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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六四已经成为尘封的记忆。而“天安门母亲”却从来没有停止抗争。她们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六四,但是她们的声音如此微弱,多年来,他们的遗孀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独自把孩子养大。希望“能为三十年前在北京殉难的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点上一枝蜡烛,也为他们的亲人送去一份慰藉。”
参与六四烛光集会人士眼泛泪光(美国之音汤惠芸拍摄) “六四”30年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出版。该书的编者是旅居澳洲的民运人士孙立勇,由美国劳改基金会赞助,明镜出版社出版。 “六四抗暴者”指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为普通市民。 该书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 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
支持“六·四”学生民主运动中的普通市民、工人、职员、农民、甚至还有像我这样的民警,他们并不是“暴徒”,相反是名副其实的抗暴者。这是一份记忆,是一份良知,是一份对正义的追求,也是一份对残暴中共政权的客观记录。真理是需要不断重申的: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帮助他们就是在救赎自己。
唐荆陵是一名坚定的人权捍卫者,又是一名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从他发起的无数次公民不合作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一名自由战士坐言起行的领导力与号召力。为着这样的理想,他被囚禁五年,母亲在他入狱期间病故,而妻子则被迫去国别家流亡海外。
维权运动的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一直是中国维权运动产生之后内部非常有争论的话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条件下,政治跟法律它根本是纠缠不清的。很多同事朋友在坐牢,但我来到自由的土地上没有受到这些迫害,比较愧疚,同时也有一种失去战场的感觉。对于维权人士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维权运动的发展有四个趋势:一个就是组织化,一个是街头化,一个是政治化,还有一个是国际化。通过互联网,通过自由知识份子和维权人士,再加上整个中国社会的,受到这样一个体制侵害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维权运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那这个恰恰让中共觉得害怕。
一个人,彻底放下身段,仰视一个又一个穷困而又伤痕累累的冤民,一字一句倾听他们的声音,记录他们的需求——我见证了何为“与哀哭的人同哭”。云飞为了保护朋友,尽量勿跟人接触。云飞这种表达,戳痛人内心深处某个隐秘角 。今天,找到“爱到深处心卑微”这句话,才理解云飞的“怯怯”,才真正释怀——泪奔……
强权可以横行一时,却终无可能肆虐长久。只要我们努力一分,自由就会离我们近一寸!曹顺利大姐,终有一天,我们会在鲜花盛开的3月祭奠你,我知道,只有那一束束自由的鲜花才可告慰你的英灵!
她曾有过安稳的工作和优渥的日子,然后这女孩心中有一团温柔而艳丽的火。这团火让她忍不住去关怀他人、关怀世界。她只是继续往前走,心中那团温柔而艳丽的火带着她越走越远,逐渐进到了无人敢进的雷区。
生活在中国境外的一百万或更多的维族人,尤其是那些近年来离开中国的维族人,常常有这种朝不保夕的无形存在感。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加大了他们被遣返回国的风险。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种限制——包括无处不在的监视和任意拘留——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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