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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白左”与“汉奸”:民族国家内部的他者(图)

2018年12月21日

“白左”是当代中国自发的民间国际政治术语,2015年以后开始流行,尤其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其影响超出国界,成为国际新闻界术语。“汉奸”是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的高频词汇。“白左”与“汉奸”都是政治意义上的贬义词,它们在修辞上珠联璧合,在历史发展上前后呼应,在应用上内外结合,用单一种族的身份去涵盖族群多元的国族,把政治立场与特定人群的种族身份挂钩,不符合这个政治立场的就是种族的叛徒,民族国家内部的他者。这是中国特色的种族政治概念。


中国人发明的“白左”一词传到西方,被右派媒体报道

白左是一个内容庞杂但相对来说又有比较核心概念的指称。这个核心就是对西方社会“政治正确”的批判态度,初现于汉语网络讨论中对西方尤其是西欧一些国家接纳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的强烈反应。除了“白左”,还有“圣母”、“圣母癌”、“圣母婊”或者“傻白甜”等等,但因为指称的性别限制,都不如白左使用得广泛。当然对待难民问题的态度只是白左一词所批判的政治正确的一部分,其他的包括西方社会对由移民和少数族群人口增加引起的白人即将丧失多数地位的麻木不仁,对种族、族群、宗教、文化、婚姻与性别中各种弱势或者少数群体的过度照顾甚至放任,再加上环保主义甚至动物保护主义。西方社会原来就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当然也包括在白左的概念之内。在白左的批判者看来,西方社会种种多元化和自由放任成为瓦解西方文明的内部因素,因为它们使得西方敞开了大门,麻木了维护自己文明特性的敏感,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甚至丧失了捍卫自己文明的意志。

我并不想对以上种种“白左”现象在这里做出评论,或者对所谓的“左”和“右”做概念上的梳理和澄清,只是想指出通过“白左”的流行我们既可以看到政治和社会概念的谬误,又可以看到这个谬误背后的历史逻辑。

首先,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说明这个概念的谬误。上个世纪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有太多的左派,他们不但在自己的国家左,而且到苏联、中国、古巴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朝圣。西方国家政界也有左派,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工党、美国的民主党中都有。甚至西方的教会也有很多亲苏亲华人士。要说左,他们更左,因为他们是更接近社会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否定西方制度的左,是崇拜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治领袖的左,而不是今天政治正确的左。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和历史术语中,他们一向被称为“西方左派”,而不是“白左”。

其次,看一下这些人的种族和族群背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欧美白人,而当今所谓“白左”中虽然有大量的“白人”,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种族和族群文化的光谱远比当年那些西方左派要复杂,尤其是活跃于街头政治的人士,很多人一看就是从非西方国家来的移民或者是跨族婚姻的后代。还有些人看上去很“白”,但却是阿拉伯移民或者他们的后代。所以,今天所谓的“白左”不但在观点上不见得比过去的政治朝圣者“左”,更重要的是肤色上也并不比他们“白”。倒是当年那些政治朝圣者是不折不扣的“白左”。

为什么当年货真价实的西方“白左”在中国被称为西方左派,而今天欧美各色人等的政治正确信奉者却得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白左”标签呢?我想,这是因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中的种族观念在近些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种族意识受到了刺激和强化,不但在很多国内问题,而且在国际问题上有意或无意地使用具有强烈种族色彩的语言。

这个发展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传统中本来就有的一套种族观念发展而来的,这就是产生白左概念的历史逻辑。

晚清的保皇派、改革派和革命派虽然政见各异,但他们共享一套建立在华夏中心论和西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世界观,至少到辛亥革命为止,他们对于世界的种族秩序和中国在这个秩序中的地位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根据这个秩序,西方就是白人的西方,其他种族或者族群都不是“西方人”,而是西方内部的他者。这个排斥了其他人等的“西方人就是白人”的概念在很多人的下意识中根深蒂固。时至今日,网上还有这样的教学视频:历史教师在课堂上告诉学生说虽然美国有各色人等,但只有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加清教徒(WASP)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所以连前总统奥巴马也不是“真正的美国人。”

