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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中国人权 获悉: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当局阻止“ 天安门母亲 ”群体的重要成员 丁子霖 与她的丈夫 蒋培坤 在“六四”纪念日前返回北京。 消息来源说,家在北京的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住在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老家,他们原准备于5月7日返回北京,但5月4日北京国家安全局人员通知他们:6月4日前不得回北京,6月5日方可随国安人员一同返回。 1989年6月3日夜晚,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当时正上高中的儿子 蒋捷连 在当局镇压中中弹身亡。多年来,每到“六四”之际,他们夫妇都会在家里或在儿子遇难的木樨地举行悼念仪式;这是他们25年来第一次无法在北京悼念儿子。 近来,...
一、中国当局不让斯诺夫人看望丁子霖 3月31日,我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得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的遗孀路易丝·惠勒·斯诺夫人将於4月1日上午11点赴中国人民大学看望“六·四”死难者母亲丁子霖教授。听完广播我很兴奋。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位美国记者叫埃德加·斯诺,他们夫妇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当年象我这样的人几乎都读过,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对这对美国夫妇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而丁子霖嘛,她是我近年来结识的朋友,而且是与我有着同样命运的一位朋友,我们两家的孩子都是在“六四”惨案中被政府的军队无辜杀害的。这次斯诺夫人来北京看望丁子霖教授,...
这些年来,每逢农历清明或“六四”周年,我的脑海里总是萦绕着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的小学同学、青年钢琴家顾圣婴,一个是我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校友林昭,第三个就是我的儿子蒋捷连。 他(她)们不是同代人,却死于同一个时代——廿世纪后半叶。顾圣婴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的;林昭一九六八年被中共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机场;而我的儿子蒋捷连则被害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惨案。 “文革”结束,顾圣婴和林昭先后由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平反昭雪”,而导致她们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那些人,却似乎并没有受到过任何追究;至于我的儿子蒋捷连,虽然离开这个世界也已有十二个年头,但至今沉冤未了,...
我和吴丽虹看望了肖宗友夫妇后,决定在第二天上午,去看望住在成都郊区新津县五津镇上的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夫妇。 吴国锋,男,系中国人民大学86级工业经济系学生,1989年6月3日夜,携照相机骑自行车离校,遇难时后脑中弹,倒地后,又被刺刀捅入腹部,有2寸长的刀口,双手手心留有明显刀痕。当时由一位老人送邮电医院,吴向老人说完他所在的学校就死了。 从成都市区开车到新津县路程的确不算太近,自己开车去到新津五津镇还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吴定富家,这是吴家90年代末原住房拆迁后,重新购置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家中陈设简约,但被女主人收拾得非常干净 。 一进门,见墙上挂着他们的儿子吴国锋的照片,...

“六四”是指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国政府为结束当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和其它城市举行的大规模和平抗议而进行的军事镇压。尽管中国民众坚持要求当局公布血腥镇压的真相,并追究责任,但当局一直坚持对事件的定性,是“反革命暴乱”(后改称“政治风波”),被“党和国家采取果断措施平息”。

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2年的重庆资深异议人士 许万平 ,在服刑9年后,于4月29日提前获释。 中国人权 从国内消息来源获悉,许万平今天早上6:30获释,由狱方送回家中。他的刑期本来是到2017年,但提前获释,仍有4年的政治权利剥夺期,因此他有些话不方便说。他在狱中身体一直不好,出来后准备检查一下身体,并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他感谢各界朋友们对他的关心。 许万平在狱中时,患上肠胃和前列腺等方面的疾病。他因腰部长时间疼痛,曾多次要求监狱方面让他做一个全身检查,家人也希望当局能允许他保外就医,但均遭拒绝。许万平的母亲于2013年10月10日去世,家人为许万平提出奔丧申请,也被狱方拒绝。...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中央民族学院86级经济系学生陈永廷,在1989年“六四”惨案中被打死后,为了寻找他的家人,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这又是一个凄凉的故事:一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孩子,来到首都北京读书,他的背后是他的父母、兄弟们沉重的负担和一贫如洗的支撑,无论是谁目睹他的家境,都会不禁潸然泪下。 约在2008年或2009年时,四川的陈云飞给张老师寄来陈永廷的学生证及墓地的照片,张老师把这些照片交给丁老师,随后这个名字记录在我们遇难者名册之中,名列第202位。根据学生证上的信息,只知道他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重庆酉阳县人,土家族,其他一概不知。因此,在这次探访外地难属的活动中,...
从今日起,我们将陆续献给读者的这批“六四”难属《探访纪实》,是一篇篇血和泪凝成的文字。这是在目前大陆的现实环境下,天安门母亲群体能够献给逝去亲人的最好纪念。 在去年“六四”二十四周年过后不久,在京的一些难友聚在一起,心里沉甸甸的,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们费尽了心力,既不能为死难亲人讨回公道,更不能挽留住那些在以往岁月里共同抗争、而今已年迈多病的难友的生命脚步。她(他)们一个又一个相继离去,这给我们活着的难友留下了无尽的哀思和悲愤。 眼看“六四”二十五周年快要来临了,我们该为逝去的人们做些什么呢?又怎样来纪念这些死难者的亡灵呢?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们与外地的难友只是靠写信...
赖笔是北京医科大学87级学生,1989年6月3日晚上,他与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出去,那两个同学先行回去,只有他留在西长安街上,6月4日临晨,为抢救伤员在南长街口被流弹击中脑部,送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年仅21岁。 我们的第二站是到广西南宁市邕宁区,看望赖笔的父亲赖运迪。 邕宁,原是广西省一个壮族自治县,与南宁市相毗邻,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大,现在与南宁市合并,成为南宁市的一个区。 2013年10月16日,我们从广州出发,坐了一夜的火车,第二天早上7点多到达南宁市。安顿好住处后,给赖运迪的女婿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南宁,问他怎么坐车去他那里。事先,从北京出发时,已经和他联系过。...
2013年11月中旬,我和郭丽英到中国的中部地区河南、湖北、江西看望生活在那里的“六四”难属。 我们先到郑州看望生活在女儿身边的孙承康、于清夫妇。1989年,他们最小的儿子孙辉在北京遇难。 孙辉,遇难年龄19岁,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4班学生。1989年6月4日晨,孙辉骑车寻找被戒严部队冲散的同学,身穿红色的“北大”背心,下穿牛仔裤,于复兴门附近被射杀。 我们从北京坐高铁到郑州,两个多小时就到达。出了火车站,孙承康老伴于清和他们的女儿孙宁早已在站前等候我们的到来,见面时,大家都觉得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非常亲切地拥抱在一起。 路上,只要一提到孙辉,孙宁就禁不住流眼泪,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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