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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洪:李洪林:百年道路话沧桑(二)

2016年06月10日

 

编者按:李洪林先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投身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李老于2016年6月1日病逝。为纪念李洪林先生,我们特转载这篇专访。

《双周刊》编辑部

(接第184期

张治水,被摧毁的英才

沈洪:后来这个青年张治水的命运怎么样了?

李洪林:他也挨批了,成为当地的一个重点,被叫作“小彭德怀”,后来也是一辈子不得志。前些年我在美国写《往事回忆》时,把这件事写出来刊发在香港一本杂志上,张治水在深圳看到文章后通过杂志社联系到我,我们成了电话联系的朋友。去年我把他那封信全文摘录给《炎黄春秋》发表,寄杂志给他时,他已经脑溢血躺在医院了,他家人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已经瘫痪,不能讲话了,但还能听见,直掉眼泪。

这是多么杰出的人才!就这样坎坷一生,终于被埋没了。当年在庐山会议上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卑躬屈节逢迎毛泽东、昧着良心围攻彭德怀的那些中共中央委员们,如果站在张治水面前,能不感到惭愧吗?他们当时难道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真相一无所知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讲真话?如果这些人都能像张治水这样,如果他们心中多少还有一点良知,中国人民能被毛泽东坑害得饿死几千万吗?

可怕的中国农村,失去一切的中国农民

沈洪:讲讲你到农村后的情况。

李洪林:下放种地对我是一种惩罚,但却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抗日战争逃难时,也多次长期住在农村。那时农村生活也很苦,但是还没苦到这个程度,农民还有吃的,可以自己种地,支配自己。这一次我到农村去,真正是开了眼界:这哪里是农民哪,根本就是农奴,除了锄头镰刀这些小农具以外,他们已经失去一切生产资料,包括人身自由。土地改革时分到手里的田地,如今不但已不再归他支配,反而成为强制他们的牢笼了。每个农民都是听由公社支配的“社员”。他们不能脱离这块土地。有的地方就是出去要饭都得公社批准。农民连讨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这个程度!

我“下放”在北京周口店公社,秋收后被分配去打场,场头刘三爷是个慈祥的老人。他在场院有个小房,让我搬去一起住火炕。晚上他要看守场院,不能睡。但是他心疼我,让我先睡一会儿,到半夜再叫醒我吃白薯,他把秋收时遗落在地里的小白薯拾回来,用小炕炉烤熟,和我一边吃一边聊。他给我讲了很多农村的事情,特别是“公社化”时的“共产风”怎样弄得天怒人怨,才使我真正知道张治水那封信是多么正确。他还给我讲了许多农村干部为非作歹,欺压乡亲和荒淫无耻的情况,使我第一次了解到所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真相。所以那一段生活使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是难忘的。

“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何在?

沈洪:1962年您又参加了田家英领导的湖南调查?

李洪林:在那之前还有一段经历,1961年我刚从周口店回机关,又被下放到河北新城县高碑店一个生产大队当队长,管生产和整社。当时我们工作组三个人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农村历年来的粮食产量,结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单干的时候粮食产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公社不如高级社。粮食产量历年递减,这是非常惊人的调查结果,对我来说震动太大了,动摇的不光是公社化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

1959年我因为右倾而挨批,当然是很痛苦的,但是下乡真正接触了一下实际,就不光是痛苦,而且陷入彷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按照社会主义改造的世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1962年到湖南。这里我来过。1938年我从武汉逃难,在湘西的桃源和沅陵的农村都住过。“世外桃源”式的美景和宁静的田园生活,可以说记忆犹新。可是当我重新来到湖南时,这里的农村已经被“三面红旗”弄得面目全非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派田家英带了三个调查组去湖南,一个组去湘潭,一个组去湘乡,我去了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这是刘少奇的老家,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死人最多,有很多户死光了。大部分人屋里就剩一个破床架子,用几块破砖和石头临时搭的灶台。真是家徒四壁。大跃进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掌权者异想天开要“并村”,把农民从依山而建的房子里赶到水田里去盖楼。农民拉家带口还要喂猪养牛,根本没法集体住进那种一字排开的简易楼,只好又搬回已被废弃的原址。但原址已被拆得乱七八糟,修修补补也不可能恢复原貌了。这场可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真是把农民整个剥夺得精光!中国的农民实在是太苦了。

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在炭子冲一户农民家里看到的景象:这是个六口之家,男人饿病了躺在床上,女主人正在做午饭。我掀开锅盖一看:煮的是一锅青杏,混杂着粉碎了的稻壳!此外没有一粒粮食,也没有任何蔬菜,这就是他们六口人的午饭!我和大人说话时,四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拥在桌子周围,正在聚精会神寻找什么。我过去一看,完全被惊呆了:桌子上是一堆稻壳。孩子们正在从中寻找碾米时遗留下来没被碾破的稻谷颗粒。不论谁找到一粒完整的稻穀,便连忙塞到嘴里,慢慢咀嚼起来,那种珍惜和享用这得来不易的“美味”的神情,只有今天一个小孩含着一颗果仁巧克力的神情可以相比。当时我立刻想到,我们做饭时,遇到米里杂有稻谷都要检出来扔掉,如今竟变成这些孩子的宝贝!我们怎能对得起这些可怜的孩子!

这个组的调查报告最后由我执笔,我都如实写了。田家英说这份报告把对人的破坏写得很透,原样交给毛和刘。结果毛看了以后非常恼火,把田家英批得很厉害,田家英是个有担当的领导者,他自己把毛的批评完全承担起来,使我免遭一劫。毛对调查报告大怒这件事,还是别人告诉我的,田家英从未向我提起过。

告别马列,洗手不干了

沈洪:从湖南回京后您把马恩列斯的个人藏书全部卖给废品收购站,并要求“洗手不干”了。思想上有如此之大的逆转,却仍然只能服从党的工作安排?那这种内心与现实的冲突如何排解?

