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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洪:李洪林:百年道路话沧桑(三)

2016年06月24日

 

编者按:李洪林先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投身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李老于2016年6月1日病逝。为纪念李洪林先生,我们特转载这篇专访。

双周刊编辑部

(接第185期

毛泽东形象的破灭

沈洪:您在《往事回忆》里记述了唐山大地震后的一些怪现状,比如救灾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救灾物品第一紧要的是毛的书和像,还有个老翁因失手打碎毛的石膏像而遭枪决。能否认为,这些亲眼所见的荒谬是您不久后的《领袖与人民》、《科学和迷信》等文章的催化剂?

李洪林:对,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他所造就的无知而有权的长官们的胡作非为,以及这些年来对人民思想上和社会风气的毒害,都促使我重新思考。毛去世后,我在唐山的追悼大会上还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坐在毛的像前,装出痛不欲生的样子,一边干嚎一边喊着“唉呀,毛主席啊,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啊!”就像以前出殡时的专业“哭丧妇”一样,虽然只是干嚎,并没有眼泪,却能嚎出抑扬顿挫。如今在毛的追悼大会上也有“哭丧妇”来凑热闹,实在大煞风景。毛泽东几十年的高压和愚弄,居然能把人的精神面貌扭曲到这种程度,真是叹为观止!

我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一直住到1976年底,纤维板搭的抗震棚很冷,晚上毛巾都冻成冰片。但我实在不愿意回机关去看脸色,所以几次轮换我都不走。十月间听到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整个指挥部都沸腾了。有人立即去买酒,但买不着,所有的酒都卖光了。可见人心的愤怒已经到了临界点,对毛彻底失望了, 本来四人帮就是毛的四条狗,但是这层窗户纸到现在还不肯捅破,毛的头像还高挂在天安门。这一点我很佩服吴祖光,他在政协大声讲,毛泽东罪恶滔天,要把他的像从天安门上撤下来,把他的尸首从纪念堂里扔出去!我觉得吴祖光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里少有的硬骨头之一。

老友不忘,重返北京

沈洪:后来您怎么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工作?

李洪林:出于政研室的老朋友洪廷彦和丁伟志的关心。他们在北京都恢复工作了。丁伟志建议吴江(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把我调到党校去。洪廷彦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也向杨振亚馆长举荐我。杨馆长看过我当时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脑力劳动的历史命运》。(这篇文章影响较大,涉及十九年前我对张春桥文章的批评。)杨完全赞成我的观点,听了洪廷彦的推荐,马上派人到河北去,把我调来,专门负责筹备建党28年党史展览。同时还解决了我全家的北京户口。

历史博物馆的党史展览原来已经准备了一个基础,但都是文化大革命那套思路:整个展厅里全是红海洋,大红标语、语录,都是为了突出毛泽东一个人,比如建党那部分,连陈独秀都不提。为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我和博物馆的同事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把这个陈列修改得比较真实了。其所以说“比较真实”,是限于党内高层所能接受的程度。特别像“党史”这种东西,要摆脱政治,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沈洪:原来1958年您就和张春桥交过手了。争论什么问题?

李洪林:1958年张春桥在上海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他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鼓吹平均主义,攻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否定按劳分配制度,把现实的社会差别都说成“等级制”。这篇文章被毛泽东看中,亲自加上按语,命《人民日报》转载,于是立刻风靡全国。正常的社会分工和差别都成为谴责的对象,一些学生不但群起著书立说,而且要上台讲课。连医院里的分科看病和医生与护士的分工,也都成为“资产阶级法权”而受到责难。当时我并不知道张春桥这篇文章的后台是毛泽东,只知道不能让这种缺乏常识的文章误人子弟,贻笑大方。所以前后写了两篇文章批评张的观点,不过没有指名道姓。大概《人民日报》早已意识到张春桥那篇文章的问题了,所以我那两篇文章都发表了。我也很高兴,能为扭转左派幼稚病出了一点力。谁知到了1959年反右倾时,这两篇文章顿时从“香花”变成“毒草”,反倒成为我一贯右倾的罪状了。

中国有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知道连二十年都不到,1977年我的“毒草”又变成“香花”了。因为邓小平刚恢复工作要抓科技,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脑力劳动又吃香了。《光明日报》编辑部从旧的《人民日报》上发现当年我那两篇批评张春桥的文章,专门派编辑到石家庄向我约稿,于是我就按照原来的思路写了那篇《脑力劳动的历史命运》。

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

沈洪:当时您又如何获得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这一兼职的呢?

李洪林:我还在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起草小组就经常找我开会。并没有人告诉我说谁让我参加起草组,可能是胡耀邦,因为他喜欢我的文章,而且指名把我调到中宣部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写过一篇批毛的文章《科学和迷信》。我觉得,如果不从毛泽东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中国不可能从泥坑里爬出来,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大道。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打破毛的枷锁,但是谁也不从正面提出这个问题。于是我就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现代迷信”就是毛泽东。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王若水、汪子嵩,社长胡绩伟都要发这篇文章,但总编辑秦川为了稳妥不敢发,就把稿子退给我了。

后来《中国青年》杂志复刊找我约稿,我就把这篇文章给了他们,他们给胡耀邦看,他拿红铅笔改了几个字,建议用“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并嘱《中国青年》问我同不同意不用我的名字发表,我说那当然好了,“特约评论员”更有权威。因为这篇文章,胡耀邦当时就知道我了,1979年筹备理论务虚会时,他就决定调我进中宣部。我在历史博物馆做完党史展览后,到中宣部报到并且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组了。

沈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是个什么规模的组织?

李洪林:规模不大,也就十来个人。起初是起草建国30周年的叶帅讲话,接着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住在玉泉山,工作环境很好。不过我在中宣部工作很忙,家里还有二老重病卧床需要照顾,所以不能全天参加,只是开会时去一下,平时都在城里,白天上班,晚上回家。那时我虽然写了很多文章,但一概没有稿费。我的工资还是二十多年前的148元,根本没有钱给父母看病。他们只能躺在家里熬时间。我晚上回家能陪陪他们,使他们在走向生命尽头之前,每天能看到我在跟前,能够听到我的声音,还能感觉到我的手在抚摸他们——这就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安慰,最好的“医疗”了。

记得老友吴祖光写过一幅大字悲叹自己的命运。但他不写“生不逢时”,而是写“生正逢时”。这是多么挖苦!又是多么痛心!寥寥四个字,真把我们这种人的命运说绝了!等到后来我有能力给父母看病时,他们早已去世了!“子欲养而亲不在”,我是多么“生正逢时”啊!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6期  2016年6月24日—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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