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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廷:我的维权律师爸爸,与最黑暗的青春期(图)

2016年08月05日


耿格(摄影/余志伟)

6月14日,中国国务院公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报告》,《新华社》宣称,经过这3年推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正常宗教活动依法得到保护”、“中国人权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讽刺的是,就在同一天,正遭中共当局软禁的维权律师、曾多次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高智晟,他的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问世,书中详细揭露高遭到中共多次绑架、监禁、酷刑虐待的遭遇。而高智晟逃亡美国的女儿耿格,代父出征,赴香港和台湾举行记者会宣传新书。

一种中国人权,各自表述。透过耿格的亲身经历,更显得无比荒谬。16日早晨,在旅馆接受《报导者》专访的耿格,忆起13岁到23岁这10年的人生,她多次禁不住掉泪说:“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的青春期是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一袭素色上衣、未施粉脂、23岁的耿格,开门见山就为自己的生命故事下了注脚。

高智晟自1996年担任执业律师后,设下“三分之一案件要为穷人弱势免费打官司”的原则;2004年起,他开始为遭受政府迫害的弱势者维权,包括强制拆迁户、法轮功信徒??等,此举触怒中共当局,开始软硬兼施对他监控。有这样一位维权爸爸,也让耿格展开一段没人能理解和想像的残酷青春岁月。

最黑暗的青春期,无止尽的羞辱和难堪


別人的青春岁月有酸甜苦辣更有活力奔放,而耿格13岁起的岁月,是以无止尽的羞辱和难堪开展的。(摄影/余志伟)

2006年某天,才13岁上初中的耿格随妈妈耿和上街剪头发,理发店中突然闯入数十人将她们团团包围,接着母女被押回家,“回家以后爸爸不在家了、家里被警察搬空了,除了沙发、电视和床,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财产也都没了。”那是耿格印象中父亲高智晟首次被绑架。从这天起,耿格的黑暗青春期正式拉开序幕。

除了家中涌入的10多名警察,楼下更挤满上百名警察,耿格和妈妈被带到不同房间,“他们对我说,‘你爸爸做了错事情,你能不能提供什么证据啊?你知不知道家里的一些东西藏在哪?’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把我推开。”耿格回忆,那天起她和妈妈、弟弟高天昱遭严密监控、不能出门,连洗澡、上厕所都被看着,吃的是警察换班时带来的剩饭。

数月后,耿格终于能回学校上学,但却开启她另一场噩梦。每天有7位警察如影随形跟着她上学,为了更便于监控并减少她与同学接触的机会,校方将耿格所在的大楼净空,把多数学生集中到別栋大楼,而原有大楼里只剩她所属的班级;警察把所有的门,包括女厕门拆掉,不给她任何私密空间的可能;校方积极地配合警察,禁止全班与耿格说话,而午休时间,警察会将她带到操场上殴打,并对围观学生说:“这孩子该打!她爸爸是政治犯,她死了都不足惜!”

用家人来威胁在黑牢里的高智晟,用一对孩子的痛苦和受虐,让一位父亲心软妥协,共产党恐惧的治理,彻底将这一家人隔绝。

这些突来的剧变,让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的“格格”(耿格的小名)痛苦至极。她没有朋友,恐怖的际遇逼着她过早成熟;被打时,她会瞒着母亲真相,说身上的伤是“摔的”;当高智晟一度被放回家,心里委屈的耿格向爸爸倾诉着:“爸爸,他们会在学校打我,但是,不疼的!”

別人的青春岁月有酸甜苦辣、更有活力奔放,而耿格从13岁起的岁月,是以无止尽的羞辱和难堪开展的。

无法忍受一对孩子这样过活,高智晟夫妻密商,让耿和带着儿女偷渡出国。于是,3人在2009年逃离中国,离开了高智晟。

颠沛的逃亡之路,一个丸子也买不起

2009一个无预警的早晨,母亲临时带姊弟两人出远门,高智晟走近耿格重重地抱了她一下,亲了她一会儿,“我当时觉得,不会又要出什么事了吧??我猜到我们要离开了。”耿格哽咽谈着与父亲的离別,“那是我最后一面见他。”

