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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运简析

2009年05月27日

[此文1990年发表於香港《百姓》杂志,标题为《工人为什么没有发动起来?》。以下文字根据本人收藏的手稿整理。]

 

许多朋友在总结八九民运时都曾表示遗憾,认为学生们没能把工人发动起来时民运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工人未能形成大规模有组织的运动,不是因为学生没去发动,而是因为中国工运还没有足够的独立意识。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历史。1919年“五•四”运动时,学生运动持续了一个月,焦点始终是在北京。直到军阀政府逮捕了千余名学生,才引发了“六•三”大罢工,焦点迅速从北京转到上海,从学生转向工人,仅十来天,就逼得政府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六•三”罢工是因为“五•四”学生对工人的宣传组织更得力吗?我认为并不是。关键在於此前上海工人已有过多次成功的经济罢工经验,集团意识(阶级意识)相当清醒,才能在这第一次政治罢工中显示威力。

再看去年的北京。在八九民运中,北京有几十万工人上街声援绝食学生,人数、规模绝不在1919年之下。但是,绝大多数工人队伍都是以“全厂”也就是说包括劳资双方在内的名义上街的。当实际上的怠工罢工已形成时,工人们仍反复强调自己对国家对企业的“主人翁责任感”,强调自己是在基本完成生产任务后才上街的。这从当时的国内报纸和电视报道中可以得到证实。从台湾版的《大陆民运》录像带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千辩论的镜头。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觉得必须要干点什么了,不能再等待了。但是“干什么”呢?“怎么干”呢?茫无头绪。号召大家对国家生产负责的演讲者被“嘘”下来了,号召罢工的人也并没有得到热烈反应。他们矛盾於这样的情感中:我们要站出来,因为我们要对自己的国家负责,对公正的社会秩序负责;但是我们的站出来,会不会正好是对国家不负责,对社会秩序不负责呢?可以说,把自己的全部利益交给共产党代理四十年之后,工人们已不知道该如何代表自己去协调与“国家”、“社会”、“企业”不尽相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要求了。

试想,这在一个各方利益能够通过受到保护的渠道而表达的政治制度下,应当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要号召第一步的有限罢工48-72小时以观政府后效,必定会吸引绝大多数尚在犹豫的工人群众,也必定会比有限绝食48-72小时要有效得多。但是,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包括我自己在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组织自治工会的工人,只占了极小的比例。

这是中国工人、中国工运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把自己的集团利益与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统治者的利益区别开,把自己的集团利益和政府-国家利益区别开,把自己的集团利益和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区别开,学会使用有效的手段在不同场合下保护自己的利益,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不一定等同於剥夺对手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利不等於剥夺对方的权利”,解除犯罪感和“不负责任”的顾虑,理直气壮地要求工人的自治组织,要求工人的罢工权利,而不必仅靠“玩猫腻”。

事实上,十年经济改革之后,特别是三资企业大量出现,国内企业也实行承包之后,劳资双方的利益并不一致在中国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而且已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各地曾先后出现承包负责人与工人的激烈冲突以至凶杀案件,都是证明。自治工会的成立已是呼之欲出之事物,韩东方、贺力力等人正是代表时代潮流的先行者。工会自治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但是共产党却不承认这个事实,迟迟不实行政企分家、党政分家,迟迟不放弃它既当劳方代表又当资方代表的矛盾身份(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简直可以说是天大的笑话)。它一方面通过各单位工会声称代表工人,一方面又通过各级政企机关授权承包人(在三资企业则以资方代理人身份出现)。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连篇累牍的宣传文章号召工人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其结果,必然是牺牲工人的利益以换取政治统治集团的利益,同时加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仅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民主改制建设必须与经济市场化同步进行。

因此,就中国工运的目前状况而言,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求工会的独立。从每一个基层企业开始,宣传韩东方等人的主张,揭露共产党同时充当劳资双方代理人的非法身份,要求工人的自治组织保护工人自己的利益,由此逐步发展行业工会和工会联合会。再比如,要求工会对工人政治权利的发言权,同样宣传北京工人自治会,宣传韩东方等人的主张,揭露共产党同时充当公民代表和全权行政长官的不合法地位。

在确定了工会自治化这一任务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途径来完成这一任务,既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成立独立於政府操纵的工会以外的工人自治组织(如在深圳临时工中就存在这种可能性),又可以在条件不同的地方努力使原工会从政府行政部门中剥离出来,转化为独立组织。具体的做法必须配合宣传工作,必须提高工人的自主意识。只有在工人的自主意识有了长足的长进之后,在工人运动有了一定保护自我利益的实践之后,我们的工人运动才能成为民主运动的坚强基础,才能成为中国将来向民主发展的保证力量。

来自1989年的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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