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狱中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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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入秦城监狱

公元１９８９年的６月４日，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就在这一天的早上，我离开了学习、生活了两年的北京大学，踏上了逃亡的旅程。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为了躲避当局的全国追捕，我辗转於大江南北四个省市，最终回到了北京。这一“自投罗网”之举，终於使我开始了生命中一段奇特的历程。

我是１９８９年７月２日在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附近被捕的。先是押到昌平县小汤山一个秘密处所，７月３日夜里转移到秦城监狱。从这一天到１９９１年４月２日，我在这座中国最高监狱中被关押了一年零九个月。在这以后，我被转押至北京市第二监狱开始正式的服刑生活。至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７日被当局以“服从管理”和“积极参加劳动”为由假释出狱。

人的一生，难得遇到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因此一旦适逢其会，往往会在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现在距离我被捕已有五年之遥，但当时的经历和感受我仍记忆犹新。

应该说，对於自己的被捕入狱，我早就有思想准备。早在开始在北京大学主办“民主沙龙”时，我就清醒地估算过自己行为的风险性。１９８９年上半年我邀请老资格的民运人士任畹町到北京大学４３楼４３０室参加“民主沙龙”时，就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向他请教过一旦入狱应该注意的事项，因为我知道他曾因参加１９７９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而被判刑四年，在这方面具备经验。记得当时他告诉我“如果单独关押，一定要坚持练习说话，以免长期不说话导致口齿不清”。八九学潮爆发不久，当局的“四·二六”社论出笼，使我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做好了随时被捕的思想准备。四月底在高校中就有小道消息流传，说政治局会议上点了吾尔开希和我的名，甚至有人说已内定吾尔开希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我则更为严重，是“颠覆政府罪”。这类消息的可信度虽然不高，但我绝对相信一旦运动失败，当局不会放过我。记得我还曾向也因参加民运而被判过刑的陈子明询问过政治犯在大陆监狱中的待遇，子明告诉我“政治犯不会受一般刑事犯的视”。

“六·四”以后，当局在全国通缉以我为首的２１名青年学生，正在外地逃亡的我已经明白，这一次我是无论如何也要进监狱了，所以七月二日那天，从发现被“尾巴”盯上，一直到被便衣扭住胳膊，我始终没有惊慌失措。在福绥境派出所，我听到便衣在电话里大声向上边汇报喜讯，居然说“小王被抓住了”！这个令人奇怪的“亲昵”称呼还不禁令我暗笑。押往小汤山的路上，他们一直按着我的头不许我向两边的窗外看，这时我就默默地在心中告诫自己，要做好应付各种可能性的准备。在小汤山等候第一次审讯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平静，此时的心情可以说要比东藏西躲的时候踏实得多，坦然得多了。闲坐无聊，我还向看管人员要来一本我新买的“读者文摘”。到现在我还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一卷在手，我看得津津有味，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七月三日夜，在深沉的暮色中，我被押送到秦城监狱。

尽管他们拒绝透露羁押地点，但大致方向——北京的西北方我还记得，再加上过去对秦城监狱有过不少耳闻，所以我心里大致可以猜想得到这里就是秦城——一座浓缩了中国四十年政治上的风雨坎坷的监狱。

我一生中都将记住１９８９年７月３日傍晚这一时刻，它在我生命历程中打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现在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回顾那段不自由的生活，心中真是感慨万千。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著名异议人士张显扬於１９８８年５月在北大电教报告厅参加“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讨论会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社会动荡时期，能够扮演为数不多的几个悲剧角色之一，我感到无上光荣。”此时我也有同感。失去学业，尤其是失去自由是一件可悲的事，但这种“悲”绝不是悲哀，而是悲壮。能够把个人的不幸与民族的悲壮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至今仍感到无上光荣！

