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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道路我的梦

2013年12月30日

人生的际遇各不相同。上帝会给每一个人出不同的考题;撒旦会对人做出种种试探。

好在,上帝造人的时候,对人鼻孔中吹的那口灵气,乃是人之为人的共同特性,这就是良知、公义、爱等美好品质。它引导着人与人类前进的方向,哪怕道路崎岖。

神为人所做的奇妙安排,如同地球绕着太阳运行。回忆我自己的人生经历,轨道弯曲而清晰可辨。

祖父是儒雅的老中医,被当局定性阶级成份为“工商业地主”。在毛时代,这对于一家三代人而言,都是原罪。父亲精于琴棋书画,且略通武艺,却因“家庭出身”而做了一辈子农民。在我还刚会走路时,曾亲眼看见祖父与父亲在台上挨批斗,那是严重缺乏娱乐的乡亲们的保留节目。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幅场景:父亲被双手反绑身后,渴了却无法自助,看守他的民兵用粗瓷碗给他喂水。这一幕,一再重​​​​现在我记忆中,如同刀刻。

年幼的我,被骂做“地主崽子”,无法意识到自己是无辜的,只有理所当然地自认低人一等。

在幼时的我的周围,父亲是唯一认识到暴政之恶的人。他对毛政权的批判,入木三分:“人民公社那扇大门,就是吃人的口;那窗户,就是魔鬼的眼睛。 ”

自小接受红色教育的我,曾真心地热爱“党”——在红色中国,“党”,就是指共产党,再无其他党派— —对父亲批判当局,我认为是“愤世嫉俗”,因而颇不以为然。那时,我根本没有能够去思考:为什么要热爱党?为什么要忠于党?如果说因为党是人民的党,那么直接忠于人民不就行了吗?何必绕一个弯?如果说,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夺取了政权,因而伟大光荣正确,因而“万岁”,那么,历代帝王,不是也曾获得了政权吗,为何无一例外,都成荒冢一堆、灰飞烟灭?

那时我所处的环境,等级分明,排序分别是干部、教师、工人、农民。这不只是体现在社会待遇上,同时也扎根在人们心里——后者才是真正可怕的,因为人们自然地认同了这种层级,而没有细究背后的根源和改善的路径。各等级的人们,前者歧视后者,后者羡慕前者;人们追求的梦想是将自己与子女的层级往前挪,而不是去将此种制度改造为公平。父亲曾形像地说:“中共的体制,是扩大了的世袭制。 ”干部的子弟是干部,教师的子弟是教师,工人的子弟是工人,农民的孩子是农民——其中又可细分,如清洁工的孩子还是当清洁工。

时运不济,父亲受强权辖制;恃才​​傲物,又让父亲藐视强权——父亲大半生的穷困潦倒,自是必然。

作为农民的孩子,我在升学、找工作上遭受不公平亦是常事。没有选择余地,我接受了这副牌;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打出最好的牌局。除此无他。

弟兄姐妹多,家庭经济多年来都是困窘。艰辛的劳作,无补于改善之。除了拉牛耕田外,南方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尤其辛苦的是每年的双抢。所谓“双抢”,指的是每年的8月1日前,得把早稻抢收完毕且把晚稻的秧苗抢插下去,否则就误了农事。 7月,正值南方高温,暑气逼人。头顶烈日炎炎,脚下水田热到发烫;更可怕的是,在湿热的环境下各种咬人的虫子与飞蛾肆虐,让我经常用满是泥巴的手,在头上身上乱抓。

在共产专制之下的农村生活,绝非诗人们笔下的田园牧歌,而是充斥着经济的剥削与政治的压迫。剪刀差价,让农人无法走向富裕;户籍制度,让农人难有出头之日。我身边的乡亲,固然有淳朴的一面,更有愚昧的一面。愚昧,乃是落后的教育与当局有意为之的洗脑所致。

这些经历,让我深深理解底层人民的痛苦与忧愁,对他们满怀悲悯与恻隐之心。

与同村孩子稍有不同的是,我家可能是当时全村藏书最多的。在多数人是文盲或半文盲的环境里,别的人家除了毛选就差不多没书了;而我家,虽经多次“运动”,被抄走很多藏书与财产,父亲还是设法留下和陆续寻得了一些古书,其中甚至有清朝出版的《康熙字典》。当我的兄弟们在外撒欢时,年幼的我,沉浸在故纸堆里。这些书,成了孤独的我童年生活唯一的安慰与寄托。它们给我美的感受,给我与现实不同的虚幻世界,它们奠定了我的国学基础、给我文学素养与传统文化的陶冶。 “三国”、“水浒”、“红楼”,让我从小思考安邦定国、济世救民。多年后,想起过去的我——那个自身难保却心忧天下的农村小女孩——不免感慨良多。

