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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争鸣

不管怎么说,林同学道歉了,难能可贵。但仔细一看,问题又来了。他在道歉信中说:“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我觉得,这几句话比念错一个字问题还大。唉,这见识,比读错字更让人失望。
冯克利认为,现在中国不是有一种,而是有三种制度传统。“从秦到清末是皇权专制的传统,这其中只是皇权一直起作用,只是不同朝代有作用有强弱之分而已;从清末到民国,是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有了建立新的政治的可能性,这是个近代传统;还有一个是传统是从延安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三个传统现在在中国都起作用。”
有西方教育背景的西藏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正在以多样化理念逐步摆脱流亡社会的同一性,探索不同方向和道路。既民主又不要政党竞争的模式是什么,目前还不能清晰地看到。我们期待流亡西藏的民主探索最终能找到答案,那也将是给予人类民主事业的创新性贡献。
操作系统需要“生态”,创新也需要生态,也就是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环境。首先,要有好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有了市场,才能提供创新所需的分散试错的机会;有了好的产权制度,才能保证创新者从创新中获益,从而鼓励更多的创新。其次,要鼓励自由思想和自由交流。“墙国”凭什么创新呢?
迟至今日,西方人终于走出了经济决定论的误区。这固然让人略感欣慰,但是我又担心,西方会不会又落入另一个误区。现在不少西方人认为,既然中国并没有伴随经济发展而走向自由民主,可见西方的那套观念不适合于中国,可见普适价值并不普遍适用而只是西方价值。这就落入另一个认知误区了。
如果用“转型”这个词来讨论中国现实政治发展的话,一定要非常慎重,因为有一种转型,其实叫做倒退。放眼世界,以倒退的形式进行的所谓“转型”也并不是只有中国一家。中国一旦加速进行倒退式的转型,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都是极大的挑战。如何因应中国式转型,恐怕是“转型”这门显学中,目前最需要关注的课题。
中共现在不断重画政治红线,言论及学术研究,必然会无形地出现各种禁区,令不少人却步,但我担心中共专制政权所要达到的目的,还不止于要港人噤声,港人的思想自由也在受到威胁。对专制的当权者来说,惟有控制了人的思想,那才一劳永逸。
中国显然吸取了苏联崩溃的教训,把自己的经济体系和西方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就像一个蚂蟥一样,不仅仅是停留在牛的表面,而且钻入了牛的血管之中。西方世界每年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就相当于一头牛在给蚂蟥吸血。川普总统的贸易战不是不应该,而是已经太晚了,只能止血而已。如果要想像苏联那样让中国崩溃,需要一场冷战:冷战2.0。
人类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进入契约社会,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福祉。公共福祉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
在公共讨论中,尽量多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少用或不用艰深的学术词汇,少掉书袋;不质疑别人的发言资格,任何人都有发言权;除非有可靠的证据,尽量不猜测别人的发言动机;不扣帽子,不在道德上评判对方,尽量少用刺激性的语言;接受正确的批评,无论对方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有认错和道歉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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