车子通行无阻地驶进秦城监狱一道道大门，停在一座灰色小楼前。我先被带到类似传达室的一间屋子里，受到极为仔细的搜身检查，腰带和鞋带也被拿走，随后又发给了饭盒，塑料勺，手纸和几件贴身的换洗衣服。捧着这些东西，我随着管教人员进入楼里的一道铁栅门。好奇心使我一边走一边打量着四周。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天完全黑了，狭窄的走廊里灯光昏暗，右边是一排仅有一人宽的小门，那显然就是牢房了，我们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引起沉重的回声，整个气氛显得阴森而压抑。

“分配”给我的是一筒的第一个房间——六号。这是一间约有五平米左右的小屋，窗口相当高，玻璃涂上了白色的“腻子”，靠窗的墙边有一排暖气，旁边就是床。所谓床，实际上是一层铺在地上的木板，类似日本的“榻榻米”，可以并肩躺下两个人。从床到门口有两平方米左右的空地，靠西边的墙前有一个水泥砌的洗手池，安有自来水龙头；从洗手池到门口的墙角有一个坐式搪瓷马桶，没马桶盖。门有两道，外面是一道木门足有一指厚，门的上部有一个镶有玻璃的小圆孔，如同日常家庭使用的防盗“猫眼”一样，供哨兵和管教向内窥视；下部有一个可伸进一手指的小木门，供送饭进来之用。里面是一道铁栅栏门，这道门平时总是锁着，除非提审，连哨兵也不许擅自打开。后来我常想，如果发生了地震，我们根本别想来得及跑出去。屋内四面都是白墙，显然是新粉刷过。在广场上绝食、静坐的时候，曾听说过当局为了作好镇压的准备，已经腾空了几座监狱。为此北京科技大学的十几名学生还去徐向前元帅家询问，遭到断然否认。现在看来，至少是秦城显然已提前作好“接待”我们的准备工作了。后来我才知道，每一个筒道有六、七个房间，像六号这样的是最小的，专供单独囚禁之用。其他号都有六号两倍大，人多时可以关十几人。我曾听不止一个哨兵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过，部队里只有团级以上的军官犯了罪才有可能如此单独关押。看来在当局的眼里，我的“级别”还不低呢！

进入这间小小的牢房，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忽然想起了中学课本上的一篇文章——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第一句：“走过来是七步，走过去也是七步。”这是写他当时被关押的那间牢房的长度。为了作一个“中外监狱设施对比”，我放下东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也用步伐丈量了一下室内的面积，结果惊讶地发现从床到门口也是七步。当然，这是七小步。

三年零七个月的狱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前面说过，对於被捕，入狱，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现在终於坐到了监狱中，我依旧内心坦然。我对於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在中国大陆，政治文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反对派拥有言论自由的程度；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不想对非正义，非民主的行为保持沉默，就要有遭受压制的思想准备。因此，我把入狱看作是自己介入民运工作的一个必经阶段，看作为一个异议者在中国当代政治实践中的一门“必修课”。我想，既然我已选择了这条路，就必须承受路上无可回避的坎坷。我在三年零七个月的铁窗生活中，精神状态始终良好，内心能够一直比较坦然，平静，是与我这种充份的思想准备分不开的。

在被通缉追捕期间，我也曾考虑过自己的处境。当时的大陆正处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不少人基於那种气氛，以为像我这样的“首犯”一旦被抓到，很有可能被“就地正法”，因而为我的命运忧心忡忡。我虽然并不认定事情会有这么严重，但也在心里作好了应付各种可能性的准备。进了秦城的第一天，我就在心理上作了两种精神准备：第一，走上秘密刑场；第二，度过漫长的单独囚禁生活。以后的经历比这两种都要好一些，当时我的确想不到三年以后又能够坐在家里的书桌前看书，写作。不过，我不会为这种“意想不到”而感谢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不少事情是人所不愿而不得不做的。

