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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洪:李洪林:百年道路话沧桑(四)

2016年07月08日

 

编者按:李洪林先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投身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李老于2016年6月1日病逝。为纪念李洪林先生,我们特转载这篇专访。

双周刊编辑部

(接第186 期
 

在中宣部的日子

沈洪:1979年-1982年您在中宣部理论局任副局长,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洪林:理论局是中宣部分管全国理论动向的职能部门。当时分三个处,并且编印一种不定期的《理论工作动态》。

我在中宣部时除了日常业务以外,还用很大一部分精力组织双周座谈会。因为理论务虚会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在理论方面抓得最好的一次,会议的思想活跃程度也是中共历史上空前的。为了使它不至于“绝后”,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定期开小型理论务虚会,也发简报,一方面给上面送,一方面给各省发,这样就能把思想解放的势头保持下去。于是我找胡耀邦商量,并建议由他亲自主持,他完全同意,并决定每两周开会一次,同时叫我马上筹备。可惜后来这个会开得并不多,因为胡耀邦当总书记后,事情太多,而且1980年就不兼中宣部长了。

他一离开中宣部,我的日子也就日益艰难了。其实我刚调去中宣部时,在北大读书的孩子少民就不赞成我去。我说,我可以通过中宣部促进思想解放。他说,要促进思想解放,就得解散宣传部。看来,还是年轻人正确。我去中宣部,只是在胡耀邦当部长时做了些事情,王任重继任部长时,曾有意继承胡耀邦的路子,所以对我也很信任,1982年让我筹备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并且给他起草开幕式讲话。这个会是胡耀邦决定召开的。大家都满怀信心,想把它开成第二次理论务虚会。谁知开会中途发生“政变”,王任重的部长职务,突然被邓力群取代,于是我就步入险途了。

文革前邓力群和我都在沙滩大院,互相认识,但没有直接领导关系。文革后我回到北京,他很看重我。那时我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他特别批准我到书记处研究室去看甲级文件,得以开阔视野。我也很尊重他,文章写好后常常请他提意见。但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由于思想不一致,接触就少了。特别是他要我和研究室的人共同搜集整理郭罗基的材料,被我拒绝,关系就恶化了。不过我此时是在中宣部工作,不归他直接领导。等到1982年邓力群到中宣部当部长后,就该收拾我了。

他就任部长后,立即派我去上海调查给中央提出批评意见者的姓名,我很委婉地拒绝了这个命令:“人家给中央提了点意见,就去追查,这样做不合适吧?”但他坚持要我去,结果我就是不去。于是他就把我“免职”了(还特别交代:不是“撤职”,即不是处分)。然而他把我撤下来,既不给我分配工作,也不放我走,而是把我挂到1983年整党时来整我。他组织了五次全宣传部的大会批判我一个人。据我所知,中央机关没哪个单位是这么整人的,部长在整风时自己不作检查,却把不顺从自己的人拿出来大批判。我已经被逼到墙角,只能挺身奉陪。好在他还没有剥夺我的发言权,所以我能针锋相对予以回击。最后他任何帽子也没给我扣成,只好放我走了。

“四项基本原则”是怎样出来的?

沈洪:1979年理论务虚会,为何一个“不设禁区、不下禁令”思想高度解放的会议,会以一篇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收尾?此文对中国政治和思想界的影响如何?

李洪林:这是个180度的大转弯,我体会特别深刻,因为理论务虚会开始时,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找我给华国锋准备闭幕式讲话,他们讲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都是一致的,就是解放思想,大胆地讲,让思想界整个活跃起来。于是我一边参加小组会,一边起草华国锋讲话稿,春节休会前我已经写好讲话稿交给胡耀邦和胡乔木看,大体上好像还可以,然后就排版,排个大样又送上去,之后再没有消息了。

春节以后事情就变化了,华国锋也不讲话了,改由邓小平来讲。为此专门成立一个由胡乔木领导的新起草组,成员有我、吴江、宋振庭、滕文生四个人。胡耀邦领着我们到邓小平家听指示。邓的基本调子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严厉批评社会上的大字报和民间小报,以及社会上的乱象。原来1978年底给四五运动平反,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文化大革命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都爆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暴露得非常醒目,整个社会都沸腾了。所以务虚会开会时,上面批下来两个文件给会议参考,一个是上海市告急,一个是四川省告急,说社会上乱得很,每天都有人到党委和政府部门闹事,他们都办不了公了。

邓小平批评社会上的乱象,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批评党内这只手太软,他讲过两只手都要硬,抓经济、抓思想,实际上就是批评胡耀邦。这以后我们起草组再没开过会,闭幕式上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实际上是胡乔木一个人起草的,直到3月30号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时,我才第一次听到具体内容,确实是180度大转弯,从“两个不要”变成“四个坚持”,对比太鲜明了!我分析邓小平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除了刚才谈到的社会形势以外,还跟西单墙的一篇大字报有关。

《中国青年》复刊号出版时,被汪东兴批评“没有突出华主席”,要求杂志全部收回,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有人把《中国青年》复刊号一页页摊开贴到西单墙上,吸引了很多人来看,接着贴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西单墙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1979年一月下旬,正是理论务虚会休会期间,一个青年人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直接批邓小平。邓小平起初是支持西单墙的,他讲过“鸦雀无声不好”。他和叶剑英都支持大字报这种形式,支持群众自由表达意见。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又恢复工作的一些老干部是反对大字报的,正好,魏京生的大字报被这些老干部抓到把柄。彭真就直接把这张大字报的抄件送到邓小平面前,那意思是:你不是支持大字报吗?看看吧。邓小平是什么人,毛泽东不是说他“绵里藏针”嘛,这一下就不用藏了。魏京生的大字报才贴出几天,就被抓起来了。

事实上邓小平这个闭幕讲话,应该说是中共度过文革危机后,“左”的本性重新亮相。党内主流是什么呢?就是“左”。

中国共产党整个领导骨干都是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一手培养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他们的思想方式,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左,凡是和他意见不一样的人都得搞掉。党内凡是有争论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宁左勿右”,这是一切“有经验”党员的立命之本。“左”没有问题,即便错了也只是方法问题,表明立场坚定。但是“右”就完了,那是立场问题,从轻的说法算是右倾,要是被划成右派就成反革命了。

只有1978年胡耀邦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反左的,这次反左之所以能得到党内外一致拥护,是因为党的各级领导都被打倒了,只有反左,他们才能解放。但是根深蒂固的左倾传统已经深入骨髓,这些人反左,只是权宜之计。如果打个比方,这个党的基本政治倾向就像弹簧门一样,总是向着左边,被人推开以后,一撒手马上又恢复原状了。所以这种“左”已经不是哪一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共产党的党性决定的。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一恢复工作后依然故我的原因,也是彭真能用魏京生的大字报一下子就把邓小平说服的原因。

事实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党内的分歧就明朗化了。领导骨干的左倾故态迅速复萌,是促使邓小平左转的主要动力,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两个不要”变成“四个坚持”的由来。邓小平四项原则讲话以后,各个地方闻风而动,一次席卷全国的左倾回潮形成了。

要问邓小平这篇讲话对中国政治和思想界的影响,那就是它终结了当代中国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用“紧箍咒”套在中国人民头上,又恢复了毛泽东时代对人民思想的钳制,或者说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

理论务虚会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也是它的根本转折点。从邓小平讲“四项基本原则”起,局面急转直下。一夜之间,反左变成反右了。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7期  2016年7月8日—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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