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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洪:李洪林:百年道路话沧桑(八)

2016年09月01日

编者按:李洪林先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投身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李老于2016年6月1日病逝。为纪念李洪林先生,我们特转载这篇专访。

双周刊编辑部

(接第190 期

计划经济非改不可

沈洪:1984年,您赴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在那里,您感到实际工作上的改革开放比思想领域更加艰难,难在哪里?

李洪林:项南到福建当书记后,中央给了一些特殊政策,他可以大胆做一些事情。他邀请我去当社科院院长,还兼党组书记。因为省里领导很开明,所以在开展理论研究方面可以放开手脚。但当我接触到经济方面的实际时,才知道旧的计划体制是多么僵化,多么不易突破。当时福建常务副省长张遗,是项南的得力助手。我们俩很谈得来,他也常跟我发一些牢骚。他分管经济,最极端的例子是一次一条船的桅杆坏了,需要砍一棵杉树做成桅杆,但旧体制管得很严,但凡砍树都得经过国家批准,他气坏了,说我这个省长连给一条船批根杉木的权力都没有。

我在福建接触到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福日电视机公司。1982年张遗经手引进日本日立公司的技术,和福建电子设备厂合资,成立福日电视机公司。这个厂合资前有50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28000台,质量低劣。合资后,只增加了15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180000台,彩色电视机200000台,其质量是国内第一流的,并且打入国际市场,一下子赚了很多钱,而且还带动了一大批中国的小厂生产日立的零件,同时也提高了它们的技术水平。其实所谓“合资”,中方并没有另外花钱,只是把原有厂房作价入股(日方是运来全套先进的生产线作价入股)。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但是国家计委反对,派人来调查,认为它是日本的殖民地企业,还说了一些根本不懂现代经济的外行话。但是他们有权,就以权压人,卡这个厂子。当时副总理是薄一波,他亲自给这个新生的合资企业扣上“殖民地企业”的帽子。

于是我专门调查了福日电视机公司,写了一篇《福日公司调查报告》,用事实驳斥了那些无知有权的外行们强加给福日的帽子,这件事使我痛感计划体制非改不可。以前我的理论工作在中央,后来在福建深入实际的经历对我帮助很大,改革真是太难了。

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阻力很大,因为它要打破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实际上是打破各级长官对这些资源的垄断。夺了他们的权,怎么能不反抗呢?

理论不应为政治服务

沈洪:您从事理论工作多年,可以说是用亲身经历在体悟理论和政治的关系。笔杆子有很多种当法,“持不同底线者”有不同的命运浮沉。那么您坚守的底线是什么?

李洪林:共产党需要理论,自然是为自己的政治服务。这没有什么值得非难的。但理论寻求的是真理,真理总是稳定的。而政治却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理论要为这种政治服务,只能疲于奔命,实际上沦为当时政治的包装纸,很难再叫理论了。所以我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理论不应为政治服务,但可以研究政治,评论政治。如果谈到底线,我的底线就是六个字,“凭良心、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我还作了一副对联勉励自己,也送给朋友;

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

我把紧跟政治风向转来转去的理论家,比作追逐萤火虫的儿童,没有嘲笑的意思,而是出于同情。因为我也这样做过,太辛苦了,不但无功,反而有害。文化大革命时有两个词很时髦,一个叫“高举”,一个叫“紧跟”。只要权威人物一“高举”,下面的人立刻 “紧跟”。至于“高举”的是什么东西,当官的就不必管了,反正“紧跟”上头,“政治上”就没错。可是当笔杆子的就麻烦了,你得给那“高举”的东西讲出一番道理,做出理论上的包装。政治经常变,包装就要经常换。这不是和小孩在夏夜追逐萤火虫一样东奔西跑吗?最近听说,“宪政”又不能讲了。本来习近平一上任就号召“落实宪法”,落实宪法就是实行宪政。现在又有人不准讲“宪政”了。到底应该“紧跟”谁呢?理论怎么能为这种朝令夕改的政治服务呢?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主义

沈洪:不管是魏京生的批邓大字报,还是八九学潮中的激进学运领袖,激进派往往在历史的拐点处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您将之归结于偶然性,有必然的因素吗?

李洪林:对于个人来说,是张三还是李四出来扮演这个角色当然是偶然性。同样一个社会,同样一些事情,总有一些人看法比较激进,一些人比较缓和。其实“中庸”的原意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衷。“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是恰到好处,“庸”是有恒的意思,儒家用“中庸”表示道德的最高境界。按照它的原意使用这个概念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相反,偏执过激,爱走极端,往往连好事都给弄坏。更何况见风转舵,朝三暮四,就更为人所不齿了。在现实生活里,过激主义又往往容易风行一时。但是经过长期考验,风行一时的东西往往像流星一样很快消逝。为什么20世纪前半叶只有马克思主义风行世界?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激进。《共产党宣言》那种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极端立场,以及“我们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的许诺,对社会底层那些想改善自己状况的群众,以及一切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开始走向共和,但民国初建,百废待兴,群雄逐鹿,社会不宁。可是那时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远比今日为强。各种主义都可以自由亮相,公开竞争。马克思主义就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这个主义后来征服了中国,当然主要靠政治和军事力量还有苏联的援助,但这种主义的激进,确实能鼓动群众。

关于激进主义和现代中国革命这个大问题我就不说了。现在只说我亲身经历的两次具体事件。一是魏京生在西单墙写大字报批评邓小平。从邓的一生来看,他说一不二,只能独掌乾坤,实际上就是第二个毛泽东。在这一点上,魏京生没有批错。但是当时那个情况下,魏京生的大字报是不合适的。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刚刚开始掌握权力,毛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必须把毛留下的绊脚石搬开,中国才能前进。然而邓小平正在搬石头的时候,魏京生却把矛头对准邓小平,这是从背后向邓小平放枪。我1996年在纽约见过刘青(西单墙的积极分子之一),他说当时我们不同意他贴这张大字报,魏京生非贴不可。而事实上这张大字报果然起了作用,是促进邓小平更快地向左转。这就像是足球混战的时候,有人临门一脚把球踢进去了,但是踢到自己门里去了。魏京生那张大字报就起了这么一个作用。当然,当局为此把魏京生抓去,并且一下子判了十五年,是完全不应该的。一个青年人,就因为行使了一下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把他可贵青春葬送在监狱里面了。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胡耀邦坚决反对逮捕魏京生,但已无法挽回了。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1期    2016年9月3日—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