我作了死的准备，而且自信即使真的面对枪口，我的内心仍会保持平静，因为我没什么可后悔的。自从得知“六·四”流血，大批市民与学生赴难的消息以后，我的心情一直十分沉重。在以后的逃亡生涯中，我的脑海里总是不时地浮现出一位同学向我描述过的场景：一排排的市民和学生在长安街上高举红旗迎着坦克和呼啸的子弹向前冲，一个倒下，另一个又上去，鲜血染红了旗帜……。我从来不讳言，对这些市民和学生，我在内心深处有着沉重的负疚感，因为六月三日夜晚我没有在广场上与同学们并肩赴难，因为我本来应该第一个倒下的，但却成了生者。我一直呼吁同学们坚奉非暴力主义原则，最后到底还是有人成了暴力的牺牲品。如果当局判我死刑，我会有一种心灵上的解脱感，我会觉得更对得起死难的人。另一方面，我很推崇大陆作家周国平的一句话：“人生的意义在於密度，而不在於长度。”我虽然当时年仅二十岁，但亲身经历并积极参予了这么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民主运动，即使死去也值得了，至少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真正地生活过。”

当然，我也只是作好死的准备而已，事实上我对客观现实并不悲观。我相信时代在进步，黑暗不可能再重演。我曾用一支狱方发给写交待材料的园珠笔芯写下“致父亲”，“致母亲”两首诀别诗，后来抄在一本地图册上。可惜这本地图册很快即被狱方没收，因为我还在上面写了一些总结“六·四”失败的教训的话，以后开庭审判时，居然把它作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证据”，列入了罚没物品的清单中，所以这两首诗也就失传了。但大致意思我还记得，就是劝父母不要悲伤，要相信长夜漫漫也终将有尽头，要耐心地等待儿子归来。

开始过狱中生活，我最担心的就是身体承受不住。当时的伙食很差，一天三顿都是玉米面窝头，¹而且有时量也不够，……。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我想要身体不垮下来，就必须督促自己尽量多吃一些；另一方面，就是要坚持锻练身体。对我的单独囚禁如果说还有一个好处的话，就是活动空间比别的监号相对大一些，因此每天可以利用这点有限的室内空间做一些锻练运动。

另外一种担心就是精神上的“瘫痪”。我害怕因为长期关押，导致精神崩溃，丧失意志和活力，甚至失去健全的思维能力，对此我给自己订了几条“行为守则”：包括“要往远处看”，“在对方（指审讯人员和狱方）面前永远保持微笑”等等，时常在心中默诵几遍。闲得无聊，我就一个人对着窗口哼自己想得起来的歌曲，尽管荒腔走板的，倒也乐在其中。记得当时我最喜欢哼的是电影《小街》的主题歌，²那优美的旋律可以把我带回到童年的回忆中，暂时忘却眼前的灰暗世界。而哼得最多的要属《国际歌》。³每当感到无聊，消沉的时候，我就哼几遍《国际歌》，马上就感到仿佛又回到了红旗招展的天安门广场上，因为广场广播站每天都要几十遍地播送这首歌，於是又有了热血沸腾的冲动。一直到现在，听到这首歌，我仍有这种感受。据说“六·四”以后，这首共产党的“圣歌”也成了敏感的东西，卡拉ＯＫ歌厅的革命歌曲中也找不到它了，这真是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不幸而言中”的事情很多，我与书的关系就是一例。记得１９８９年的上半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因为买了不少书而又没有时间看，常常对人家戏言：“我买这些书是为了日后进监狱时看的。”没想到半年以后，此话成真。在三年零七个月的铁窗生涯中，我读了近一千本书，其中相当一部份就是我以前买下而没有来得及看的书。说上述话时我正积极投入校园民主建设，忙於组织“民主沙龙”，筹办《新五四》月刊，成立“当代社会问题研究社”等活动。这些活动本来是极为正常而又正当的，但我在从事的时候却有一种将为之而坐牢的意识，而在不久之后居然就成了现实，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和国家的不幸。

我从小就嗜书成癖。母亲工作的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一个藏书相当丰富的图书馆，小时候，每次母亲带我去馆里，我就一头栽入书架与书架之间，一本本翻阅各种书籍，因此我可以说是在书库中长大的。这种读书癖好的养成，对我的狱中生活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和双重的。