还有一类书,是万马齐喑专政政治下的单一“文化”产物——对共产党“英雄人物”的宣传。那些后来才知道是夸张甚至虚构的英雄故事,常常让我热血沸腾。中共一定没想到,正是中共的英雄主义教育,让我在洞穿一党专政的罪恶后,最终坚定地走向了摧毁共产专制、建设宪政民主之路。

“八九六四”,当局用坦克与机枪,向人民宣战。作为参与者与见证者,我的眼光,穿越历史:中共此举,继以往镇压异己之旧例,开此后暴力维稳之滥觞。自此,对中共,我心如死灰:和平已不复存在。

大学毕业后,我曾作为市里派出的干部,到乡镇蹲点一年,其中包括参加“计划生育”工作。一次开会,我听到乡领导下达罚款指标,如同山大王交待抢劫任务,记得当时计生办主任抱怨说:“计生办又不是企业,怎么能定指标? ”乡镇工作人员进村,有组织地扒屋牵牛、夜半搜捕、任意抓人、株连九族,但见“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犬不得宁焉&rdquo ;。我心中老大不忍,能做的,只是“把枪口抬高一点”,包括,听任一位被抓的待产孕妇在黑夜中逃走而让自己挨批。

无巧不成书。当年,我的家乡——湖南省涟源市,市长名叫高超群,市委书记名叫陆家康,我看到街道边的墙上有一句话:“干部生活高超群,人民生活陆家康”。这类似于当代的微博,又像是古代《诗经》中的“国风”,生动地反映了民间的不满与民间的智慧。

1996年,老家的数千农民在杰出领袖黄国卿带领下,依法要求减轻农民负担,未果,愤怒的农民持锄头扁担,攻入市政府,冲进市委书记家抄家,据说连书记家有几只乌龟王八也数清楚了。当局一方面为了平息事态,被迫减负,另一方面,秋后算帐,将农民领袖数人处刑,其中黄国卿被判13年;庭审时,当局如临大敌。我目睹了以农民起义起家的共产党是如何镇压农民起义的,这对我触动极大。 (十六年后,乌坎事件发生,有朋友说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农民运动,我答“非也”;接着我会讲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故乡的农民起义。由于当年网络不发达,致其虽然震惊国务院,却因人为封锁而几乎不为世人所知。在此写上一笔,表纪念之意。)

一路走来,我一直在思索:如何度过我的一生?如何奉献社会?

后来我总结自己的历程:“我往前跑,是因为,后面有老虎在追赶我,前面有金子在吸引我。 ”等级歧视导致的精神痛苦,让我对社会不公产生思考;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天性,使我对未来抱着梦想:重塑命运、帮助他人——这让我始终保有前进的动力。

改变我人生的一次偶然事件是,一近亲属涉嫌犯罪。为此,我决定立即报考律师。我有意不读旧的律考书,以免新旧法律混淆。七月份,律师资格考试的指定用书出来,数了一下,6032页;十月份第二个周末考试。拿到指定用书后,我疯狂攻读,日以继夜。就是这三个月时间,我从法盲变成了律师。那段悬梁刺股的​​苦读,堪称非人的经历。

从此,我的思维与思想有了一个飞跃:由感性而理性,由混沌而清晰。律师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律师职业是了解社会的极好的窗口。律师实践,使我对社会有了更深层的认知;法学素养,又有助于我用“法眼”看天下。

由于只有三个月的法学功底,深感自己浅薄无知,我决定进入法学院深造,上研究生。同时,我清醒地认识到,应当去一个更大的世界。而中国之大者,莫过于北京。目标非常明确。分数还没出来,我就离开湖南来到北京,临走前,我悄悄对一密友说:“我一定考上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到北京没几天,得知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报考该校,只是听说该校相对公平,会按笔试成绩从前往后录取。事实上,以我的考试成绩,我可以上国内任何一所高校。为了多年的报国之志,我选了相对冷门的国际法方向,选了当时资历不深但年轻、正直、博学而有国际视野的边永民老师作为导师,我的毕业论文也是人权方面的内容。而我的同学,多从事研究和很赚钱的专业与行业。

