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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洪:李洪林:百年道路话沧桑 (六)

2016年08月05日

编者按:李洪林先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投身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李老于2016年6月1日病逝。为纪念李洪林先生,我们特转载这篇专访。

双周刊编辑部

(接第188 期

两个《历史决议》,都是为政治需要服务

在中共笔杆子里面,胡乔木坐的是第一把交椅。他深受毛泽东和邓小平两朝重用,是两个《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执笔人。本来历史就是史实,秉笔直书就是了,对历史要作“决议”,可见重要的已经不是史实,而是掌权者的政治需要,为此必须歪曲历史。1945年在延安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1981年在北京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为了把垮掉的毛泽东的权威重新树立起来。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我也参加了。只不过1980年5月,我得罪了胡乔木,就不让我起草了,其实事情的起因和起草决议没有关系。当时社会上都批评“长官意志”,有人很不舒服,反驳说:“难道要没有意志的长官吗?”我写了一篇短文《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认为这篇文章会助长无政府主义,要我另写一篇“挽回影响”。但我始终没写。所以他大怒,后来专门召开一次历史决议起草组扩大会议,特地邀请一些理论界名人参加,专门批判我那篇文章。不料这个批判会只有他一个人发言,他致完开幕词就冷场了,与会者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一个人讲话,我也只是“洗耳恭听”,并未起来检讨。从那以后,他就不让我起草决议稿了,但我仍是起草组成员,开会时照旧通知我参加。这大概因为我作为起草组成员,是胡耀邦调来的,还多少给他留点面子吧。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邓小平反复叮嘱的:“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毛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举他的旗,走他的路。

沈洪:您评价邓小平走的是非毛化的道路,举的却是毛的旗帜。如何理解他的既举又反?

李洪林:他只是在经济问题上反毛,把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这是反毛的,但是也不完全,因为中国只是半拉子市场经济,到现在为止,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都不准私营经济进入,还是国有经济,国家就是与民争利,我这个锅里的肉汤谁也不能染指。商品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只有私营经济才能构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毛是百分之百消灭市场经济,邓是松开一部分地盘,让私人资本和外资进来,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资源,到现在都牢牢掌控在国家手里。货币本来是最重要的一种商品,但人民币至今都不能自由兑换,这算什么市场经济?

至于政治上,邓是百分之百的毛派。毛泽东留下来的遗产就是一党专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邓扛的就是一党专政这面旗,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是要把毛的这份遗产高高供奉起来,千秋万代传下去。

本来是毛泽东的暴政夺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压弯了活着的人的脊梁骨,窒息了中华民族的生机,把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所谓改革,就是和他决裂;只有和他决裂,才能使中国完全转上现代文明的轨道。可是邓小平却恰恰要重新高举毛旗。这就预示:改革将在他的手里断送,除了把市场经济稍微放松一点,以便权贵发财之外,政治上将完全继承毛的一套。

中国改革的旗手是胡耀邦

沈洪:1982年,邓力群被任命为中宣部长(一次会议上的突袭),王震成为中央党校校长,之后《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副总编王若水被免职。接连丧失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三大阵地,胡耀邦当时完全没有还击之力吗?

李洪林:人家一个一个拔掉他的阵地,他不是不知道,但他在共产党这种内斗方面,太软弱了,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把自己的阵地收拾个精光,而无还手之力。谈到胡耀邦,我认为他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得人心的一任总书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没有哪一个能超过他。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胡耀邦发起的,不是邓小平。因为批判“两个凡是”、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没有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国转不到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领导理论大军打破毛泽东的思想枷锁,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解放处于奴隶地位的“地富反坏右”,使他们抬起头来成为一个“人”,还是胡耀邦。所有这些被胡耀邦解放出来的干部群众和“五类分子”连同他们的家属,总共有一亿多人。他们常年都抬不起头来。如今一下子翻了身,这给整个社会增添了多么大的活力!经过毛泽东二十八年独裁统治,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在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上,如果没有破釜沉舟舍身一搏的勇气,谁敢冒这个风险?在那个时候,只有胡耀邦敢于挺身而出。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真正的“勇者不惧”。没有他一马当先披荆斩棘,中国怎能转上改革开放的轨道?