一方面是，在囚禁生活，尤其是单独关押期间，缺乏人与人的交流和思想的切磋，时间一长，难免有孤陋寡闻之虞，这时书刊杂志对我来说，就成了整个外部世界的代用品。我在一首小诗中写道：“身居咫寸地，心怀四海情。”就是因为尽管身陷囹圄，但在书中，我却拥有一个广瀚的世界；人失去了自由，而心却仍旧可以自由地飞翔。看一本书，就是一次与作者的交流，这填补了我的寂寞空间；看一本书，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旅游，它可以令人保持内心的活力。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少有身具知识分子和政治反对派双重身份的人仅仅因为坐牢而改变自己的信念的，这恐怕与他们能够从书中汲取到支撑自己的意志的养料有关。任何专制的手段都无法箝制住心灵的自由，而心灵的自由正是社会走向进步的开始，也是专制制度走向腐朽崩溃的催化剂，这也就是专制制度不可能长期占据历史舞台的原因之一。

入狱的最初一段时间，确实感到十分寂寞。因为一下子从那么轰轰烈烈的场面转入孤单一人的环境，这个变化太突然了。所以我特别思念过去的同学和在八九民运中并肩奋斗的朋友们，也很想知道他们的处境如何。

第二章 诗与心情

一提起秦城监狱，很多人会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其实它既有镣铐狗吠声交错和高墙电网相连的一面，也有环境幽静，甚至景色优美的一面。对周围环境的感觉是与人的心情息息相关的，热恋中的少女看什么都是光明美好的，而泰山上的乞丐也无从发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叹。我在被关押期间心情始终比较平和，因此秦城监狱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后者。

秦城监狱在北京市北部昌平县境内，这是一座高墙围绕起来的大院子，背面有几座连绵起伏的小山丘，前面是一条河水极为清澈的小河蜿蜒而过。由於周围一大片空地都属於“闲人免进”的重地，所以在院中听不到什么噪杂的人烟之声。我被关押的地方是一幢三层Ｕ形小楼，在Ｕ形的中间是一处小花园式的院落，里面种了不少高大的杨树和低矮的苹果树，地面上野生了不少杂草，院落中间是两排相互隔开的露天小屋，作为放风的场所。这种院中套院的格局使得这里的环境更为安静。整个秦城监狱的绿化工作搞得相当不错，种了很多树，每到春天的时候，从三层楼望出去，满眼的绿色如茵，简直像一座公园。

我出狱后和一位“秦大校友”聊天，说起在秦城时最难以忘怀的一幅景色，结果一致认为是秦城的黄昏。现在一闭眼，我还能清晰地记起那幅美丽的画卷。秋日傍晚，四、五点钟的时候，从半开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大群的归巢麻雀在落叶将尽的稀疏树梢间上下翻飞，桔红色的夕阳把半边天空染成一片金黄。这种色彩与窗外世界的静谧（习以为常的鸟鸣已经成为静谧的一个组成部份）融和在一起，总是给我的内心以一种强烈的震撼。带着这种难以言表的感受，我常常独自站在窗前，静静地目送夕阳的西下，直至夜色的降临。

自由是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种的。外在自由是相对的，而内在自由是绝对的。当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被剥夺了的时候，一个人对自由的全部热爱就会加倍地倾注到对内心世界的自由的追求上。秋日黄昏的美毫无雕琢粉饰的痕迹，它的美源於真实，而真实又来自於自由。同样，对美的静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心感受也是自由的，即使是在逆境中，在一个最肮脏噪杂的地方，一个内心自由的人也可以体会到生活的美。

虽然自由如此美丽，但当我们身处自由之中时，由於司空见惯，我们往往不能认识到这种美。而恰恰是在不自由的时候，倒是可以深刻地领悟自由的美。这样，在秦城监狱的窗前，在大自然与人的心灵的沟通中，自由和美结合到了一起，在我心中融和成一根精神支柱。我相信丑恶和黑暗的东西永远会存在，但永远不会长期占据上风；真正引导人类及其社会进步的是真善美的东西。既然在秦城监狱这样的地方，都能看到秋日黄昏这样美丽的景色，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暂时的乌云翻涌而对世界的美好前景悲观失望呢？