根据这个种族秩序,只有白人和黄种人(中国人)是优等种族,所以虽然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反西方的一面,但到了世界种族秩序这个层次,以那些劣等种族为背景,西方和中国就成了优等种族之间既敌对和竞争又惺惺相惜的关系。中国的种族民族主义者对白人种族一向是崇拜的。梁启超以一些非西方土著民族在殖民化过程中逐步消失或者缩减为鉴,大声疾呼要防止列强瓜分中国,深信中国必强,甚至有中国与西方将来必有“种战”的想法,但在访美期间又对美国黑人和土著居民生育率超过白人表示忧虑,担心长此以往会削弱西方。对西方的这种既敌对又为之担忧的态度看似矛盾,但站在世界种族等级的角度来看,则有更深一层的心理认同因素。

所以,今天批判白左的中国人(或者华人)看到西方文明要从内部被政治正确摧毁时会痛心疾首,这是因为他们对西方产生了同为优等文明的代入感和责任感。很多人有“西方人顾忌政治正确,我可不管,我就是要实话实说”这种“面对政治正确诉说真理”的正义感。在他们想象中,西方人就是白人,所以他们认为这些白人背叛了自己种族的利益,是所谓的“白左”,那些非白人的政治正确信奉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当然,这种对他国的代入感和责任感也是有一定国内背景的。族群和宗教的差异和移民等因素不但在国际间,也在民族国家内部加剧了认同危机和社会资源分配的紧张,而类似话题在特定语境下并不能得到自由和公开的讨论,所以在对国际问题的讨论中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发泄出来,强化了这种话语的种族含义。总之,把政治立场和特定的种族身份相联系,构建单一种族国家的概念取代多元族群的民族国家,这就是白左一词的产生和流行的理念基础。

而汉奸一词在近代的流行则更反映了中文世界里单一族群或者种族国家的概念,与白左在概念和逻辑上都同构:中国和中华民族是汉人的,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人都是汉族的叛徒。

王珂教授梳理了汉奸一词的历史演变,他的分析是:尽管在晚清以前汉奸一词的意义有过流变,但晚清革命派最终固化了这个概念,通过他们的政治话语在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关头传播了这个概念。他们“之所以祭起讨伐汉奸的大旗,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与‘汉族’一致的‘国民’标准。他们判断‘汉奸’的标准,始终没有超越‘种族’主义。”通过构建这个概念,达到了区别同族与异族、同类与异类、同种与异种的种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理论。“这种‘汉奸’理论,其实认定‘中国是一个汉族国家’、‘汉族等于国民’、‘只有汉族才是中国国民’”。 王教授举朝鲜、日本和外蒙为例,这些国家都没有把民族叛徒和某个族群身份相联系的概念,“因为单一民族国家中民族与国家一致,自然没有必要强调种族主义的意义”,“只有处在现实中为多民族国家,而又不顾现实追求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怪圈中,才可能出现‘汉奸’式的话语”。

确实,不但在东亚,世界范围内,即使在其他的多元族群的国家,好像也没有把国族叛徒和国内某一个族群身份联系,而从在概念中把其他族群排除出国族的。 


影视作品中的汉奸形象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反满的种族主义从理论上被否定了,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但汉奸一词却保留了下来,仍然是国家民族之叛徒的同义词,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强化。当时有人提出应该用华奸取代汉奸,这个在五族共和(当然还不止五族)的国家里本该是非常恰当的概念却根本没有得到响应和传播。时至今日,汉奸一词仍然普遍使用,成为中华民族之叛徒的代称。

白左和汉奸作为同构的种族国家概念,一个是对他国民族国家构成的歪曲,另一个是对本国多元族群的历史和现实的无视。这两个概念看上去互不相干,但它们都在中国产生并流行,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对本国民族主义的单一种族观对国族构成产生的排斥性(exclusion)而非容纳性(inclusion)仍然缺乏意识,虽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也强调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性。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逻辑上是同构的:它们都把国家的叛徒看成是某个族群甚至种族的叛徒,都建立在国族就是某个单一的族群和种族集团的政治单位这种臆想之上,都无视非主流族群的地位和感受(有时更是权利和地位),都把国家政治起码在概念上表述为某个主流群体的利益。但是,与过去继承下来的汉奸一词相比,白左的种族色彩更为浓厚,所以它的发明和流行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种族民族主义思维的表现。

 

——转自《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2018-11-2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1期,2018年12月21日—2019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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