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中华民族将永远铭记他的不朽业绩。但也有他的弱点。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必须有自己的班子、幕僚、助手或智囊,叫什么都可以,反正不能孤家寡人。这些人是他可以依靠的心腹和爪牙。爪牙不是贬义词,就是像老虎一样能够自卫,能够捕杀敌人。胡耀邦却清纯得很,既没有心腹也没有爪牙,真是两袖清风,这是一个优点,但也正是他致命的弱点。他身边没有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的智士;没有一个在危急时敢于奋不顾身、为他冲锋陷阵的猛将。虽然他拥有一支思想解放的理论大军,却都是“神交”,只是精神相通,毫无私交,连朋友式的来往都没有。这么孤零零的一个“光杆司令”,面对那些武装到牙齿、精于内斗的“同志”们的围攻,怎能不束手就擒呢?

共产党的党性和胡耀邦的人性

沈洪:郑惠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及此事,他认为胡耀邦不太保护下属。您的文章里也谈到胡性格上的宽容与软弱,为什么改革派总是斗不过强硬派?

李洪林:郑惠说得不错,胡耀邦是有这个缺点。就拿我来说,他对我是很看重的,中宣部管干部的副部长廖井丹在我去报到时就告诉我,耀邦想要培养我,还打算过些时把我放到省里去锻炼一下再回来。但是当我在中宣部遭邓力群围攻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我也不去找他,我有我的自尊。我知道在这方面他太软弱,找他是给他出难题,所以我只是单枪匹马和围攻大军苦战。再比如党校的理论研究室是他一手创建的,吴江、阮铭、孙长江三个人是他领导思想解放的得力闯将。《人民日报》的胡绩伟也是他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王若水、刘宾雁都是他所看重的。但当这些人受难的时候,胡耀邦一句话都不说,一点都不保护,听凭邓力群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搞掉。这样他自己就没有一个真正靠得住的顶梁柱来支撑。中国有句古话是“士为知己者死”,虽然有点封建思想,但是要想搞政治,领导这个国家,这个党,你一个人怎么能行?怎么带动这么大的一个机器?况且党内斗争这么尖锐,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阵营那样强大,想当总书记的人玩弄起政治手腕来又比他老练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胸无城府身无铠甲的胡耀邦被人拔掉,其实是必然的。

另外还有一点更根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不能容忍他的人性。打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这个党就崇拜极端,崇尚暴力,它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强制消灭一切阶级,实际上是消灭一切异己,把人们赶进“天堂”。在这个意义上,“左”是它的本质,尤其在中国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很深的国家,崇尚极端的共产主义在专制主义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必然产生比秦始皇更可怕的现代暴君。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真是一点也不假,他所培养的干部,他留给这个党的传家宝,他所代表的“党性”,乃是和人性绝不相容的一种性格。这种党性,在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能把自己的亲密战友置于死地的人,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具有这种党性的党,怎能容忍胡耀邦这种充满人性的“仁者”当总书记?

其实胡耀邦之所以能当上总书记,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1976年的“四五运动”所发出的政治信息,不光是人民对毛泽东已经厌倦,同时也表明人民不再相信共产党了。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折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使共产党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真是陷入“亡党亡国”的窘境了。在这个时候,是谁让这个党渡过难关,起死回生呢?

是胡耀邦,不是华国锋也不是邓小平。

华国锋抓了四人帮,功不可没,但他的“两个凡是”还是沿着毛的绝路往前走,既救不了国,也救不了党。

邓小平是1977年中才出来工作,到1978年底才掌握实权。在此之前,平反冤案、解放干部、解放思想,全都是胡耀邦一手运筹和领导的。那时,包括华国锋和邓小平在内的整个共产党,对胡耀邦都是支持的。因为他使这个党重新获得民心,因而获得了合法性,安全度过了统治危机。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众望所归,至于开会选举,当然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9期  2016年8月5日—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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