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沈洪:李洪林:百年道路话沧桑(四)

2016年07月08日

 

编者按:李洪林先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投身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李老于2016年6月1日病逝。为纪念李洪林先生,我们特转载这篇专访。

双周刊编辑部

(接第186 期
 

在中宣部的日子

沈洪:1979年-1982年您在中宣部理论局任副局长,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洪林:理论局是中宣部分管全国理论动向的职能部门。当时分三个处,并且编印一种不定期的《理论工作动态》。

我在中宣部时除了日常业务以外,还用很大一部分精力组织双周座谈会。因为理论务虚会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在理论方面抓得最好的一次,会议的思想活跃程度也是中共历史上空前的。为了使它不至于“绝后”,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定期开小型理论务虚会,也发简报,一方面给上面送,一方面给各省发,这样就能把思想解放的势头保持下去。于是我找胡耀邦商量,并建议由他亲自主持,他完全同意,并决定每两周开会一次,同时叫我马上筹备。可惜后来这个会开得并不多,因为胡耀邦当总书记后,事情太多,而且1980年就不兼中宣部长了。

他一离开中宣部,我的日子也就日益艰难了。其实我刚调去中宣部时,在北大读书的孩子少民就不赞成我去。我说,我可以通过中宣部促进思想解放。他说,要促进思想解放,就得解散宣传部。看来,还是年轻人正确。我去中宣部,只是在胡耀邦当部长时做了些事情,王任重继任部长时,曾有意继承胡耀邦的路子,所以对我也很信任,1982年让我筹备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并且给他起草开幕式讲话。这个会是胡耀邦决定召开的。大家都满怀信心,想把它开成第二次理论务虚会。谁知开会中途发生“政变”,王任重的部长职务,突然被邓力群取代,于是我就步入险途了。

文革前邓力群和我都在沙滩大院,互相认识,但没有直接领导关系。文革后我回到北京,他很看重我。那时我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他特别批准我到书记处研究室去看甲级文件,得以开阔视野。我也很尊重他,文章写好后常常请他提意见。但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由于思想不一致,接触就少了。特别是他要我和研究室的人共同搜集整理郭罗基的材料,被我拒绝,关系就恶化了。不过我此时是在中宣部工作,不归他直接领导。等到1982年邓力群到中宣部当部长后,就该收拾我了。

他就任部长后,立即派我去上海调查给中央提出批评意见者的姓名,我很委婉地拒绝了这个命令:“人家给中央提了点意见,就去追查,这样做不合适吧?”但他坚持要我去,结果我就是不去。于是他就把我“免职”了(还特别交代:不是“撤职”,即不是处分)。然而他把我撤下来,既不给我分配工作,也不放我走,而是把我挂到1983年整党时来整我。他组织了五次全宣传部的大会批判我一个人。据我所知,中央机关没哪个单位是这么整人的,部长在整风时自己不作检查,却把不顺从自己的人拿出来大批判。我已经被逼到墙角,只能挺身奉陪。好在他还没有剥夺我的发言权,所以我能针锋相对予以回击。最后他任何帽子也没给我扣成,只好放我走了。

“四项基本原则”是怎样出来的?

沈洪:1979年理论务虚会,为何一个“不设禁区、不下禁令”思想高度解放的会议,会以一篇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收尾?此文对中国政治和思想界的影响如何?

李洪林:这是个180度的大转弯,我体会特别深刻,因为理论务虚会开始时,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找我给华国锋准备闭幕式讲话,他们讲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都是一致的,就是解放思想,大胆地讲,让思想界整个活跃起来。于是我一边参加小组会,一边起草华国锋讲话稿,春节休会前我已经写好讲话稿交给胡耀邦和胡乔木看,大体上好像还可以,然后就排版,排个大样又送上去,之后再没有消息了。

春节以后事情就变化了,华国锋也不讲话了,改由邓小平来讲。为此专门成立一个由胡乔木领导的新起草组,成员有我、吴江、宋振庭、滕文生四个人。胡耀邦领着我们到邓小平家听指示。邓的基本调子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严厉批评社会上的大字报和民间小报,以及社会上的乱象。原来1978年底给四五运动平反,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文化大革命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都爆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暴露得非常醒目,整个社会都沸腾了。所以务虚会开会时,上面批下来两个文件给会议参考,一个是上海市告急,一个是四川省告急,说社会上乱得很,每天都有人到党委和政府部门闹事,他们都办不了公了。

