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我第一次去中国，此行仅在尼克松访华后3个月！我陪同丈夫孔杰荣（Jerome Cohen）访华，他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一个小型代表团的中国顾问；该联合会在两国敌对23年之后，应邀与中国进行首次科学交流。从香港穿越罗湖桥进入“共产主义敌国”——红色中国——很具戏剧性，因为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们的政府禁止我们入境中国。

我们拖着行李，从香港边境过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候车室。室内放置着巨大的手扶皮椅沙发，沙发用沙发套保护着；还有一摞摞中英文杂志，宣传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英雄——工人、农民和士兵。

我们立刻被淹没在四周的革命歌曲之中——这种战斗的旋律随后在火车上充斥我们的耳膜，而且贯穿了我们的中国行全程，紧随着我们，无处逃避。在焦急等待开往广州的火车期间，我们观览了广东省郁郁葱葱的绿色稻田，穿着宽大黑色衣裤、戴着宽边斗笠、挑着沉重担子的广东妇女。妇女在田间地头劳作时，那些斗笠挂起像窗帘一样的黑色纱布，以挡住太阳和蚊虫。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那些同样的田野却布满了水泥地基，用来兴建玻璃钢筋大楼，安置不断膨胀的10多亿人口。

广州动物园内微笑的熊猫，广州。摄于1972年5月。摄影：琼∙乐博特∙科恩手术台上的妇女，广州。摄于1972年5月。摄影：琼∙乐博特∙科恩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广州动物园，观赏闻名于世的大熊猫。显然，饲养员调教了熊猫，让它们学会排队，向人微笑。之后，我们被带到一家医院——这家医院有一个具有19世纪古典风格的玻璃圆顶手术室，在那里我们从老式医疗教学看台上观摩了两例手术。中国外科医生为一名女子进行剖腹产，取出婴儿；为减轻她的痛苦，医生对其施行了针刺麻醉。她没有哭喊。中国人这样做，是为了向我们炫耀他们的传统治疗方法要比西方麻醉药品优越。另一例手术是为一名患者摘除头部的肿瘤。因为看到我热切地进行现场拍照，手术后，他们把摘除的肿瘤放在一个托盘里以便我能近距离拍照。

我们乘坐螺旋桨飞机飞往北京，机上有折叠椅，但没有厨房。因此，飞行员将飞机降落在中国中部一个简易机场，我们乘巴士去一个餐厅吃午饭。我还记得吧唧着嘴大嚼用糯米和果脯制做的八宝饭；这是我第一次品尝中国版的极品美味。在北京，我们在民族饭店下榻。我有一个热衷于集邮的儿子，作为忠实母亲，我的第一站便是前往饭店邮局购买邮票。我看到纪念邮票上印有金发碧眼的男人。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跟中国邮票有什么关系？在饭店的电梯里，我碰到一群高大的金发碧眼的年轻男性，像是邮票头像的模特。后来我们弄清他们原来是阿尔巴尼亚的篮球运动员！事实上，这是中国运用政治的一次绝妙写照。1972年，中国极端仇视苏联，阿尔巴尼亚是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盟友。毛泽东唯一的朋友是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在我们访问过的所有城市都能看到大量的巨幅宣传画，画着许多肤色不同的笑脸，上面写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上述情形给了这些宣传画特殊意义。

我们代表团一行6人，像奇异海域中的一个小岛。我们每顿饭都在一起吃，即使导游也与我们分开，哪怕只是用一条帘子隔开。我们吃的饭菜尚可，并不是最好的，与倍受称赞的美誉名不副实。我们被带去参观学校、工厂、街道委员会、医疗诊所以及一家在乡下的五四农场。每到一地，单位革命委员会主任会出面欢迎我们。然后，会向我们作一个简单的介绍，约20分钟，随后进行一般性讨论。他们告诉我们：“中国没有残疾人”，而且“不需要锁自行车，因为在这个共产主义天堂小偷已经绝迹。”

高中学生表演欢迎舞，中国。摄于1972年5月。摄影：琼∙乐博特∙科恩

在我们参观过的所有单位，总能看到引人注目的欢迎标语，它们经常用彩色粉笔以中英文书写在黑板上，并绘以盛开的花卉装饰。我在参观一所中学时，将一叠美国纪念邮票送给他们作为留念，邮票印有1969年美国宇航员登月图片。老师和学生观看后却困惑不解，他们对3年前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一无所知。

