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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转型三叉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三)

2016年10月27日

(接第193期

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有两件纵贯几十年的大事件,其一是法西斯政权的崛起与灭亡,其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消失。苏联是消灭法西斯政权的主力之一,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创建者,最后却随这个阵营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逝的还有苏联输出的斯大林模式。如果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是苏联解体的必然结果,那么,斯大林模式的死亡,则是该阵营各国的选择;除了朝鲜选择以王朝替代斯大林模式之外,所有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上了转型道路,当今世界,再也找不到任何名实相符的原版社会主义国家了。既然斯大林模式已被各国彻底或部分淘汰,则制度转型乃历史之必然,似属无疑。那么,何谓转型成功?诸多转型国家道路各异,进程不一,各国学者们对那些早已完成转型的国家似乎兴趣缺缺,从未见他们总结出这些国家成功的转型模式,迄今为止,唯一被冠以转型样板的只有“中国模式”。但近两年来中国对“经济奇迹”的歌颂,已经悄悄地变成了对经济泡沫的关注,“中国模式”是否会“崛起”,好像成了个问号。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历程当中,中国究竟是走在排头,还是排尾?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转型将出现什么结局?事关家国命运,这自然牵挂着国人之心。我多年来一直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借写这篇短文的机会,略陈陋见。

一、“摸石过河”:此岸彼岸两不明?

身为中国人,无不熟知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一语。但是,从近40年前开始“过河”,至今中国的改革仍在“深水区”中转悠。为什么在许多转型国家,经济改革如同半尺之水,抬步可越,而唯独在中国却如此“水深”难渡?或许,问题就在于,中国式“摸石”改革实际上是此岸彼岸两不明:所谓“此岸”,出发地也。为什么非“过河”不可,站在原地为什么不行?邓小平只有一个实用主义的说法,“过河”后日子会更好。今天来看,“过河”,无非就是抛弃计划经济。只是,在陈云这尊计划经济的护法神去世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敢公开批判计划经济;而当中国20年前悄悄完成了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当局又埋没了这个“伟大成就”,以致绝大多数国人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可留。所谓“彼岸”,目的地也。抛弃计划经济之后“下了河”,对岸会有几条路?在中国这至今仍然是个不宜触碰的问题。正因为此岸彼岸两不明,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其实,不是看不明白,而是不愿意看,埋头只在“河”里转悠,即令只有“半尺之水”,似乎总也深不可“摸”,以致许多80后或90后视所有现状为理所当然,而对“此岸”、“彼岸”却不免懵懂。

其实,从制度转型的角度来看,“过河”之举,一目了然,就是部分或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实行制度再造。“过河”之前,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站在斯大林模式这个制度架构之上;此处之“河”,即旧制度的窠臼,如果舍不得彻底抛弃旧制度,“过河”就变成了脚下挖井,自然越挖水越深;而“彼岸”无非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并没有别的制度模式可以挑选,但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可以有几种不同组合,所以,“过河”之后并非“华山自古一条道”,而是面临“转型三叉路”。关于“转型三叉路”的判明,是我在转型研究中的体会,本文和续篇将详细说明。

转型的关键在于制度再造,而不是国民福祉的短期变动。各国的转型历程长则四载,短则三五年,转型期间的经济表现亦时有波动,有的平稳改善,渐入佳境,有的表面繁荣,实则隐患深深。所以,衡量一国转型的好坏,不宜单纯观察若干年的GDP增长率。成功的制度转型,也许一时不现经济繁荣,但新制度根基稳固,并无转型“永远在路上”之忧,国人对未来可寄予稳定预期,既不必焦躁,亦无大变局之纷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虽然同根同源,由于在转型三叉路口的选择不同,转型开始后的命运却天差地别。在中欧国家,指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国,转型已结束20余年,转型阵痛早就淡出国民视野,只在历史教科书里约略述及;在俄国,政治倒退令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疲惫不堪;在中国,关心国家进步的人们始终在思考这些问题。

二、市场化与民主化:何时冤家何时友?

