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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谢妈妈(图)

2016年09月16日

作者按:所谓由政府经租私房,实际是变相没收。党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打着公义、公平的公有制旗号,欺骗式抢劫私有财产权的运动。这类运动至今没有停歇,但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却荡然无存。而党国的权贵们在一个没有权力制衡、充斥腐败的国家内,反而华丽转身,演化成一个垄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和资源的新极权主义的操控集团。权贵们演变成新奴隶主的事实充分证实了“共产革命”的欺骗性和罪恶,未来的自由宪政中国,必须立法对此进行清算。


谢妈妈和谢朝崧夫妻的照片(坤一妹提供)

谢妈妈是邻院谢朝崧老师的母亲,姓华,名端成,比我母亲大两岁,邻居们平时都按习惯,称呼她为谢妈妈。去年谢妈妈期颐大吉,我没法回中国,特别嘱托两个妹妹去看望并给她老人家祝寿。今年,谢妈妈已年届101岁,头脑仍很清晰,有时还下床走走。

我母亲邱淑珮,三十年代末毕业于成都树德中学,后经考试进入成都的邮电部门工作。大陆易帜时,母亲与谢妈妈的丈夫谢明允,同在四川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工作。当时正值土改运动的前奏“减租退押”时期,地主们纷纷抛售房产,价格很便宜,故谢明允伯伯,邀请母亲与他合买一座四合院,以便两家搭伙居住。谢伯伯说,新南门临江西路11号的四合院,靠锦江边,半新不旧,环境清静,卖价才两千人民币,我们每家出一千人民币就可买下。

当时母亲受当局宣传的影响,思想很天真,认为中国已获解放,今后的吃穿住行都由人民政府供给,就没有同意谢伯伯的邀请,但借给谢伯伯一部分钱。谢伯伯买下四合院后,就邀请我家去居住,于是在1950年夏天,我家就从文庙前街的省邮电管理局宿舍,搬进了新南门临江西路11号的四合院。

谢妈妈乐善好施。我家搬进院子居住不久,谢伯伯调到藏区松潘县去建立邮电局,并担任局长,谢妈妈又邀请她的表妹萧孃孃来居住,之后还邀请她的资阳县老乡李承新一家来居住。记得院子里有几十棵苹果树和花红树,我屡次去偷摘青涩的果子吃时,几乎都会被她发现,但谢妈妈却从不责骂我,还会给我一些糖果,告诉我果子要成熟后才香甜。我五岁发蒙进入龙江路小学念书时,与谢妈妈的大女儿谢梅立同班,每天上学和放学时都结伴同行。有时候,家中没有来得及准备晚饭,我就到谢家去吃饭,谢妈妈从来没有拒绝过。

1956年底,谢妈妈又把院子的正房腾出来,无偿地交给居民委员会办幼儿园,以解决上班父母的后顾之忧。58年为修建成都长途汽车站﹐临江西路11号院子﹐被拆迁到离江边稍远的临江路65号。这时谢妈妈的院子由政府经租,开始还把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发给她,谢妈妈每年还要交土地费,到66年文革爆发后,政府就不再发租金给全国所有的经租房主——她的院子就被变相没收,至今没有偿还。

饥荒年间,谢妈妈的母亲华婆婆,从南京她儿子家到女儿家居住。华婆婆大名萧鸣科,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由于曾长期在乡间务农,她的生活技能特别高。如有一次,我的胶鞋被铁钉穿破,铁锈进入足底的伤口比较深,使伤口感染化脓。医生说需要开刀清除铁锈,华婆婆说不用。她给我捞了一个老萝卜泡菜,贴在伤口上,第二天铁锈和脓水就从伤口中流出,伤口很快就愈合。这种情况,发生过多次,我和弟妹们都用过华婆婆泡的药酒治跌打损伤,尤其是我。

1961年8月,我随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看到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那时候,城里的粮食﹑蔬菜﹑副食品,甚至盐都是限量凭票证供应的。人们饿得发慌,而又不敢言饿,因为说吃不饱的人,就是污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是反革命。而院子里的吴爷爷刚刚被饿死,使我很困惑,因此,我偷偷地问华婆婆:旧社会农村是否饿死人?华婆婆因为是贫农出身,不怕犯错误,她高声说:四川是天府之国,旧社会乡间抬滑杆的人都有熬锅肉吃,咋会饿死人!入秋,谢妈妈安排她的侄儿谢朝忠和我,到谢伯伯老家资阳县黑沙湾,用背篼背红苕回来填肚皮。我俩去住了一周,在谢伯伯老家看到,也饿死少数老弱病残。老乡们同样不够吃,但由于谢伯伯辈份高,面子大,十多家凑够了两背篼红苕,我俩才返回。

