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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洪:李洪林:百年道路话沧桑(十五)

2016年12月12日

编者按:李洪林先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投身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李老于2016年6月1日病逝。为纪念李洪林先生,我们特转载这篇专访。

双周刊编辑部

 

(接第197期

“党文化”给中华民族造成空前绝后的灾难

沈洪:网上流行一个段子:这世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谈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逻辑和常识的匮乏,根源在哪里?能如何改变?

李洪林:这种段子就是讽刺现实,要是能公开表演的话,都是说相声的材料。这里所挖苦的“中国逻辑”,其实离不开“中国特色”,都属于“党文化”的范畴。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党文化”控制了整个意识形态,连道德和宗教都不能幸免,全都成了政治的婢女,失去了自己的底线。连人类的伦常都被政治压垮了。你大概知道北京大学曾经出过一个圣女林昭,她就是因为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挺身对抗“党文化”而惨遭杀害的。最近我又听到一个能摧毁人类良心的惊天惨剧:文化大革命时,安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检举他妈妈反对文化大革命,并要求立即处死他的生身母亲,结果这位伟大的母亲果然被捉去,并且真的被判了死刑。这个被“党文化”教育出来的革命小将,居然亲自出席公审大会,亲眼看着刽子手怎样把子弹射入他妈妈的脑袋!

毛泽东亲手培养的“党文化”,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绝后的精神创伤。无论夏桀和殷纣,无论周厉王和秦始皇,也无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和明清两代的文字狱,都比不上“党文化”对整个民族伤害之深,这是精神世界的内伤,它抽掉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脊梁骨,消灭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独立人格。“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毛泽东比古今中外所有暴君都高明的地方是:他不单靠杀人立威,而是“群众路线”,他给所有的中国人提供了两种选择:或是斗人,或是被斗。因此凡是斗争运动一来,为了免于被斗,便只好去参加落井下石的“义举”。所以历年的思想斗争运动,虽然被斗的对象很少,但多数参与斗争的人,早已被吓得魂不附体,而这正是毛泽东所需要的震慑效果:使中国人都成为匍伏在他脚下的奴隶。

当然,为了压服这些奴隶,统治者还需要奴才,而毛泽东的统治果然也培养了一批奴才。虽然绝大多数人天良未泯只能当奴隶,但少数丧尽天良的人却可以当奴才——攀附权势的打手。奴隶的精神创伤当然是中华民族的苦难,但奴才的卑鄙无耻不也玷污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使中国人为之蒙羞吗?

至于说到“党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破坏是“绝后”的,那是因为物极必反。在世界文明大潮的冲击下,产生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的土壤已经崩塌。虽然新启蒙运动处处受压,但是“党文化”的生命力已经衰竭。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乱象纷呈,逻辑和常识的匮乏,来源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更可怕的是已经没有一种道德底线来维系整个社会,因为诚信已经从上而下地丧失了。现在,电视台节目不少,但是可看的不多,没有一个敢于直面现实,深刻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屏幕上看到的都是吃喝玩乐、歌舞升平,再就是庸俗不堪,简直就是文化垃圾。把思想束缚得这么厉害,人们怎么能有很高尚的、更优美更深刻的东西拿出来呢?好在有了网络这块园地,现在网上什么都有,毛的像在天安门上挂着,但在网上他却是嘲讽对象,你举的那些段子,在网上更是铺天盖地。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所谓“主旋律”的日暮途穷,已经没有吸引人的东西了。当政者们自己对所宣传的“主旋律”,也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老百姓就更没兴趣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没落,也正是一个走向思想自由的过渡阶段,在新秩序建立之前,思想文化上的乱象是难免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中国进步的必经阶段。

中国学不了新加坡

沈洪:2007年,谢韬老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发广泛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关注“中国模式”的提法,最近几个月,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至少三次提到了有关新加坡政治体制的内容。道路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且争议不断,您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往何处去?

李洪林:这个问题很大,我想分成三个问题来谈。先谈新加坡问题。

中共党内早就有人羡慕新加坡了,他们羡慕的是李光耀式的威权统治,也就是说威权统治可以使国家现代化。这就是所谓“新权威主义”。

新加坡应该算是还不成熟的民主国家。它虽然有普选,有三权分立,但人民的自由度却受到威权的限制。例如,谁要是批评了掌权者,就有可能被控以“诽谤罪”。而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即便面对错误的指责,也会一笑置之。所以有这样的评论:“新加坡有民主,没有自由。”

另外,不管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只是它的权力来源不同(或选举,或任命)和有没有客观的监督和制衡。至于日常施政,都是行政首长负责,其政绩之优劣仍取决于行政首长。正如一个企业不论规模多大,虽然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有最终决定权,但企业的业绩可说完全决定于总经理或首席执行官。新加坡地处两洋航运枢纽,得天独厚,曾为英国殖民地,受现代文明熏陶多年,法制完备,经济发达,居民素质较高,生活较富裕。在这种条件下,当政者只要严格依法办事,不胡作非为,它的政治生活就能平稳运行。而十几亿人口的中国,饱受几千年专制统治,至今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多民众有冤都找不到申诉的地方,背井离乡到北京来上访,又会被本省派驻首都的“截访”人员捉住,押回老家去。这样一个大国,怎么能和新加坡相提并论呢?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其次谈谈“民主社会主义”问题。

包括谢韬在内,党内有些人想使中国走上北欧一些国家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我是把“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当作一个词来使用的。)他们觉得这是中共容易接受的改革方案:“社会主义道路”没变,共产党领导没变,只是加点“民主”,当权者阻力会小一些吧?

这种建议,用心良苦,其实没用。

第一,社会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用公有制来代替。消灭不平等才能避免有产者剥削无产者。

第二,社会主义认为商品生产必然因竞争而产生无政府状态,必须用计划经济来取代。

谁来占有生产资料呢?社会。谁来制定计划呢?社会。所以这种思潮叫作“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呢?那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打碎旧世界,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剥夺“剥夺者”,实现公有制,按照社会主义蓝图把整个社会建成一架大机器,每个生产单位,每个劳动者,都是它的部件和螺丝钉,都必须严格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和工作。

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行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走俄国人的路”,实行的也是这种原教旨社会主义。

恩格斯晚年曾经提出“和平过渡”的问题:利用民主制度,通过议会道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但那只是无产阶级不必使用暴力就能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接下来自然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 这不还是经典的社会主义吗?

但是现在一些北欧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早就和经典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现在这些国家都是属于自由民主世界,经济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经济生活都在真正的市场经济轨道上运行,只是在社会政策上,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较为偏重“劫富济贫”罢了(高税收,高福利)。但这种政策得有个限度:至少使投资者有平均利润可赚。过了这个底线,资金就拔脚走路,不在你这里挨宰了。那结果是任何执政者都受不了的,因为选民不答应:那就意味着企业倒闭或转移,工人失业,社会不稳,财政告急,政治危机就来了。

也正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完全是在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框架之内,所以和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两条路上跑的车。硬把它们捏在一起,只是为了给共产党搭个台阶,让它从一党专政的楼上体面地下来而已。然而这种愿望乃是与虎谋皮。如果掌权者没到走投无路的时候,绝不会对这种苦口婆心的劝说感兴趣的。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8期  2016年12月9日—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