游览长城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中国杰出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以东道主身份陪同我们出游。周培源告诉我们，他在文革热火朝天期间被送到农村劳动所经历的一段“美好时光”。我们参观五七干校那天，干部们为我们演唱了欢迎歌曲，并表演了舞蹈，跟我们参观过的其它所有学校和工厂的表演雷同。实际上，我们参观河南洛阳时，被带到一家拖拉机厂，那儿的人们在跳舞时把拖拉机也开了上来！他们告诉我们，这些干部以前都是坐办公室的主管官员，而现在他们住的房子是自己修的，吃的粮食是自己种的，多年来每天早晚聚精会神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些对我感兴趣的“欢迎群众”唯一流露出来的表情是看到我在露天茅房方便的时候。你想他们能期待什么呢？

农村“五七干校” ，中国。摄于1972年5月。摄影：琼∙乐博特∙科恩

那时，为了防止那些被教导要“破旧立新”的红卫兵摧毁文物，故宫在文革期间不对外开放。我强烈要求前往参观。杰荣请求和我一起参观故宫。陪同我们的中方人员同情地说，杰荣要参观故宫不过是“妻管严”的缘故，其中暗含的意思是男人不会对反动和腐败的旧中国陈迹有兴趣，这都是妇女的活计。我们两人独自漫步在巨大而错落有致的皇家院落、听政殿和内廷后宫之中，试图理解这个城中之城。故宫南侧由警卫、官员、太监居住，并且存储皇家奇珍异宝。在没有导游伴随的情况下，我朝北边走去，看到3个辉煌的御座殿宇。继续往北走，过了东西通道，就是皇帝和妃嫔居住的内廷寝宫，其中有御花园和珍宝馆。

故宫西侧正在展出名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的展览；这个展览最令人兴奋。中国特地通过举办这项展览向世界证明，它没有破坏所有的文物。该展览展出了闻名于世的金缕玉衣和铜奔马。此后，这个非同寻常的展览赴世界各地展览，让世界相信中国仍然还有了不起的绝世珍宝。

我要求参观艺术展览，并与艺术家会面。我在故宫博物院非常幸运地看到一些古画，还参观了一个当代画展，这是文革期间唯一的一个画展。展出的是获奖的宣传作品，大多展品是表现农民这种政治正确的艺术风格和主题。他们以画家都“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为由拒绝了我会见画家的要求”。1979年后，我才知道其真正的含义是画家被流放到偏远地区，接受再教育，并在那儿服半年以至10年的苦役。

因为我对中国艺术史感兴趣，我极力要求东道主让我去洛阳和西安参观。当局对我们饭店房间实行“体贴监控”，他们得知在我和杰荣的谈话中，表达了对限制旅程的极大失望，于是，他们修改了原定行程，让我们前往参观这两个古都。在洛阳龙门石窟，我问曾经住在这些洞穴里的佛教僧人哪里去了。当导游知道我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工作，他报复性地带我们去看了一个洞穴，洞璧上空无一物，上面的浮雕被盗凿，现在陈列在大都会博物馆，另一个陈列这些浮雕的地方是美国堪萨斯城艺术博物馆。考虑到文革期间对文物的摧残，更何况历史上从公元2世纪开始这些佛教文物就不断遭到破坏，神圣洞窟中的大量文物珍宝经常被摧毁，因此，对这些雕塑进行保护是十分重要的，但我的这些解释无法说服这位导游！

参观洛阳博物馆中的珍品是一大乐事。我向一个年轻工作人员问了一个问题，一个老家伙从阴影中跳出来说：“她太年轻，不会懂……”。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古老的彩墓，它对我弄懂在波士顿博物馆所看过的资料的来龙去脉大有裨益。我高兴极了。

去西安的火车上，我们代表团团长、著名的科学家马文·戈德伯格（Marvin Goldberger）博士和我的看法一样，即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品尝餐车上所有的酒精饮料。这些饮料是各式茅台和高粱酒。之后，我以为我的喉咙被烧了一个洞。

在西安饭店门前晒场，西安。摄于1972年5月。摄影：琼∙乐博特∙科恩

我们下榻的西安饭店的门口不同寻常。小麦秸秆完全覆盖了饭店前面通常停放汽车的庭院。农民们敲打着金色麦秆，将麦粒和麦秸分开。当时，尽管北京的饭店条件十分有限，但相比之下，西安还要再等十多年才会有洁净、供暖的酒店和有菜单的餐厅。我们高兴地参观了许多古代奇迹，完全忽略了这些生活条件上的缺陷。参观武则天的墓丘，让我们有机会全景式地观赏了无际的麦田和春花的绽放。我们也参观了窑洞，这些窑洞和以前读到的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窑洞一样。我们还参观了华清池——1936年张学良抓捕蒋介石，并迫使蒋与中共签署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协议的地方。华清池是千余年前一位唐代皇帝及其著名的杨贵妃喜欢前来沐浴的温泉。

