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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洪:李洪林:百年道路话沧桑(九)

2016年09月16日

编者按:李洪林先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投身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李老于2016年6月1日病逝。为纪念李洪林先生,我们特转载这篇专访。

双周刊编辑部

 

(接第191期

第二件是1989年的学潮,过激主义对事情的破坏作用,我比别人更有切身的体会。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和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奉命去调解,5月13日他们请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率领正在报社座谈时局的十二学者作家劝说学生撤出广场, 回到学校,然后和政府对话。我们说服了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但是还得去广场直接劝说全体学生,因为这些要求民主的学生,并不服从自己选出来的代表的领导。这使我们很奇怪,要求民主的人,为什么自己不遵守民主规则呢?但在这个时候提出这种问题,已经毫无作用,我们这些书生,也只好直接到广场去,和绝食的学生面对面进行谈判。方法是用扩音器和大家讲,然后听学生们的反应。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快半夜时谈好了,学生只有一条要求,赵紫阳或者是李鹏跟他们见一面说几句话,他们就撤出广场回学校。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学生领袖突然冲过来,从戴晴手里抢去扩音器,大声对全体学生喊话,他像疯了一样怒吼:同学们,请你们跟我宣读“绝食誓词”!誓词最后有八个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的煽动力非常强,整个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都跟着他把这八个字连喊三遍,场面立刻完全失控,人潮涌过来把我们冲得谁也找不到谁了。

这次对绝食学生的劝说,就这样被一个激进分子搅得功败垂成。我是十二学者之一,当时正站在戴晴旁边,亲眼目睹那个学生领袖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这样亲自吞食了失败的苦果。那个场景,真是刻骨铭心!就那么一霎那,一个人把历史改写了。

5月17日有一个全市各界大游行,赵紫阳发表书面谈话,代表书记处承认学生是爱国的,实际上否定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定性,而且答应和大家对话。我觉得这正是撤离广场的最好机会,当天晚上约了于浩成和严家其再一次对绝食学生进行劝说,我们三个人到广场上去找学生绝食指挥部。严家其跟学生有交往,比较有威信,我和于浩成平素和学生没有什么接触,不过是写的文章有点影响。实际上学生们在广场上也很困难,有些人长时间不喝水晕过去了,有些人躺在地上起不来了,真是毫无必要地硬撑着。我说你们没有到非死不可的程度,为什么非绝食不可呢?政府已经答应对话,有意见提意见,能对话就对话。况且赵紫阳也表态了,这个时候体面地撤回学校多好呀!学生指挥部的人也同意了,但当时指挥部有人不在,他们答应,等指挥部的人都回来就可以作决定,并表示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学生都撤走,于是我们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到广场一看,学生还在那儿,我知道一定是指挥部里有人要坚持绝食斗下去,因为在这种场合,不在乎多数少数,总是最激进的“豪情”压倒冷静的理性,于是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事端,就这样又一次被激进主义断送了。古人说:“凡举事,勿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这些人做的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谁是“六四黑手”?

“六四”事件过后,当局曾大抓“长胡子的黑手”,其实绝食学生背后哪里有什么“黑手”?促使他们绝食的乃是激进的思想方法,是他们在课堂上和社会上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过激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最大特点是反应过度,走极端。青年学生反对腐败,要求民主,完全可以一边上课一边循正常途径提出意见,一下子就要拼命(绝食就是拼死相争),实在大可不必。在这一点上,我对“天安门四君子”在“六四”前夕到天安门去参加绝食的行动,是很不赞成的。他们作为比学生年长的老师,本应理智地劝学生停止绝食,但他们反而去助阵,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黑手”,无非也和学生一样,在过激主义的驱使下,用自己过激主义的行为,使学生更加过激而已。

那么,“六四”事件有没有人在背后操纵呢?我觉得有,但他们不是在学生背后,而是在学生对面。我总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推学生犯错误。他们蓄谋激怒学生,引诱学生冲过来,以便掉到他们已经挖好的陷阱里去。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只有对付“动乱”才能“师出有名”。而且他们希望乱子闹得越大越好,只有那样,才能把党内外的“自由化分子”一网打尽。果然,学生中计了,坐在广场不走。于是“戒严”、“平暴”、大逮捕、撤换赵紫阳,如意算盘一步一步都实现了。如果学生“见好就收”,及时走人,那才真会有人大失所望!因为他们调来的“平暴”大军扑了个空,只能无功而返。原来天安门广场的“暴徒”都回学校上课去了,你来“平”什么“暴”?我在《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里,对此事有详细分析,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八十年代,改革从开始到夭折的十年

沈洪:之前咱们聊了很多80年代的事,现在很多人谈到改革就怀念80年代的改革气象。但也有人认为,正是由于80年代不彻底的改革留下许多制度性的问题。不知道您怎么看80年代留下的正面和负面的遗产?