邓小平批评社会上的乱象,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批评党内这只手太软,他讲过两只手都要硬,抓经济、抓思想,实际上就是批评胡耀邦。这以后我们起草组再没开过会,闭幕式上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实际上是胡乔木一个人起草的,直到3月30号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时,我才第一次听到具体内容,确实是180度大转弯,从“两个不要”变成“四个坚持”,对比太鲜明了!我分析邓小平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除了刚才谈到的社会形势以外,还跟西单墙的一篇大字报有关。

《中国青年》复刊号出版时,被汪东兴批评“没有突出华主席”,要求杂志全部收回,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有人把《中国青年》复刊号一页页摊开贴到西单墙上,吸引了很多人来看,接着贴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西单墙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1979年一月下旬,正是理论务虚会休会期间,一个青年人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直接批邓小平。邓小平起初是支持西单墙的,他讲过“鸦雀无声不好”。他和叶剑英都支持大字报这种形式,支持群众自由表达意见。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又恢复工作的一些老干部是反对大字报的,正好,魏京生的大字报被这些老干部抓到把柄。彭真就直接把这张大字报的抄件送到邓小平面前,那意思是:你不是支持大字报吗?看看吧。邓小平是什么人,毛泽东不是说他“绵里藏针”嘛,这一下就不用藏了。魏京生的大字报才贴出几天,就被抓起来了。

事实上邓小平这个闭幕讲话,应该说是中共度过文革危机后,“左”的本性重新亮相。党内主流是什么呢?就是“左”。

中国共产党整个领导骨干都是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一手培养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他们的思想方式,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左,凡是和他意见不一样的人都得搞掉。党内凡是有争论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宁左勿右”,这是一切“有经验”党员的立命之本。“左”没有问题,即便错了也只是方法问题,表明立场坚定。但是“右”就完了,那是立场问题,从轻的说法算是右倾,要是被划成右派就成反革命了。

只有1978年胡耀邦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反左的,这次反左之所以能得到党内外一致拥护,是因为党的各级领导都被打倒了,只有反左,他们才能解放。但是根深蒂固的左倾传统已经深入骨髓,这些人反左,只是权宜之计。如果打个比方,这个党的基本政治倾向就像弹簧门一样,总是向着左边,被人推开以后,一撒手马上又恢复原状了。所以这种“左”已经不是哪一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共产党的党性决定的。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一恢复工作后依然故我的原因,也是彭真能用魏京生的大字报一下子就把邓小平说服的原因。

事实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党内的分歧就明朗化了。领导骨干的左倾故态迅速复萌,是促使邓小平左转的主要动力,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两个不要”变成“四个坚持”的由来。邓小平四项原则讲话以后,各个地方闻风而动,一次席卷全国的左倾回潮形成了。

要问邓小平这篇讲话对中国政治和思想界的影响,那就是它终结了当代中国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用“紧箍咒”套在中国人民头上,又恢复了毛泽东时代对人民思想的钳制,或者说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

理论务虚会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也是它的根本转折点。从邓小平讲“四项基本原则”起,局面急转直下。一夜之间,反左变成反右了。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7期  2016年7月8日—7月21日

更多话题

709事件 公众知情权 司法公正 行政拘留 法律天地 任意羁押
公示财产 双边对话 黑监狱 书评 商业与人权 审查
零八宪章 儿童 中国法 翻墙技术 公民行动 公民记者
公民参与 民间社会 评论 中国共产党 宪法 消费者安全
思想争鸣 腐败 反恐 向强权说“不!” 文革 文化之角
时政述评 网络安全 社会民生 民主和政治改革 拆迁 异议人士
教育 选举 被迫失踪 环境 少数民族 欧盟-中国
计划生育 农民 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信仰自由
政府问责 政策法规 施政透明 香港 软禁 中国人权翻译
户口 人权理事会 人权动态 非法搜查和拘留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信息控制
信息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 国际窗口 国际关系
互联网 互联网治理 建三江律师维权 司法改革 六四 绑架
劳改场 劳工权利 土地、财产、房屋 律师权责 律师 法律制度
国内来信 重大事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故等) 毛泽东 微博 全国人大 新公民运动
非政府组织 奥运 一国两制 网上行动 政府信息公开 人物
警察暴行 司法评述 政治犯 政治 良心犯 历史钩沉
宣传 抗议和请愿 公开呼吁 公共安全 种族歧视 劳动教养
维权人士 维权 法治 上海合作组织 特别专题 国际赔偿
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 颠覆国家政权 监控 科技 思想理论
天安门母亲 西藏 酷刑 典型案例 联合国 美中
维吾尔族人 弱势群体 妇女 青年 青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