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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卫: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新共识(图)

2018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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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极其重要的中期选举日益临近,而且存在着民主党即将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可能性不大)的现实前景,许多人都在猜测这种变化是否预示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会出现实质性转变。在我看来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不”。

其原因就在于,两党目前在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方面有强烈的共识。国会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人不仅在对华强硬政策的基本意向和内容上找到了共识,而且这种共识涉及到各个行业领域。不过,与国家层面的政要和精英相比,普通美国人和地方政界人士(州长和市长们)却对中国和同中国的潜在合作抱更加积极的态度。

奥巴马执政期间,一种新的全国和两党共识不知不觉地开始在美国尤其是华盛顿的政治圈子内形成。这种新共识与美国社会许多领域越来越感到中国开始变得日益棘手有关。

美国军方和安全部门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在亚洲和整个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开始觉得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挤压和歧视。外国非政府组织感受到中国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限制影响,许多人放弃了在中国的工作。学者们发现在中国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越来越难,因为档案馆、图书馆、访谈、实地调查以及其他机会越来越受限制。中国国内的安全部门加强了对外国人的监视,入境签证已经收紧。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开始在其影响力未曾到达的地区与美国发生冲突。最后,自从2017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开始担心中国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开展的“影响力活动”。

由于这一切原因,所有这些不同的行业领域在几年当中形成了对中国的广泛抵触。它代表着一种新共识,一种反华共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趋势是随着时间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也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思考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特朗普利用了这种新的情绪,中期选举也改变不了什么。其结果就是,中美关系处在了近30年来的最低点。

难以捉摸的两党共识

长期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难以就美国的对华政策达成两党共识,但两党通常会有共同点。

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戏剧性地对中国打开大门之后,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支持这种做法。尽管它具有历史意义,而且美国公众对中国显示出了好奇心,但国会里仍然有许多人反对“共产主义中国”,并且同情台湾。这种反对是跨越党派界线的。同样,1979年1月1日吉米·卡特总统大胆地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来国会和美国公众的支持,以及至少同样多的反对。虽然外交上的承认被视为对现实的务实认可(执政3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它仍遭到国会的台湾游说团和一些美国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老朋友被出卖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讷德·里根就是批评者之一,他威胁说,如果当选总统的话,他会推翻卡特的做法(最终他并没有这样做)。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美国媒体出现一种新的自由中国的时代思潮,美国社会也为之吸引。邓小平两次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中国的国际化总理赵紫阳身穿双排扣西装访问美国,给人们留下了积极的印象。一个脱离共产主义的、改革的新中国形象开始渗入美国人的意识。两党及全国也因此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共识,支持与中国的接触。美国游客、学生、公司、基金、银行和媒体开始大批前往中国。随着这种共识的出现,恰恰是里根政府(考虑到总统之前对中国的态度,真是有讽刺意味)为两国方方面面的交往打下了基础。

随后发生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6月4日,这种共识一夜之间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共识——震惊和报复。虽然多数人的观点是必须暂时停止“一切照旧”,但对于“惩罚”北京当局的力度和持续时间,以及这样做如何才能不伤害到中国“人民”,各方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人们的一致看法是两国关系要急剎车,要有选择地制裁中国,同时向中国政府提出恢复正常关系的“路线图”。它反映的是美国公众、国会、老布殊政府和第一届克林顿政府时期各党派人士的普遍心态。

随着美国的欧洲盟友和亚洲盟友放松对中国的惩罚,并在90年代中期开始重新与北京进行接触,第二届克林顿政府也开始了与北京的重新交往,但这未获得深层的、全国性的两党共识的支持。中国加入WTO的争议特别大,克林顿总统和小布殊总统需要动用所有政治力量才达成了中国入世的协议。

在克林顿之后的布殊政府(2001-2009年)期间,围绕着两面下注的“战略对冲”政策,某种新的共识再次出现了。该政策意在有选择地与中国接触,同时在亚洲地区内对其加以遏制。对中国的战略猜忌日益增加,这一新共识占了上风。奥巴马政府基本遵循了这种二元策略,但它并未动用军事力量或行使战略威望,来抑制中国在亚洲日渐武断的行为。

出现新的两党共识

进入到特朗普执政时期。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肯定是利用了这种日益高涨的反华情绪。甫一上任,他的政府就推出了《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都首次明确地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接着,特朗普政府制定了“全政府”和“全社会”应对战略,以便在广泛的问题领域强硬地对付中国。

如果美国政界对此没有深层次的跨越两党的共识,这样的战略就不可能制定出来,更不用说去实施了。虽然对把关税作为国家经济手段的效果有不同看法,但民主党绝对不会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事实上,希拉里·克林顿要是当选美国总统,很可能也会有类似的一系列政策。

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反映了国会的态度,也得到了国会的支持。正如我的同事罗伯特·萨特所写,国会在广泛的问题领域对中国进行了反击:中国的投资,尤其是试图收购高科技公司和资产;技术剽窃;商业和国安领域的间谍活动;针对大学校园和在民间社会的所谓“影响力活动”;渗透华裔小区;在美国骚扰中国公民;在美国限制言论自由;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及政治宣传;中国庞大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习近平招牌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美国感受到的挑战。

打击中国政府机构此等涉嫌违法行为的努力,最近被整合到了国会两党大力支持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8月份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年度法律,以及目前正在国会审议的十几项与中国有关的立法条款,都拥有来自各政治派别的奇怪的政治同床人。像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员)和约翰·科宁(得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就找到了他们之间共同的担忧,而且还与伊莉萨白·沃伦(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议员)、查尔斯·舒默(纽约州民主党议员)和帕特里克·莱希(佛蒙特州民主党议员)等民主党人携手合作。众议院也有类似的跨党派反华政治联盟。

就特朗普政府本身而言,它的联邦机构已经在“办”行政部门做出的政策决定,回击中国对美国的多重挑战。特别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他呼吁“全社会”一起对中国恶意的“影响力活动”做出回应。自从近50年前尼克松对中国开放以来,还从来没有哪届政府对中国有比这更多的恶意,并且愿意针对中国采取切实的行动。

由于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对中国的反感如此之深,一种真正的两党共识不仅已经形成,而且不太可能发生改变,除非习近平政权的对内高压和对外独断专行政策出现根本性逆转。过去50年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当人们认为中国在国内实行自由化,在国际上与美国合作的时候,两党才会形成有利于与北京合作的积极共识。中国的政策与行动如果没有实质性地朝着国内更自由、国外更克制的方向逆转,那么美国新的对华强硬立场就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由于无法预期习近平和北京当局会出现这种逆转,美中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有可能相当持久并且充满争议的时期。这是“新常态”,其存在有着真实的缘由。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转自中美聚焦(2018-09-2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6期,2018年10月12日—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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