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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怀旧与国运——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一)

2016年09月01日

年青人向往未来,而人老了就会怀旧,这一切都很自然。怀旧乃人间常态,难道关乎国运?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早晚会走上选举政治的道路,而从选民们如何怀旧,就可以判断他们投票的意向,进而从中发现这个社会政治转型走向的奥秘。不过,对这个问题,与其开篇便虚说一番道理,还不如从一个俄国红三代的怀旧故事讲起。20多年前我曾偶遇一位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从与他的对话中深受启发,因此明白了一个浅显而深刻的道理:转型不是一个弃黑选白的简单过程,转型需要人们的自我洗涤,而多数民众是否愿意这样做,决定了政治转型是从黑变白,还是从黑变灰,甚或以黑代黑。

“八月政变”和“十月革命”:在俄国对错难辨?

苏共的亡党亡国起于1991年8月19日该党保守势力发动的“八月政变”,政变失败后,苏共被苏联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从此寿终正寝。“八月政变”的结局意味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被否定,在我1995年第一次赴俄国专门考察其私有化之前,自以为这早就是当地的社会公论了。其实,我大错特错了。待我参加了俄国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学术界经常简称其俄文缩写IMEMO)以及经济研究所的几次内部讨论会之后,我开始意识到,俄国学者们的看法实在是五花八门,可以说,转型已在途中,思维仍在旧时,但当时我从他们的学术话语中找不出原因所在。而我与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的一场谈话却如同一道闪光,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从革命到民主化,政治上的黑白可以是分明的,但人们头脑中对过去的认识(即怀旧的产物),其实是不会被新的宪法或政党纲领所左右的;怀旧,更大程度上受情感支配,而这种情感往往是西方社会科学学者的理性思维难以理解的。

“八月政变”4年之后,在9月晴朗凉爽的一个周末下午,我在莫斯科国民经济展览馆广场上偶遇一位俄国老人,他自我介绍是前苏联外交部高干、驻澳大利亚大使,我也说明了自己以前在中国的国家体改委工作,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专门来俄国研究他们的转型。随后,我们之间的闲聊竟延长成一场长达5小时的谈话,而话题就是怀旧。我对他的提问,从莫斯科政治历史博物馆门口展示的两件历史文物开始。其中一件是参加“十月革命”的装甲车,看过《列宁在十月》这部苏联电影的人想必都有印象;另一件是“八月政变”时被坦克撞坏的“临时街垒”——一辆无轨电车。我问他:为什么这两件历史文物会同时展出?如果是纪念民主化的艰难,展出这辆被撞坏的无轨电车似乎是理所当然,但同时又展示参加“十月革命”的装甲车,两者没有矛盾吗?这位前大使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民主化否定了“十月革命”,所以不应该再展示这辆装甲车。我问他:你支持民主化吗?他回答:当然。再问:那你赞成“十月革命”吗?回答还是:当然。我追问道:民主化否定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两者之间,难道不是只有一个应该肯定吗?

我这种非黑即白的问话让他笑了起来,他不觉得这是冒犯,而是表现出一种遇到知音的表情。接下来他把话语从英语改成了俄语,我们的谈话也进入了交心状态。他说:从政治角度看,你的问题问得对,本来应该属于是非分明的问题,只有一种答案,不可能“十月革命”和民主化都对,但是,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这不是个是非问题,而是情感问题;假如你是个西方国家的记者,我就会回答“你们不懂”,但你是中国人,也在中国的政府部门工作过,所以,我这样讲,你是应该懂的。这位前大使解释说,他家算是过去的红色精英,爷爷当过赤卫队员,见过列宁,获得过勋章;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是外交部高干;他自己也属于高干。他说,民主化当然比以前的制度好,他们家的人都赞成;但是,在他的家庭里,否定“十月革命”,就意味着朝他的父亲和祖父脸上吐唾沫,把他们的历史贡献贬低得一无是处,对他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不想否定“十月革命”,但也支持民主化。我的感觉是,他的这番说法,在同族当中或许是平常得不值一提,对西方记者谈是对牛弹琴,遇到我则是难得地一吐为快了。

拥新又怀旧,是非不足道?