我们飞抵上海，住进外滩优雅的和平饭店。饭店​由英国建筑师设计，建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木镶板的房间是用仿效17世纪英国籍荷兰雕刻大师吉本斯（Grinling Gibbons）风格的雕刻来装饰的。在上海，我们按中方要求参观了工业展览馆和工厂好几天之后，坚持要安排一些个人时间去外出逛游和购物。我们发现了一个戏剧用品商店，在那里我们可以购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的服装道具。这两台文革期间著名的芭蕾舞剧是在毛泽东的妻子、文化沙皇江青亲自指导下创作的。当我们中的一位在那个小店中买一套《白毛女》戏装时，招徕了一大群人——他们要近距离观察我们这些外国人。因为我们已经打发了陪同人员，无人来帮我们解围。

百货商场里的物品很有限，只有竹壳热水瓶、饰花搪瓷脸盆，以及印有革命口号的红色汗衫出售。我们去过的另一个购物场所是专为外国人开的友谊商店。在那里，我们找到中国戏剧服饰道具，如武生用的棍棒和长矛，以及五颜六色的斗篷坎肩。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些物品可能是红卫兵在文革肆虐横行期间从被打成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人的家中搜缴的。

我们到农村参观了一个专门种植水稻的公社。这是我对中国的“稻米文化”第一次的个人体验——直到近距离观察时，才能弄明白这几个词的意义！我们观看了一个老人在灌满水的稻田里吆喝耕牛犁田干活，妇女在没过大腿的水田里蹚行插秧。这个过程要求她们数小时俯身劳作。这一幕让我呆若木鸡。在狭窄的田埂上一边拍照一边保持平衡并非易事，我最终掉进稻田的泥水中。

可以用我们被“绑架”到南昌来描述我们离开中国的行程。我们本来是飞往广州出境，但在中国飞机只有简陋仪表的时代，由于广州被乌云笼罩而无法降落，因此，飞机转航到江西省省城降落。我们的小飞机上乘坐了不到20名乘客，我们代表团，加上中方陪同人员，以及一些冒充少数民族（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的英国人。1972年春天，中国欢迎外国少数民族来华做生意。南昌机场候机楼又小又窄，大约只有两辆头尾连接的拖车长。我们被限制在候机楼数小时。天气潮湿炎热。由于南昌市不对外国人开放，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进城。

在这个始料未及的耽搁期间，我们的陪同人员打了3个星期官腔后，开始放松下来，甚至一些谈话也有了人情味。当我们这些游客开心地谈到在香港10美元买到的手表不错时，我们的革命导游带着轻蔑的神情得意地宣布，她丈夫在国外为她买了一块劳力士。这些中国人想知道我们有没有汽车，是不是像他们被告知的那样，睡在车里。最后，当局决定让我们住进城里的一家饭店。途中，我们坚持在友谊商店停下来买牙刷，因为我们的行李被留在飞机上。但商店里卖得最多的似乎是毛像章。

我们抵达据说是南昌最好的饭店，当然饭店里没有空调。我们一致同意解决令人窒息的炎热的唯一办法就是酒精。英国“少数民族”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带出来一些奎宁水，我们可以在酒吧买到杜松子酒！但是没有冰块怎么办呢？我丈夫的中国话这时派上了用场，他弄到了。冰块是在这个“无处逃遁”饭店生存的关键。大家心满意足，衣着凌乱，醉倒在竹编凉席上。

凌晨两点左右，一阵响亮的敲门声把我们从昏睡中吵醒。一个结结巴巴的送信人一边打着手势，做出拨电话的样子，一边对着用手势模拟的话筒咕噜咕噜说着什么，意思是让杰荣去接电话。饭店所有客房环绕着庭院，许多人被这个滑稽场面吵醒。电话叫杰荣返回北京，他们没有明说、但暗示周恩来总理要见杰荣。当杰荣见周总理时，总理问我在哪里，并说“我们也邀请了她呀！”杰荣说：“她必须回去照顾3个在日本的孩子，学校放假了，孩子们没有人看管。”“哦，是的”，总理说，“在你们国家，家长仍然必须照料孩子。”

返回日本的途中，我感到困惑并对中国感到失望。正好，阿瓦·加德纳（Ava Gardner）和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拍摄的电影《在北京的 55天》正在京都放映。我带着孩子们去看了这部电影，然后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国只是电影版，而不是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