耿和带着孩子搭火车、公车、摩托车一路到云南,再转往缅甸、泰国。偷渡的过程,走私集团的蛇头带着才5岁的高天昱行动,耿和与耿格则另外搭摩托车,然而母女俩却在缅泰边境被缅甸民兵抓了。“他们把我们关起来,用枪指着我们,”耿格回忆着当时的恐怖场景,弟弟跟着人蛇不知去向,母女又被抓了,她的母亲当下情绪崩溃,几乎觉得活不下去了。

16岁的耿格不得不冷静下来,她灵机一动,用英语对看守的士兵们大喊说,她们有非常多现金寄放在附近县城亲戚(指蛇头)家。起了贪念的两名士兵偷偷把母女两人带到蛇头家,换走了一大袋现金,那数十万人民币其实是耿和打算让一家人在国外生活的存款,如今用来换得一家三口团圆,以及顺利进入泰国。

好不容易到了曼谷,母女三人躲在大巴士行李舱,此前跟随蛇头好几天没吃东西的弟弟看到车站附近有人卖牛肉丸,才对耿格说,“姊姊,我想吃一个丸子!”但耿格给不起,“我们一分钱也没有,当时特別难过,我真的没办法满足他的一个小愿望,”回想起这过程,耿格泪流不止。

经常性的自残,只想知道自己还活着


回想起逃离中国的过程,耿格泪流不止。(摄影/余志伟)

在美国官方协助下,耿和母女三人顺利来到美国。但经济压力加上过去的所有际遇,马上如梦魇般向耿格排山倒海袭来,“开始回顾之前发生的事情,发现所有事情都想不明白,就开始觉得很depressed(沮丧)、觉得??清醒,太可怕了!”耿格说。于是她一直睡觉,睡不着就拿厚辞典砸头,想砸晕自己。

“我一直不明白他们的底限在哪?为什么有人坏得这么没底限?我觉得都已经坏到根里去了!”从13岁开始,一直到16岁逃离至美国,到现在23岁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面临这种遭遇?她经常性自残,即便到了美国,她也曾割腕自杀。

“这是一种持续性的痛苦,持续性的痛苦你就不太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有时候会觉得,可能这就是已经死了吧!怎么会这么痛苦?那时候在手上划很多口子,只是想知道自己还活着。”

耿格曾试图用火烧自己的脸,因此被送进精神病院,当她受不了医院的压抑环境,再假装自己很健康,该笑的时候笑、该参加meeting就参加meeting,医师让她出院后,她又再尝试自杀。

她曾在绝望下,吃了一整瓶抗抑郁药,当她躺在床上觉得心跳越来越慢,却听见弟弟在房门外的叫声笑闹声,这又把她拉回真实世界,“我想一想,觉得我不能这么自私??我再这样的话,那我不就是又逼死了妈妈、又逼死了我弟弟?我怎么也要陪妈妈走到那一天,她跟我爸爸团圆的那一天。”于是她拿起电话,请朋友协助将她送医。

如今耿格的生活终于步上常轨,靠着打工经济独立,独自在外念大学;而耿和则忙于照料高天昱,借由担任二房东以及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汇钱接济维生。而2014年后,高智晟也从监狱被放出,至今仍遭软禁在老家陕西榆林佳县。

但多般折磨已让23岁的耿格显得过度老成,甚至自我武装。

重新理解父亲,相信父亲的选择


耿格一路以来的境遇,是肇因于她的维权律师父亲。她坦言,过去有段时间对父亲“非常非常不理解”。(摄影/余志伟)

耿格一路以来的境遇,是肇因于她的维权律师父亲。她坦言,过去有段时间对父亲“非常非常不理解”。

她曾追问她父亲,“为什么有的爸爸可以当家里的一盏灯?就算你不亮也没关系,你可以在家里面只照亮我们一家人??。”

高智晟对最疼爱的女儿格格说:“中国的那些穷人和农民,穷到骨子里、穷到尘埃里去,谁也不拿他们当个人,谁都可以踩他们,这种人不值得去关心一下吗?”“我现在还不能当家里的灯,但再给我几年时间,我会回到家里做那盏灯。”