1963年我在成都一砖厂做临时工,65年8月,我到四川石油管理局筑路处做临时工后,回家的时候不多。但由于我母亲59年从省邮电管理局退职,没有收入,所以,我家退租了后面一间12平方米的房间,一家人挤在14平方米的前房内。母亲和弟妹们经常去谢家借小东西用,比如,我家穷,没有水桶,常年都去谢家借;再如,我家没有书桌,弟妹们都在谢家的大方桌上做功课,谢妈妈却从无怨言。

文革爆发后,1967年7月,母亲因受不了派出所的威胁,不堪批斗,投井自杀。继而,68年5月,父亲在山西省平陆县张村小学的批斗会上,被造反派踢破下身致死。当时,我大妹三个月没有接到父亲的汇款,以为是武斗的原因,邮路不通,而家中已面临断炊。谢妈妈闻讯后主动借给大妹10元钱,但由于武斗,致民路一带的粮店都关闭。大妹迫于无奈,穿过枪林弹雨,到桥对面盐道街才买回粮食,度过危机。当年冬天,冷风瑟瑟,大妹和小妹的旧棉衣太小,又没有新棉衣,谢妈妈见状即拿出她家的旧棉衣,教大妹和小妹用旧棉衣改缝棉衣。彼时的情景,至今大妹还历历在目,电话上对我讲述时,还唏嘘不已。

1970年1月初,我因参与地下文学活动,被揪出来批斗。6月底筑路处革命委员会宣布把我开除出临时工队伍,8月用翻斗车遣送回成都,继续在派出所接受审查。

回成都后,街道办事处十个月不给我调工作。由于三个弟妹已下乡,还有小妹在念初中,我只能节衣缩食,先把小妹送去住校,然后自己去找谢妈妈和华婆婆打秋风。除经常去谢家蜂窝煤炉上熬稀饭、在泡菜坛里捞泡菜、借东西外,春天去谢家的枇杷树上摘枇杷,秋天去谢家的柑子树上摘柑子,入冬去谢家的橘子树上摘橘子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拖到1971年4月下旬,我已没有存款,实在扛不住饥饿,就去打了两次黑工。谁知却惊动了住地的居委会主任刘齁包(齁包:哮喘)和治保主任李瞎子,说要治我的投机倒把罪。6月初,我被迫吃“对时饭”(一天只吃一次饭),一天内嚼二两生米和喝凉水度日。直到6月中旬,谢妈妈见我几天不出门,担心我被饿死,马上去办事处请来尹干事和白干事。她俩见我躺在破床上,有气无力,就叫人去买了几个馒头,我一阵风卷残云吞入腹中,才有了元气。好心的尹献群干事给我写了张条子,叫我去成都轴承厂主材库搬运组,顶替一个陈大爷,我才死里逃生。


1993年谢妈妈与蔡楚兄妹三人在成都合影

后来,谢朝崧老师结婚添女,搬迁到厂里居住。谢梅立从川医口腔系毕业,分配到贵州毕节一个保密信箱厂工作。谢家的次女谢志伟和小弟谢诚,也从乡间调动到毕节附近的工厂与大姐互相依靠。谢伯伯退休回成都,谢家只有三个老人居家。他们年高体弱,尤其华婆婆已八十多岁,又是一双小脚,一旦生病就需要我的帮助。由于从大学路穿过小天竺街、16街、国学巷再到川医附属医院没有公共汽车,我有几次只能背着华婆婆去医院看病。若遇夜晚,大学路没有路灯,加上街树稠密,看不清路面,我很担心摔一跤伤着了华婆婆。一次,谢梅立回川医培训,半夜急病,还是我背着她去川医急诊。当时,一般人没有自行车;之后也长期凭票购买,还要按单位分配,而且必须到定点专门商店,去排队等候通知。

世事不断变迁,谢家的被拆迁却不变。1983年6月临江路65号院子被拆迁,谢家的一个十几间房屋的大院子,只返还他们四个小间,不到五十平方米的楼层房屋,只够部分孙辈们居住。谢伯伯和谢妈妈只好到贵州她大女儿谢梅立家居住,华婆婆重新回到南京她儿子家居住,我们两家三十多年的邻居关系才中断,但彼此来往却比亲戚还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其言甚善。

2014年,谢妈妈在昆明庆贺99岁白寿,谢朝崧夫妻和我两个妹妹赶去祝寿。谢妈妈见到他们,立即痛哭失声,说想念成都,不愿意终老异乡。她老人家的面容一点也没有改变,只是头发全白了。之后,她一一列举了当年的苦难和困惑。当她老人家夸奖我小妹既勇敢又聪明后,说“你大哥不容易”,接下来叹着气连说两声:好娃儿哟……好娃儿哟……

2016年5月11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92期  2016年9月16日—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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