对这位前红色精英的话,作为外人,我不打算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表态,毕竟那是别人家的事。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种“拥新又怀旧、是非不足道”的说法,有没有普遍性?假如有,其原因何在?我作为一个从经济和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学者,知道他的这种看法并非个例,相反却相当典型,他的坦率回答点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即转型国家的许多民众(当然也包括前红色精英),并不会因为赞成民主化而放弃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怀念。

我认识苏联的民意调查之父保利斯·格鲁欣(Boris Andreevich Grushin),他在民主化之前创办了一个非政府民调机构〔以前称为“全苏民调研究中心”,1993年改名为“俄国民调研究中心”(缩写VCIOM)〕,该中心从1993年开始,每年就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发表4次全国抽样调查的结果。我搜集了该中心所有的出版物,发现这些数据提供了相当完整的关于各阶层对转型时期主要话题的看法。这些数据表明,那位前苏联大使的个人看法并非个别旧既得利益者的固执,在社会各阶层,持有类似看法的人为数甚多。在政治层面,红二代、红三代如此怀旧,毫不奇怪,但多数工人对“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和“企业内民主”这样的红色教条居然也相当认同。一方面,工人们对厂长经理普遍不满;另一方面,几十年的洗脑使他们倾向于接受这种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视之为理想状态。至于对经济体制的认识,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只有17%的民众无条件地赞成市场经济,大约25%的人对市场经济基本上表示正面态度但抱有某种疑虑,还有25%的人则持负面态度;而对市场经济表示疑虑或不满的人,主要担心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私有制,由此将产生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对这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造就的价值观念,“40后”到“60后”的几代中国人无不熟知。

“列宁煮牛奶”的那个房间里:“切碎历史,避谈是非”

当时我在俄国就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成年人对转型的态度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经历,那么转型期的俄国中学生正接受什么样的政治和历史教育呢?那时我仔细看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政治历史博物馆,也翻阅了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果发现,博物馆的展览和教科书的编写基本上采用了一种“切碎历史、避谈是非”的做法。

圣彼得堡市的政治历史博物馆曾是“十月革命”前俄共(布)的总部,我看遍这个关于苏联历史的博物馆里所有的展物,发现找不到两个重要的名字:列宁和斯大林。博物馆提到了“十月革命”,但未涉及列宁;介绍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却没有斯大林的名字。我只在展出的一件朱可夫的元帅服的袖口上,发现一个当年缀上去的小小布条,上书“此元帅服由斯大林元帅所赠”;在关于整个苏联历史的介绍里,除此之外,“斯大林”是完全不存在的。馆中只介绍了苏联时期的三位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展览馆没有歌颂“十月革命”,却展出了“十月革命”后列宁下令屠杀发动反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波罗的海舰队数千水兵的史实和照片。

此博物馆的二楼就是《列宁在十月》里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煮牛奶的那间办公室,一切陈设与80年前完全相同。我步入房间,空无一人,也空无一字。我回头问在展览馆工作的老太太:这是谁的办公室?她微笑着说:你知道的。于是我笑问:何以见得?她回答:你既然这么问,看来你熟悉这个房间了。接着她反问:你从哪里来?答曰:中国。她笑了起来:你们中国同志一定看过《列宁在十月》,不记得这个房间了?我说:当然记得,可是,为什么没有介绍呢?她回答:(上面)说了,不要留名字……

我又查阅了俄国当时高中生的历史教科书,发现教科书的编写和展览馆的展出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把历史切碎,拿走那些会引起激烈争论的历史片段和人物。在民主化之后的俄国,中学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两德统一以后,在原东德地区,主导国家政策的原联邦德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相似的办法。虽然西德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从未在红色专制下生活过,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身是左派,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并不反感。2009年我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指出中国当代官史里两个30年的相互矛盾,这其实是注意到俄国转型期这一历史虚无主义做法之后而得到了启发,“避谈历史是非”,同样也发生在中国。

这种同时发生在俄国、中国和东德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难道只是巧合吗?这三个国家现在的政治制度不同,为什么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其实,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有它的社会基础,而这一社会基础的共同特征就是转型期成年民众那沉淀在记忆和下意识里的原有价值观。以俄国为例,在1990年代的俄国社会里,人们对苏联历史和前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形形色色,不同观点之间很容易发生争执和对立,比较典型的是,受过迫害的政治异议人士与原红色精英根本无法就历史达成共识。我曾经听知识分子严厉地批判斯大林,也在距圣彼得堡几百公里的乡下农宅里听老太太们怀念地唱“红歌”(苏联时代的歌曲,许多歌中国人也熟悉)。在俄国的转型初期,无论是叶利钦当局,还是多数俄国民众,都没有完整客观地评价历史是非的意愿。当局用这种“切碎历史、避谈是非”的方法来处理历史,社会可以达成表面上的和谐,但是,掩藏历史是非的企图却埋下了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雷区,因为,论史既然避谈是非,则前朝今制不过是新旧之别,对错不显,遑论抛弃旧朝的种种残念。

如今,德国统一已经25年了,但两德之间在价值观念上仍然远未统一。在俄国,转型犹如回旋之流,徘徊不进,总也走不出过去;将来中国一旦出现政治转型,其转型之路会与俄国有天壤之别?