自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开始经济改革之后,许多西方学者都相信一个教条:实行市场经济之后,这些国家早晚会走向民主政治。时至今日,这种声音已渐渐消失,主要原因是,中国、俄国以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家的转型表明,市场经济之下,政治制度可能有多种状态,即便表面上有民主制度的外壳,实质上很可能仍然是威权政治。这种源自西方学术圈的认知谬误,产生于对转型过程的肤浅了解。之所以几乎没有西方学者研究、比较转型国家的不同模式,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能掌握多个转型国家的语言,无法深入了解这些转型社会里发生的微妙变化,也因为各国的种种现实让他们对成功转型的期待屡屡落空。制度转型各国当中,有的政治改革领先,有的经济改革领先,有的两者并举,但是,不管这些国家如何选择,哪怕是保留专制政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改革目标,即抛弃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开始后都讨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如此招恨,只是因为效率太低吗?关于转型三叉路的分析,可以就从这里入手。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并非官版教科书里所说的,可以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是因为,斯大林模式要依靠计划经济来全面控制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达到巩固极权国家的目的;而在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的状况下,政府对社会成员就无法从经济上完全控制。计划经济从两个方面为极权体制服务:一方面,它通过全面公有制和对所有经济活动的集权化管理,让政府控制了一切资源,可以最大限度地压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实现政府的强军和强制工业化目标——中国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情况下成功地研发“两弹一星”,就是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它掌握了社会成员的日常生存条件,老百姓不得不用顺从来换取糊口的“面包”——这在文革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所有饭馆商店出售食物都要粮票,而知青被驱赶去“上山下乡”后,处于与农民同等的社会地位,不再获得城市居民按月领取的粮票,于是,他们即便不想留在农村,也无法在城市里存身,因为政府不给他们发“面包”。

中国的改革起自农村的“承包制”,这个变革实际上就是对计划经济的初步冲击;但是,80年代的城市改革并未取得长足进展,只是进一步削弱了计划经济;真正瓦解计划经济的,其实是朱镕基于1997年开始推动的国企“改制”,由于当时国企全面严重亏损,危及银行乃至政权的安全,为了甩包袱,政府把大部分国有企业在短短的几年内悄悄地私有化了。从这个角度去看,似乎是公有制混不下去了,于是不得不改行市场化;但是,为什么当时的经济官僚、包括国企的厂长经理们没有坚决抵制私有化,相反却热情拥抱私有化方针?从这里可以看到计划经济在红色精英当中遭恨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在计划经济下,红色精英顶多是享受特权,接受少量贿赂,发大财是没戏的,而且,特权也未必能像财产那样代代相传;可以说,计划经济捆住了精英们的手脚,让他们无法贪图钱财,而公有制则封死了他们发财的制度后门。一旦抛弃了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了,这些企业很可能就部分或全部变成红色精英们的私产,可以名正言顺地永远占有;同时,经济活动市场化又打开了红色精英操纵经济、借此发财的通道,帮助他们把权力和关系转换成源源不断的财富。

事实上,市场经济能否造就民主政治,关键不在于是否抛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要害在于:市场化和民主化孰先孰后。如果是民主化领先于市场化,或者与市场化同时发生,红色精英可以在民主化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然后借市场化发财,这样,他们对民主化通常并无抵触;如果在民主化发生之前,红色精英已经通过市场化致富,那么,他们会出于对自身财产、地位的担忧,而强烈抵制民主化。显然,俄国即属于前一种情况,而中国则属于后一种,同是转型,道同途殊。国内有不少人把“中国模式”称为权贵资本主义,而西方有人称之为红色资本主义;我则用“共产党资本主义”来描述这种制度状态,其要点在于,共产党并不一定非要靠计划经济维持统治,它也可依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存下去(见拙文《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

