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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争鸣

今天我们纪念六四,反思六四,不是去复活那场运动,而是不忘六四精神,继承当年英雄的血脉,品质,让他生生不息,世代相传。而我们已经看到了新一代的人,以新的思维与新的方式在进行新一代的民主运动。
1949年之后,人的宗教感情没办法释放,于是倾向于将自己的狂热投射到国家之上。国家取代了宗教,在很多人心目中变成神圣化的东西,凌驾在个人之上。国家的神圣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事实上不单是中国,很多国家也同样存在。但个人完全附属于国家,将其奉为神圣,容易造成巨大的悲剧。
东北二人转作为一种乡村戏,主要靠演员自我丑化和相互丑化满足观众优越感而爆笑赚钱的,但那毕竟是演戏,如果不卸妆就走向生活,台上是艺术台下就是狗血。普梅二人却把克里姆林宫当成了活色生香的乡村戏台子,活生生将台上的丑角艺术搬到了政治生活中,他俩一逗一捧这一演就是20年。
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都跟崇拜民主和科学有关。中国走了很多弯路,不是因为反五四,而是五四的后果。如果那时强调自由,强调宪政与共和,情况就肯定不一样了。共和跟民主是不一样的。共和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民主是讲下层的政治参与,两相比较,共和比民主更重要。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并不是陈独秀所说的民主和科学,也不是教科书所定性的“五四爱国运动”,更不是某些痴迷于传统文化的新儒家所说的反对以孔门儒教为正统主流的传统文化,而是以“充分世界化”的眼光提倡符合于人类社会较为普遍的价值标准的说话方式和做人准则。
我们都知道,高级人才的选拔重于培养,你打死郑也夫,他也练不成刘翔。那么明知成才规律如此,明知我们败给了考生,为什么不挖空心思,反省考试路数,精心设计试题,重新博弈呢?在这些方面,北大还有自己赫然凌驾于其他院校,凌驾于世俗社会的定力吗?如果不是大学帮助社会提升,而是任凭社会席卷大学,那其实是辜负了社会长久以来的重托,大学可以寿终正寝了。
不管怎么说,林同学道歉了,难能可贵。但仔细一看,问题又来了。他在道歉信中说:“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我觉得,这几句话比念错一个字问题还大。唉,这见识,比读错字更让人失望。
冯克利认为,现在中国不是有一种,而是有三种制度传统。“从秦到清末是皇权专制的传统,这其中只是皇权一直起作用,只是不同朝代有作用有强弱之分而已;从清末到民国,是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有了建立新的政治的可能性,这是个近代传统;还有一个是传统是从延安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三个传统现在在中国都起作用。”
有西方教育背景的西藏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正在以多样化理念逐步摆脱流亡社会的同一性,探索不同方向和道路。既民主又不要政党竞争的模式是什么,目前还不能清晰地看到。我们期待流亡西藏的民主探索最终能找到答案,那也将是给予人类民主事业的创新性贡献。
操作系统需要“生态”,创新也需要生态,也就是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环境。首先,要有好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有了市场,才能提供创新所需的分散试错的机会;有了好的产权制度,才能保证创新者从创新中获益,从而鼓励更多的创新。其次,要鼓励自由思想和自由交流。“墙国”凭什么创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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