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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香港人反对“送中条例”所表达的是对大陆司法制度的不信任,香港官员在修改“送中条例”中的表现,更是让香港人愤怒。从习近平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周强,早已公开反对司法独立,要向“司法独立亮剑”,而李家超公开说大陆的司法独立在世界是表现好的。这不是帮到忙吗?怎能不引起众怒?
修例的失败充分表明了北京在香港所面临的核心困境。北京希望对香港保持全部控制权,不允许在这片半自治的领土上实行全面的民主。由于没有民主,接连几届香港政府都因低估或忽视公众的担忧而陷入政治危机,年轻人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暴力抗议是阻止不受欢迎的政策举措的唯一途径。
中共在2016至2017年,雷厉风行打击了一整个世代的政治权利,将他们进入体制改革香港的希望掐碎。《引渡条例》除了侵害香港人不受恐惧的自由,也极可能改变国际对香港的处理,即影响香港的经济格局,这些都触发了一般阶层的年轻人的强烈焦虑,他们还要在香港渡过漫漫长夜,这是他们的切身问题。
自香港回归以后,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港人不仅争取民主寸功未竟,就连原来享有的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也渐渐失去。台湾情况不同,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有自己的外交、军事体系,只要中共不使用武力犯台,台湾人民有各种方式保护台湾的民主制度。
岁月匆匆,自1978年与明湖在崇文机修分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信息。没想到多年后再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于25年前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洒下了鲜血并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为正义而献身,他走的如此匆忙,他又走的如此坚强。
“六四”过去多年了,我作为“六四”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惊心动魄。许多人和我一样,从小从教科书上学到的是只有国民党和日本军队会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向人民开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天真的想法将使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处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下,民间的抗争也会比以前更加艰难。中国的抗争者面临极大困难,所以他们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跟支持,否则的话,中国政治专制只会越来越强,中国也会越来越变成对全球自由民主的威胁。
唐荆陵是一名坚定的人权捍卫者,又是一名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从他发起的无数次公民不合作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一名自由战士坐言起行的领导力与号召力。为着这样的理想,他被囚禁五年,母亲在他入狱期间病故,而妻子则被迫去国别家流亡海外。
“五四”精神在现代中国是一股实实在在的历史潜力。只要政治压力稍松动,便会卷土重来。“六四”之后,“五四”精神已被彻底地镇压了下去。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都被视为是“西方的一套”,如果“搬到”中国来,便“非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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