在阴暗的世界中找到美的感受，这也是一种极为难得的乐趣。

离开秦城已有两年半了，但秦城监狱留给我的记忆依旧清晰而深刻。春天时树梢上的嫩绿幼芽带给我的欣喜；夏天时夜晚院子里传来的啄木鸟的“梆，梆，梆”声如打更般的“催眠曲”；秋天蟋蟀在床板下“劬劬”的叫声；冬天雪落时分，从窗口望去一片苍茫与凄怆，这一切都将成为我终生的记忆。问起许多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大家都说非常怀念那段时光，我想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曾在那里为我们的理想付出了青春和其它宝贵的东西。在那里，我们曾为中国的历史史诗写下了永不消失的一个篇章，我们这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秦城监狱的日日夜夜。

记得临离开秦城监狱的时候，曾与隔壁的一个难友谈起过一个构想，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心愿之一，那就是有朝一日，中国不再有因思想或言论而被拘捕、定罪的政治犯的时候，应该把秦城监狱改成纪念场所，一边是巴金先生一再倡议的“文革”博物馆，一边是“六·四”纪念堂。让一座沉默的牢房作为历史的证人，让岁月在墙上刻下的痕迹昭示后人：中华民族为了走上民主之路，曾经走过多么艰辛曲折的道路，曾经付出多少难以弥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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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尤其喜欢诗和散文。１９８７年９月我刚入北大校门，到石家庄附近的３８军驻地参加军训，在沙场秋风中就与政治系的几名同学一起组织了兰帆诗社。回到学校后，我们还曾出了五期《兰帆》诗刊，该刊一度作为校园文化活动的典范被列入党委宣传部设在三角地的橱窗里。转到历史系后，我又与同班的杨涛（在八九民运中任北大筹委会主席，此时也关在秦城监狱）等人出版《季时雨》诗刊。台湾歌星张雨生为之谱曲演唱的《没有烟抽的日子》，就是我发表在《季节雨》上，后来流传到港台的。经过１９８９年的纷乱，这两份刊物都停刊了，而且我手里原有的已出版过的杂志也丢失了，为此我一直引以为憾。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就是将政治上的失意，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人情怀写入文学作品之中，而不是直接表现出来，这是长期封建专制下政治高压的产物。从屈原的《离骚》到北岛的《回答》都是讲求“诗言志”，以文学形式发表个人见解或进行内心宣泄。进入秦城以后，经过了从广场上的轰轰烈烈到囚禁生活的艰辛寂寞这样的大起大伏，看到了万众一心的热诚与血雨腥风的恐怖交织成的历史画卷，我感到有很多心情郁积心中，很想一吐为快。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找不到直接宣泄的渠道，只能写入诗中。写入诗中的心情是复杂而难以忘怀的，现在重新翻阅往日的一篇篇诗稿，仿佛又回到了秦城的斗室中，又一次站在夕阳斜映的窗前，用自己以手纸卷成的圆珠笔写下一行行诗句。

我在狱中先后共写了１３０余首各类诗句，我出狱后曾将之陆续发表在香港《星岛日报》的文艺副刊上，现在正在重新编辑整理，准备以《狱中诗文选》为名出单行本。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从艺术水平上讲可以成集，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仍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一个青年学生在特殊的经历及环境下的那种特殊心情。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历史是如何以自己的波澜起伏锻造一个普通人的灵魂的。

我入狱后写的第一首诗是题名为“无题”的七绝：

燕赵自古多悲风，
犹记夕阳遍地红。
敢将丹心报青史，
丈夫为何不从容。

这是一首自勉诗，写於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１日。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都很险恶，我个人前途未卜，但是我坚信自己的作为是爱国的，是正义的，目的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而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我想，即使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没有成功，即使我个人所做到的与人民期望我做到的相距很远，至少在一点上我是问心无愧的，那就是：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所以我有这样的信心：不管面对怎样黯淡的前景，也不管会为此付出多少代价，我都可以从容面对。