李洪林:所谓80年代这个概念,我看是从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年,可以说是改革从开始到夭折的十年。人们怀念它,是因为这十年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总书记。胡绩伟把它叫作“胡赵新政”。新政就是改革,当然值得怀念。其实这十年过得很艰难。你提到有人埋怨八十年代改革不彻底,以致留下许多问题。这真是太不体谅改革者的苦衷了。应该看到反改革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刚有个决定改革的三中全会,就来个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强硬派把这“四项原则”当作“四个凡是”,用来束缚改革的脚步。几乎每一步改革都得经过艰苦的斗争。实际上改革就是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只不过改革是共产党审时度势主动放权,而不是被人夺权。毛的时代,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已全部归公了。“公”是空的,总得有人来掌管。谁来掌管呢?自然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但掌管这些资源和权力的“代表”并不是人民真正普选授权,因此人民也无权监督和罢免。而权力腐蚀人又是绝对的规律,于是掌权者便成为实际上拥有手中资源的特权阶层。所谓改革,就要使他们放弃权力,怎能顺顺当当呢?连一个人民公社,都改了五年,才在全国范围内把它改掉,使农民有了自主种田的权利。然而最重要的土地所有权还没争回来。至于支配工矿能源交通金融信息等主要经济资源的权力,到现在都还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不准民间染指。其实市场经济的基础必须是私有制,而中国仍然以公有制为主,怎么能有完全的市场经济呢?至于政治方面,一党专政到现在都没有丝毫松动。而且就是这种有限的改革或新政,都是几经拉锯才得到的。“六四”之后,改革就完全停止了,全国来个大倒退。也就是回到计划经济。所以从1989到1992连续三年“经济疲软”,这才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经济搞不下去,政权还能保持下去吗?邓小平着急了,而且发了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所以改革又重新上路了,当然只是经济改革重新上路,至于政治改革,“六四”以前就已停止。

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

沈洪: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

李洪林:文革是一党专政和毛泽东独裁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它把这种制度的弊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就摧毁了这个制度的基础,使它非改不可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革催生了改革。但是不能说文革是改革的前身,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因为文革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管有没有文革,社会主义体制本身早晚都会走到改革的大门口,不改革日子就过不下去,掌权者的位置就坐不稳了,所以掌权者本身也感觉到改革的需要。中国的改革就是这种条件催生的。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样。苏联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起初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虽然没有从制度上做什么,至少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让人知道这个大独裁者的罪行,能够从迷信下面解放出来,敢说一点话了。戈尔巴乔夫就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他主动提倡“新思维”,使人进一步从共产党的“党文化”下面解放出来,这就开启了苏联改革的大门,使这个共产帝国统治下的各国人民获得解放。越南没有文革,现在也得开始改。缅甸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军人统治,也是一种极权制度,现在也在内外压力下把昂山素季放出来了,古巴现在看那日子也过不下去了。所以说改革是那个制度本身的矛盾迫使统治者不能不改弦更张的结果。当然,不改革也可以,那就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来个总爆发引起革命,那时统治者即使想改也来不及了。

其实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陷入危机的时候,掌权者离开这条道路另找出路的结果。出路是什么?就是把手松开,不要再垄断一切。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掌权者恋栈,不肯交权,其实主动交权不是坏事情。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就是想靠强大的军事和秘密警察的暴力“维稳”而被人民用暴力推翻的。因为归根到底是“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军方发动政变,想恢复旧制度,但人民不答应,所以叶利钦的“反政变”胜利了。这个例子很有意义:俄罗斯虽然经过反复,毕竟没有演成内战。今后这个国家在走向民主的路上或许会有曲折,但是谁想复辟社会主义,人民已经不会答应了。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2期  2016年9月16日—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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