在怀旧情感的背后:价值观念的支配性影响

我之所以关注俄国青少年在转型期接受什么样的历史教育,目的是对比转型期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与其父辈、祖父辈社会化过程的异同,从而观察转型国家的未来一代在多大程度上会与他们的父祖辈截然不同。一个人的社会化是指青少年告别孩童时代、步入社会的过程。他们不再是孩童了,即将变成社会中的一个成年成员,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他们各自从社会上接受多种看法、话语,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三种人,按照青少年的年龄幼长阶段来分,起初是家长和老师的影响最大,到了青年时期则同伴的影响变得更大,但家长和老师仍然有很强的影响力。社会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多数社会成员在社会化阶段形成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以后很少改变,并将潜在地支配他们一生的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都依赖于人们以其价值和道德观念来指导约束个人的行为。比方说,什么事是正确的,什么事是错误的,错误的事可不可以做,对每一个人来讲,影响、约束他行为的乃是他的道德观念;同时,应当追求什么,不应当追求什么,这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决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主社会,政府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对其较少干预,中小学教育也没有统编教材和官方拟定的教学大纲以及强制背诵要求,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是一种社会的自然传承;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集权政治不但对社会实行强制而严密的管控,同时力图由官方灌输一套“社会主义道德和价值观念”,以取代甚至摧毁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不但青少年的教育如此,如同朱学勤所比喻之“喝狼奶”,而且成年人也不得不按照“政治学习”的要求,把自己变成“社会主义新人”。毫无疑问,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政治转型,过去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就不合时宜了;但是,人们并不见得会自发地清除这些过时的价值观念,甚至也不见得完全厌恶旧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而在中国,情况就更加复杂了: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全面公有制加计划经济)20年前就被抛弃了,“社会主义道德和价值观念”早已被社会现实所否定,社会上出现了普遍的价值迷茫,但是,课堂上却仍然还在重复昔日的教条。这种荒诞剧般的教育虽然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却正教出一代又一代价值观畸形的年轻人。

变制与变人:转型国家的最大难题

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对此,相关各国都有共识。但是,几乎没有人关注过这样一个问题:转型时期最大的难题是什么?许多人认为:民主化最难。但是,即便日后民主化从天而降,国民将会如何投票?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者普遍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错把彼乡当家乡。他们以为,既然一个国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么国民的大多数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念,按照民主国家公民的通常偏好来投票选择支持民主制度的政党和有利于巩固民主制度的政策。西方学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忘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转型国家选民原有的价值观念是不会随着民主化而一夜之间一风吹的,以往形成的价值观念将继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或许可以短期内改变,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却不可能如此剧变;制度可以重建,人却依旧不变,这就是转型国家的最大难题。

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会进入转型阶段,在此过程中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会同时受到新、旧两种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除了部分受过高等教育、能够且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之外,大多数成年社会成员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影响他们对转型的期待和评价,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包括投票行为);而转型时期的青少年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则对今后转型过程的走向有决定性影响,他们的父祖辈早晚一天要辞世,如果到那时候转型尚未完成,则转型初期青少年们的价值观念就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这个国家什么时候完成转型,或者转型永远在途中。由此我发现,决定一个国家转型期长短的,其实不是经济实力、宪政制度设计、社会福利制度,抑或政党政治运作,而是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因为转型期社会成员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有的国家转型期只有短短几年,有的需要几十年,还有的国家则可能要走漫长的上百年转型道路。

怀旧之所以关乎国运,不但是因为怀旧者的行为是一面观察社会价值观实况的镜子,还因为社会价值观的主流倾向将决定国家转型的方向。民众怀旧虽然可以是完全个人的、私密的行为,但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怀旧者往往更喜欢在同龄或相同经历的群体中寻求因互动而带来的精神满足。人们怀旧时往往下意识地用既有的价值观对过去作选择性回忆;或者反过来说,许多人怀旧的内容,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评价好坏的。单纯从怀旧的角度看,这似乎并无大问题;但是,从转型的角度看,当许多人的怀旧受到原有价值观的支配,这就会阻碍国家转型的进程。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人们的怀旧,与其他国家民众的怀旧不同。别的国家没有转型之变,价值观自然延续,怀旧或许无关社会进步;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当中,转型本身需要多数民众价值观的转变,但这样的转变并不会自然发生,如果因为对转型期现状的不满,而在怀旧中把原有的价值观投射到对现实和未来的期待上,便会强化旧价值观念的社会影响。我将在今后的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价值观转型的决定性意义和各转型国家的经验教训。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90期    2016年8月19日—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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