这首诗我想托人带出去，让朋友们知道我虽然身在狱中，但并没有灰心丧气。当时与我同号的王新安因为问题较轻，我估计肯定会被释放，就把这首诗写在他的一件运动衣的衬领上，托他带回家去。结果有一天管教人员信手翻看我们晒在院子里的衣服，发现了这个小秘密，这一片带有字迹的衣服被剪了下来，终於没有带回去。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午的情景，当时外面刮着凛冽的北风，我半倚半靠着暖气片，脑子里浮想连翩。第二天就是１９９０年元旦了，回首已成为过去的１９８９年，真令人感慨万千。这一年的风云变幻在六月四日走上了悲壮的顶峰，那么多的民族菁英，有的倒在长安街上血沃大地；有的被迫流亡异国，妻离子散；有的仍在东躲西藏逃避追捕；有的则镣铐加身，在铁窗下度日如年，这一段历史将以鲜红的字迹写入史册。想到这里我信手写下了一首“长歌新年抒怀”：

已矣哉，韶华悠悠，
少年豪气，长歌赋幽州。
萧瑟易水清商在，踯躅豫让凤凰台。
一唱汪洋天下事，三叹燕赵万籁白。
阳山沃野驰神骏，囚楼椽室困龙驹。
大风呼啸摧黄草，小雨逶迤浸红旗。
南乡五针松，北岭七叶树，针剥叶落影扶疏。
飘摇高下腾雪雾，动荡东西擂云鼓。
今朝举杯作清酒，笑酹惆怅与江湖。
男儿当作北海浪，纵横狂呼歌八荒。
岂能畏途费逡巡，张弓不敢射天狼。
我寄大言与天下，愿安荆砾为室家。
风云正当青萍时，安能徘徊恨天涯。
陈星台，邹幼丹，汗简红书万代传。
我亦热血侠少年，应化羊角搏青天。

陈星台即陈天华，他在满清王朝末年留学东瀛，因为中国前途忧心如焚，愤而跳海自杀。邹幼丹本名邹容，十九岁即创作《革命军》一书，为推翻满清专制大声疾呼。这两个人为中华之振兴而置生死於度外的气慨一向为我所敬仰。尤其是邹容，为《苏报》案与章太炎双双入狱时年仅２２岁，与他那种为理想献身的精神相比，那些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与历史潮流对抗，更不惜以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为代价的“长者”，更应该无地自容了。

我写於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０日的一首小诗，是我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章台无处觅，灵境任我行。
身居咫寸地，心怀四海情。

到了１９８９年１０月份以后，我在狱中的待遇较之前几个月有了一定的改善，家里获准可以送来一些书籍和生活用品。在我的坚决要求之下狱方调来一个人与我同号，每天也可以看到《北京日报》了。

这样，我开始逐渐地适应了铁窗生活。一个人的物质需求得到相对满足之后，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精神上的追求。在我看来，尽管我的人身自由被剥夺殆尽，但只要仍旧保持精神上的追求，我就仍然是一个自由人。我的肉体虽然被羁束在斗大的监室内，但我的心却可在自由的空间里任意驰骋。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溢之於笔端，就成了上面那首小诗。

当然，人在狱中，心情黯淡的时候总比在外面时多得多。在我来说，尤为使我为之心绪纷繁的就是对北大校园的思念。

我的父母都是北京大学六十年代的毕业生，父亲王宪曾在北大地质系任教已近三十年，我从小就常随父亲在燕园里玩耍，未名湖和博雅塔一直是我心向往之的地方。我一岁的时候正赶上毛泽东发出压制、迫害知识分子的口号“走五·七道路”，我们全家被迫南迁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北大教职工干校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我对北大的感情极深。记得我曾对香港《东方日报》的记者讲过：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是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那一瞬间。以后的两年的校园生活更是在我的生活经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所以一想到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到北大，我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怅然的心情。记得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６日晚上，正值深秋季节，月明星稀，寒风料峭，辗转难眠的我想起北大如画的风光，如歌的氛围，翻身起床，借着昏暗的灯光写下了这样的心情：