三、社会转型决定政治、经济转型的成败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就从此一帆风顺地顺利完成转型?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通常,人们对转型的理解是狭义的,也就是说,把转型单纯理解成民主化和市场化。正是这种狭义的理解往往误导人们,让大家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有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就一往无前,再无反复曲折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迄今为止通常被人们忽略的转型,即社会转型,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的成败。要顺利完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除了制度层面的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之外,还有一个转型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艰难的,这便是社会转型;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只有政治、经济转型,却未出现社会转型,那么,它的政治、经济转型必然徘徊不前,很难顺利成功。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以前没有人这样谈过。我所说的社会转型,指的是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人类具有道德,这是区分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准。道德是人类社会里约束人们行为的、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任何社会都不能单纯靠法律来约束人的所有行为,因为法律只能惩罚那些明显违反刑法或者民法的行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多半是在合法的边界内;但在这个合法的边界内,仍然存在着一个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问题。换言之,有很多事可能是做了以后并不违法,但却是错的,是不应该做的事。道德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共同认知的是非标准,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慢慢形成的。之所以社会成员不完全按照本性和贪欲来行动,而是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主要的约束因素就是道德。人如果没有了道德,其活动就会慢慢动物化,不再关心是非,而只是一味满足自己的需要。我在本系列第一篇《怀旧与国运——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一)》当中,已经谈过价值观问题,此不赘述。

社会主义国家维持统治的一个基本手段是洗脑,其目的是改变人们在共产党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把老百姓改造成按照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来思考、行动的人。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政治、经济转型的道路,那么,人们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但是,社会转型不是体制变革,是不能用行政命令来推行的,而只能是公民自觉自发的个人行动。因此,社会转型其实是一个比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更缓慢、更难驾驭的过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难点在于,各利益集团都试图影响新制度的建设;而社会转型的难点在于,它是每个公民的各自的“头脑风暴”,是一种对自己长期以来接受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自我否定,对新的非共产党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重新认同,以及对个人行为的校正过程。这样的自我否定型思维与行为转型,只能是个人的自觉自愿的过程,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可能强制安排。一旦多数人成功地否定了旧的道德、价值观念,接受了新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校正了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的转型就取得了重大进展;反之,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这样做,而多数人像我在《历史重墨岂无痕》一文中所言,持“拒绝否定”的态度,那么,社会转型就处于迟缓、甚至停滞的状态。

如果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的转型滞后或扭曲,对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便会有不利影响。在中国、俄国这样洗脑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改革是政府的责任,却很少想到每个公民自身有什么责任,其思维和行为是促进还是阻碍转型。事实上,一个国家踏上转型道路之后,它的足迹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很大程度上,转型的足迹取决于这个国家大部分国民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发生什么转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公民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对政治、经济转型的影响,即选举政治中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不良互动问题。民主选举的前提是假定公民都有相当的独立政治思维,并且认真负责地用自己的选票选择他们信任的候选人。如果候选人在选举前给选民一点现实的好处,比如现金,选民就愿意投票支持他,那么,这种不良互动就会造成贿选。贿选大行其道之处,有钱买选票的人或者将来敢于贪污的人最容易当选,清廉刚正的政治家反而可能落选。这样,该国的民主化一定会走上歪路。毫无疑问,防止贿选的法律是必要的,但如果接受贿选现金的选民不举报,防贿选法律便形同虚设。

需要指出的是,在转型社会里,社会转型的轨迹不一定都是令人乐观的,它也可能逆向移动,即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可能变得越来越坏。中共的官方解释是,中国社会道德的败坏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良影响引起的,而很多到过海外或在海外定居的人都会发现,按社会道德标准来衡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标准比中国高得多。无论是看卖淫的普遍性,还是看贪污腐败,或者是强奸横行以及见死不救等行为,在西方社会发生的都比中国少。中国式改革基本上只言利而不言德,官场的普遍贪腐则不断重塑社会道德观,最后,有毒、有害食品到处泛滥,便成了“新常态”。

道德和价值观事关重大,并非伦理学家的清谈。如果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不能重建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这个社会就充满了共产党留下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念;即便它走上了民主化、市场化道路,这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也是艰难曲折的。当我们讨论民主化和市场化的时候,不能仅仅把眼光局限在政治、经济层面,因为民主化和市场化能否顺利,还取决于社会转型的轨迹。在本系列文章的下一篇里,我准备进一步介绍中欧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及其启示,那是转型三叉路当中唯一的一条成功道路。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94期  2016年10月14日—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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