说到毕业论文,还有一个典故。

治学严谨的导师,对我的论文赞赏有加。我答辩前,她的原话是“肖国珍,你的论文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答辩时,按照规则,需要有一位非本校的“专家”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当时正好有一位海南省检察院的高官,名叫李燕兵,在我校读在职博士(知道中国国情的人,都会明白做高官后拿高学位的个中原因),于是为了凑数,他被临时拉来当“主席”。这位李先生很有意思,当他坐在主席席位上,就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学识足以俯视答辩委员会专家和正在答辩的我;同时,作为专政党成员和官员的他,在我答辩时,把对人权的憎恨直接化为对我个人的攻击,甚至作为对整个民盟的攻击(答辩会秘书介绍我时,提到过我的民盟成员身份),他充分发挥了检察官审问犯人的架式和方式,以政治标准,对我的学术研究进行评判——当然,他的“评判”,符合标准的共党习惯,那就是:打棍子扣帽子,没有道理,不讲逻辑。他的做法,让答辩委员会其他老师面面相觑,让我惊讶而且愤怒。要不是熟知我性格的导师事先对我有过善意的预防性警告“肖国珍,请你记住一点:答辩时不要犟嘴”,我早就与之激辩了。我克制住了自己,加上其他答辩老师对我的相当高的认可,我的论文才得以通过。导师知情后,对我说:“我想起你这事就想笑——你说过为了中国的人权事业不惜坐牢,现在只谈了个观点就被棒打,也好,借此你明白中国的人权状况了吧。 ”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中国式的“学术自由”:政治挂帅——只有服从权威与专政党,才能学术合格。

与很多从校门到校门的同学不同的是,我是做过律师后带着实践中的问题来上学的,这让我有明确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在中国,如何改善人权、如何完善法治、如何实现宪政。因此,我一边上学一边密切关注社会。其间注意到胡星斗老师,他的一些观点,引起我的共鸣。胡老师很开明,他把家里的电话直接公布在网上,有一次我想与他交流,便打了电话。他告诉我, “阳光宪政”(“公盟”)于某日在华清嘉园某房聚会,他去不了,建议我去,我便前往。当时约有二十人在场,贺卫方、萧瀚、王克勤等先生都在,大家各抒己见。有这样一群热心公益与社会正义的人,是多么让人开心而满怀期待。

有一件小事,不能不提:某次,作为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的我,依法举报不法法官,找该区人大常委会,要求提供人大代表名单,以促其罢免该法官,却遭无理拒绝。作为中国公民,我无法得知我所在区基层人大代表是谁,却能于其后不久面见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国会议员、美国国务院官员。两相对比,反差之大,唯余苦笑。

作为法律人的我,始终对社会问题保持着警醒。我努力突破当局严密的新闻管制与网络封锁,寻找历史和现实的真相。真相一一呈现。

我认识到:我的经历,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缩影。在专制统治之下,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专制魔掌的迫害——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身体的、心灵的。

我认识到:一党专制之下,腐败乃是必然而非偶然,是普遍而非个别,是表象更是实质。

我认识到:中共的发家史与发展史,血腥、卑劣、丑恶,不可见人。它欺骗中国人民与外国政府,发动内战用暴力颠覆中华民国;它对内打压异见,对外穷兵黩武又丧权辱国;它摧毁一切真善美;它将中华民族最有良知、最杰出的人士关进监狱、送上断头台、放逐海外;它打断中华民族的脊梁,有计划地将“知识分子”阉割成叭儿狗;它视民众为草芥、为寇仇,盘剥人民的血汗作为经费,以镇压和愚弄人民。它的罪恶,罄竹难书,神人共愤。

中共践踏法治、践踏人权的行径,造成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这让我扼腕痛心;仁人志士们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前赴后继,让我预见中国光明的未来、听见宪政民主滚滚而来的潮声。

——我与维权律师朋友们沟通时,大家虽极少提到个人经历,但前述认识,是何等惊人相似。本有的良知与求真的天性,必然走向以普世价值为最后的依归。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风云变幻,异彩纷呈。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在廉价劳力基础上高速发展,使中共政府积累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官方对民间的盘剥加剧,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互联网的日益发达,打破了官方对民间的信息垄断;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宪政民主启蒙基本完成并逐渐成为全民共识。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公民运动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当局的强力维稳走向制度化网格化。

我从家庭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后,毅然投入到公民运动。

少时的辛勤劳作、多年辗转反侧的求索,锤炼出钢铁般的意志,使我在认定的人生道路上,虽所为什少,但义无反顾、百折不挠。

我坚信:上帝之光,必如云上太阳,普照大地。天佑中华!

肖国珍

肖国珍,女,1972年12月生。北京律师,原籍湖南,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公盟义工。因从事人权捍卫、主张表达自由、反对一党专政、组织和参与公民运动、声援良心犯并提供法律援助,多次被当局跟踪、威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博讯网评为2012年度中国大陆维权风云人物25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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