秋风鸣北山，天朗寒星疏。
别情深几许，寂寞燕园湖。

其实，寂寞的又何止燕园中的未名湖呢？我那时常想，如果能让我在北大校园里服刑，只要给我看书，我宁愿被判２０年。我曾对朋友说过，有朝一日历史将公正还於人民，那时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重回北大，做一个名誉学生。有人笑称我是“大校沙文主义”，我非但不以为然，而且以此为荣。……这种“沙文主义”在我另一首小诗中表露无遗：

南望萧萧北国路，奈何燕园多歧途。
宁为未名湖边草，不作他乡掌上珠。

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出狱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北大校方，要求重新接纳我回北大念书。但这一合情合理的要求遭到原人民大学副校长，我称之为北大“伪”校长的吴树青的变相拒绝。不过我仍然会把回北大念书作为不懈争取的目标，因为我太热爱北大了。

思念，也是我狱中心情里很重要的一部份，这不只是对生活的思念，还有对朋友的思念，对家人亲情的思念，对往日岁月的思念等等。象我这样被单独关押，更容易增添这种心情。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１日那天，我写下这样的句子：

寒蝉夜瑟，香草暗飘。
临窗对月，雨过天潮。
野籁风凉，我独寂寞。
思彼郢人，何处今宵。
木叶夕照，维山之青。
落霞千里，为水之萍。
江湖风雪，於彼长亭。
忍顾旧堤，山水飘零。
殷哉殷哉，冰心素情。

尽管间或有这样近於消沉的心情，但我并未因此伤感而意志低迷。我怀念入狱前自由时的一切，但我绝不为失去一切自由而感到懊悔，我也从未在预审人员面前流露出这种心情。刚入狱的时候我就曾经给自己规定过：“在对方面前永远保持微笑。”三年七个月以来，我始终以快乐的精神状态与各种人周旋。单独关押也好，限制书籍也好，无非是想让我陷入消沉之中不能自拔，如果我真的因为孤独而失去健康的心态，岂不是助纣为虐吗？

在狱中时，想的最多的当然还是八九民运，及其给中国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据我所知，当时对於这个问题，外界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六·四”事件必将彻底激化中共党内及社会上的种种矛盾，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中共开枪无异於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政府的更迭指日可待，……。这种观点显然过於乐观。

胡平说的不错：暴力往往引起反抗，但过於强大的暴力带来的也会是沉默。中共苦心经营四十年的成果、人民对暴力的恐惧、客观基础的不成熟……，种种条件决定了中共的统治依然维持着，虽然不稳定且失去了合法性，但毕竟牢牢地把握着国家机器。

还有一种观点又显得过於悲观，他们认为“六·四”事件的发生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发生了大的倒退，国内菁英死的死，抓的抓，逃的逃，民主力量受到重大损失，上层保守力量重占上风，这一切使中国进入一个漫长的黑暗时期。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把民主化进程的漫长曲折估计得太低了。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民主化注定要走过一段艰苦的历程。但是首先要看到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次也要看到，这个过程从总体上看仍在加快。我在狱中时刻注视着外界的动态，我感到当局尽管一再嘴硬，但对於开枪一事，实际上还是很心虚的。从处理结果上看，也没有继续大开杀戒。以中共的历史作对比，面对八九民运这样空前鲜明的反对运动，他们做出的强烈反应是空前的，而达到的社会效果之差也是空前的。这充分说明，时代毕竟是在前进，社会毕竟是在进步。所以我在狱中，对於自己的信仰，对民主运动的前景一直保持着充足的信心。我曾在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３日赋诗一首表示我的信心：

