 青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