李洪林:回想当年入党时曾以自己从事人类解放事业而自豪,如今共产党把中国的农村搞成这个样子,如果不改弦更张怎么得了?但是党内久已形成的潜规则是“左比右好”,理论就是为这种左倾路线进行包装。我觉得我的理论实在没法为这种政治服务,讲真话就要犯错误,只有讲假话才行,我不能昧着良心做这种事,所以决心告别马列,“洗手不干”了:除几部线装古书和几本工具书以外,把历年藏书都卖掉了,并要求调动工作。当时政研室秘书长柴沫对我还好,安慰并挽留我。共产党员还有“个人服从组织”这条原则,所以我又留下来了。

陈伯达怕《思想界动态》再给他惹祸,已经把它停刊。湖南调查回来不久,田家英就让我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这个工作量很大,除了《毛选》,还要搜集所有他公开发表的言论。我一直编了一两年。编好后,田家英很欣赏,找了人民出版社用《毛选》的规格来出版一大本精装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作为内部专用书,发给中央委员、正部长和各地方一把手。说来可笑,我虽然告别了“马列”,却钻到“毛泽东思想”里来了。长期的编辑工作,使我对毛的“思想”滚瓜烂熟,要想从中寻章摘句,简直如探囊取物。

1964年这本书刚编完,原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扩大成为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当院长,副院长是胡绳和周扬,柴沫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由军队调去一个专职党委书记赵易亚。此人在文革中领导全院红卫兵夺了权,斗死了柴沫,然后就把我和丁伟志、王忍之、还有马仲扬(已故)整成“柴沫一小撮”,让我们一天到晚挨批斗、扫厕所,三九寒冬还要我们掏大粪,送到农村去施肥。

到1969年,陈伯达就解散了研究院,少数几个人留在北京,大部分人分配到河北省。河北把我们安置到汉沽国营农场当工人,我被分配到畜牧队,在鸭房养鸭子,后来又到机务队当副队长,在那里还学会了开拖拉机。苏联“老大哥”把淘汰了的链轨式拖拉机卖给中国,整个是一个大铁块,笨重之极,中国还当成宝贝。有一次我在水田里耕地,拖拉机脱了轨,只好用人海战术把拖拉机抬起来放到旁边,然后把链轨摆直,再把这个大铁块抬上去。

“农业学大寨”是一场灾难

沈洪:这就是您文革中的经历?

李洪林:是。1974年我从汉沽农场调到河北省委宣传部研究室,实际上就是河北省委的写作班子。这里写文章是“集体化”,大伙儿凑,而且在内容上也都得“对口径”,不能超出“两报一刊”的提法,以免犯错误。

我那时候很怀念延安的作风,人和人的关系很平等,大家都住窑洞、吃小米,穿的衣服也都一样,领导上没有官架子。后来到了政研室,领导上也都平易近人。到了河北省委宣传部,虽然一般同事都很朴实,但是有些官员太俗气了,官儿不大,文化不高,架子不小。所以我不爱坐机关,爱往外走,正好1975年冬要派工作组下乡去搞学大寨,我就主动去了。

去的地方是河北任邱县天门口公社。这次下乡又接触到一些过去没见过的新鲜事,像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样,我也可以说是目睹了不少怪现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是毛泽东促进中国工农业生产的两条万灵咒语。据说只要农业一学大寨,生产立刻就上去了。这一回到了任邱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学大寨是一场灾难,陈永贵搞的那一套对全国农村可是造了大孽。不管什么地方,都要“改天换地”,大搞水利工程。一是“挖渠”,一是“平地”。“平地”方面,要求“埂直如线、地平如镜”,结果是大量翻土,用生土盖住熟土造成平地,地就不肥了。在挖渠方面,最缺德的是不断重挖,因为每一任县委书记都要按自己的意志在地图上画出渠道走向,命令各公社重新挖过。所以当时有个口号叫作:“张书记挖了王书记埋,李书记上任又重来”。我到地里看过,确实是这样,不少巨大的幹渠挖了半截就不要了,新书记来了又另挖新的,不但浪费了大量人工,而且好好的耕地被挖得乱七八糟,挖渠翻出来的大量黄土,又覆盖了大片青苗。中国农民的血汗,就是这样被那些官老爷们任意践踏!这就是“农业学大寨”!

1975年底开始批邓,其实邓小平从1975年重新上台以后很得人心。文化大革命把大家搞苦了,他上来以后人们觉得还有希望。然而刚有一点希望又要批邓,所以群众的心又凉了……

接着周恩来又去世,我现在因为材料看得多了,才认识到周究竟是个什么人,但当时对周却非常有感情。那时已经知道他和毛的矛盾,他死的时候毛都不去看他一眼。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送周的灵车上八宝山的时候,整个长安街站满了人,我也很难过,当时就写到:

灵车一去不复归,忍教忠骨化成灰?

朔风街头人百万,热泪翻作雪花飞。

开春以后,“学大寨”运动结束,我也就回到石家庄。不久爆发了“四五”运动,人们借清明节悼念周恩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宣泄对毛泽东的不满。这是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即将崩溃的标志,因为人民群众已经公开反对他了。当时各省都奉命组织大规模游行,“拥护华国锋,声讨邓小平”,但这有什么用呢?民心向背不是谁能制造的。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5期  2016年6月10日—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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