巨鹿西楚威犹在，乌江滚滚水无言。
不信云崖堪千载，要看东海化桑田。

社会变化总是比自然变化快一些，连东海都可以化为桑田，何况社会的发展呢？项羽称霸之时可谓雄矣，但一朝失去民心，不是短短两年就自刎乌江了吗？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我们理应把目光放远一些。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在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７日写下了一首“七律·抒怀”：

卓立天山云上观，风雷鱼龙共盘旋。
夕阳血洒黄昏道，惊涛潮卷奈何天。
萧萧春风别巢南，漫漫冬雪祭实丹。
知汝花开应不误，提壶只待向中原。

这里“巢南”是本世纪初民主斗士陈去病的号，我用以代指那些流亡海外坚持奋斗的朋友们；“实丹”则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烈士周实的字，我用以代指那些为争取民主而献出生命的朋友。最后一句出自周实的一首诗《民生报出版日少屏索祝爰赋四章》之一：“千万亿年重九日，自由花发好提壶。”

这种信心不仅是一种理性的认识，也是一种自我勉励。每当我在狱中感到苦闷难熬的时候，就常常告诫自己：时间是最公正的大法官，我应该相信时间。记得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３日，我写过一首小诗“相信”。当时我正被关押在二监的禁闭室中，面对的是闷热、潮湿、狭窄的居住环境和无边无际的孤独，我用自己的声音告慰自己：

相信历史，
历史是青铜掘出的隧洞；
相信现在，
现在是通往大海的航道；
相信未来，
未来是与人类同生同灭的
一首唱不完的民谣。

除掉哀伤和沉默，
我们相信一切。
因此在黄昏和拂晓之间，
我们能体味到：
什么是时间的报酬，
什么是期待的欢乐。

后记

《狱中回忆录》全部完成了，我却有着一种难以排解的遗憾。我遗憾我没有在书中表达出我一直想表达出来的困惑，为什么一个人会为了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

对这一问题最常见的可能是指向政治制度的：专制者不允许你去追求自由。但是所有政治问题都仅仅是表面问题，在其背后一定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所以仅仅指责政治制度是解决不了我的困惑的。因为在一个民主制度的社会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为了追求自由这一目的必须与社会和公众发生关系，在这种过程中，如果他想取得有利於追求民主这一目的的效果，就必须顾及社会与公众的错综复杂的价值判断，这意味着在某些方面他不可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及行为。这不也是为了追求自由而丧失自由了吗？

我在狱中反复思考但一无所得，至今仍被之困扰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能不能不这样？

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历史一手造成的，是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上。对这一点，是没有人比我自己更清楚的了。我有这种自信：与同龄人相比，我在很多方面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但是这种自信不会使我狂妄到认为自己配得上现在我正占据的这个位置，配得上外界给予我的评价和期望。这使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宿命感：既然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一步，我就应该服从历史的安排，这是使我决心出狱后为推动政治民主化而努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对自由的本能爱好。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名着《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我想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透过民主运动，我追求的是自由本身，因为就目前大陆现状来说，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来自於政治。

可是政治与自由在目前来说，并不能完全融合，甚至民主本身也与自由存在摩擦，夹在其中的就是一个困惑的追求自由者了。这个矛盾虽然潜伏於心灵之中，但却是一目了然的：我为了充分享有人的各种自由而投身政治运动，但是政治运动需要人在某些方面限制自己的自由。我在狱中思考这一问题时，曾把自由分为内在的心灵自由和外在的行为自由两种。就前者而言，放弃外在的追求就可以轻松地获得并保持；就后者而言，放弃追求就永久不会拥有。而二者又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所以我没有解决这一困惑。

也许我将永远无法摆脱这一困惑，也许命运的变幻莫测会以强力帮我解除它。但我仍然感谢三年七个月的狱中生活，因为是这一段岁月使曾在天安门广场上拥有极大自由的我，有机会面对极大的不自由。在这二者转换中，我感受到了上述困惑，这使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么普通的，甚至是处於一种多么富有悲剧意味的境地之中的人，因而永远不会迷失自我。

王丹１９９４年４月７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