想把爱给更多人,不让更多孩子像耿格一样有相同遭遇,高智晟的抉择令人敬佩,却对自己和家人十分残忍。

约半年多前,高智晟与耿格通了电话,告诉女儿自己在写一本书,并说这本书出版后,“可能有段时间见不到爸爸”,他暗示已有再度被抓、甚至牺牲的心理准备,他安慰耿格,“不要难过,要好好生活,没有什么大事情。”

书稿自中国安全送出后,耿格花了两天时间读完。“看完很难过!很疼!”“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人应该去经历的,也不觉得有谁可以走过这样的一段路。”这是耿格第一次这么详细地了解父亲的遭遇。耿格说,爸爸从小就经历了最底层的贫穷生活,每天走十几里山路上学、吃饭只有稀粥、从小带着他弟弟采草药卖钱,特別能够同理那些最卑微的人,并不惜走上今天这条路。“他做这些事情的背后是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在,所以疼痛过后还是觉得,他很伟大!”

现在,耿格对高智晟是既理解也支持,“因为我连人生的启蒙、事情的对和错都是他教的,他做的事情一定有他的道理。”

高智晟历经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笃信基督教的他在新书中提及不少神谕与启示,因而相信2017年共产党将败亡,中国将走出希望。我们问耿格如何解读此预言?这样具体的预测有理性基础吗?她说,爸爸没写得非常具体,但书中还是有些理性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爸爸对神有faith(信仰),而我对我爸爸有faith.”

新书出版充满波折,如同中国维权的困境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左),协助耿格母女出逃,为高智晟出版新书。(摄影/余志伟)

为高智晟出版新书、也是协助耿格母女出逃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曾因六四事件、牧师身分遭中共迫害,后赴美从事援助中国良心犯的工作。他透露此次出书过程一个小波折,他担心2017中共败亡的预言若失效将损及高智晟的公信力,因而将封面书名副标“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与主标“2017年,起来中国”对调。未料,高得知此事时,却坚持要求改回来,还强调这是自己具体感受到、愿意承担,傅希秋只得赶紧通知开印了一半的印刷厂,出书前两周才又重新排版印刷。

此外,新书能够付印,中间历尽了艰难,另一协助出版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秘书长邱龄瑶透露,高智晟的手稿并非直接运出中国,而是在中国租间屋子、透过关系四处找了一批人,签切结书,日以继夜花上几星期打出那50万字,再透过Email寄到美国。行动过后大家一窝蜂四散,彼此不再联络。

出版是下一个难题。傅希秋表示,当初找了好多香港、台湾的出版社洽谈繁体中文版,却没有人敢接,最终只好和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共同出版,至今在香港连代理书商都找不到。

访谈的尾声,耿格提起她对台湾读者的期待,“大家尽己所能地去了解一下,这个就在你们旁边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起码了解一下,这个政府是怎么样对待国民。”她期许,若有一天需要台湾民众帮忙中国人权做些什么工作,哪怕只是协助发声,大家不会对中国一无所知。

有一个维权父亲,让耿格在痛苦、屈辱、怀疑中长大。至今她很少对同学朋友透露自己曾有过的恐怖经验,而访谈时,仍能感受耿格本能的自我防卫,一有风吹草动眼神就特別锐利和警觉。她说,青春时的记忆没有一点是好的,如果当时同学能对她表现出一点友好、一点理解,她或许不会像今天这么难过,以及对人性感到恐惧。

如今,耿格在大学主修经济学,将更多精力放在生活、学业上,她也慢慢理解父亲的抉择、慢慢让心灵的伤口愈合。问她是否觉得自己像座孤岛般孤独?“还好,日子再久些可能会更好一点,”她说。


高智晟的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摄影/余志伟

后记

当耿格在台湾宣传、才离港两天,失踪多月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召开震撼各界的记者会,公开自己遭中共当局绑架、囚禁、逼拍认罪影片的经历;再隔天则传出,5年前广东乌坎事件当中,带领村民维权的乌坎村委会主任林祖恋遭警察强行押走。6月份的中国人权事件特別“热闹”,而高智晟新书的问世以及耿格的现身揭露,则如警钟一般,预示着类似的连串事件,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转自报道者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9期  2016年8月5日—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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