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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上人:警惕“中国模式”演化为“中国病”

2019年01月24日

川上人曰

写完本文,感慨良多,想起1948年1月费孝通在《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一文里的一段话,权且抄在这里吧:“历史并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历史的情境中总包含着一条合理的出路,历史不能合理发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为。一个被视为‘书生’的人,有责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来,至于能不能化为历史,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了。”

警惕“中国模式”演化为“中国病”

年末岁初,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呼吁宏观政策上实行财政、货币“双扩张”的声音不断增强。日前在高层座谈会上,经济学家余永定就呼吁实行“双扩张”,保持经济必要增速。这种观点引起社会的热议,赞成和呼应者颇多。主张者的理由和余永定先生相似,都认为到了必须出手遏制经济增长下滑态势的时候了,否则大局堪忧。

余永定:不要顾忌3%赤字门槛,不应该把积极财政政策污名化

与此相反,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在稳住大局、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条件下,通过改革提高供给效率,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只是与“双扩张”相比,这种声音似乎越来越微弱。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决策者必须保持定力,克制对刺激政策的冲动,财政、货币“双扩张”断不可为。

第一,实行实施“双扩张”不会有明显效果。2009年政府采取了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政策,虽然将下滑的经济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只维持了两个季度,随后就掉头直下。此后,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增长率仍然下行。到了2015年第3季度终于掉到7%以下,尽管这个季度刺激措施不比2009年差,但促增长的效果已经几近于无。事实上,2018年政府已经再次加大刺激政策。几次降准及降低银行存款的准备金比率,再加上“中期借贷便利”的金融工具,央行所释放出的资金总量已经超出了四万亿,被坊间称为“新版四万亿”。国家发改委也加速地方投资项目的审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动辄以百万千万亿计。可是结果不如人意,继续加大刺激会有效果吗?

第二,实行实施“双扩张”会增大系统性风险。如果不对症下药,加大剂量也不会有效,反而会加剧病情。过度使用刺激政策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杠杆,使风险加速积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中国国民经济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170%增加到2014年的235.7%,6年上升65.7个百分点。在大力“去杠杆”的背景下,2017年的实体经济杠杆率仍然由2016年的239.7%上升至242.1%。一旦实行“双扩张”,杠杆率一定会飙升。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大增。中国经济的“灰犀牛”就蹲在那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第三,实行实施“双扩张”会加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以“保持积极稳定”为理由的“双扩张”,会让各级政府积极将主要精力用于“扩需求、保增长”,而不是着力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往的经验表明,增加的货币也很难进入民营经济,而是流向国有企业或房市、股市。积极财政政策会集中在“铁公鸡”等基础建设上,这让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对民营经济投资形成挤出效应。更大的问题是让本应该限制权力的政府进一步扩大权力,更难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四,实行实施“双扩张”会让数年来的改革努力前功尽。为了消化前期刺激性政策,中央政府推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可谓对症下药。问题是在执行过程中,不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而是主要采取行政手段去调结构,结果造成诸多问题。虽然效果不如人意,但是不能以出现这些问题而否定结构性改革的正确性。确实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面临困难,寄希望于“放水”缓解眼前困局。在结构性改革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实施“双扩张”会让企业和地方政府长出一口气,但也势必让数年来的改革努力前功尽弃。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依靠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支持高速发展,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宏观当局采取更强的刺激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海量增长。从2001年到2012年,广义货币流通量平均每年增长18.35%,远高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结果是资产泡沫生成和资产负债表风险累积。诚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按下葫芦起了瓢”的“跷跷板反应”,“当政府采取刺激政策稳住增长速度时,会造成加杠杆的结果;而一旦采取措施降杠杆,又会使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引自吴敬琏著《中国经济改革进程》P324)。

吴敬琏:中国经济出现了“按下葫芦起来瓢”的“跷跷板效应”

这种“跷跷板效应”,正是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令人头疼的问题,也是出现对策争论的根源所在。概括言之,以余永定、林毅夫先生为代表的一方提出的对策是立足于短期,而吴敬琏代表的一方者立足于长期。有人总是说“缓不济急”,因此主张为了应对眼前而推迟改革。其实,立足长期的对策并没有忽视短期问题。20年已经属于长期了吧?将近20年过去了,假如能够像吴敬琏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在稳定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国一定可以走出两难困境,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然而,正是因为一再实行短期政策,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迄今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才造成今天的困局。

从历史角度看,在较长的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在坚持一种独特的发展思路和做法而取得成果以后,会被称为“x国模式”。可是一旦形成固定的发展战略,就会产生路径依赖。如果不能及早警醒,不及时进行调整,那些负面的、以前被高速增长的GDP所掩盖的问题就会逐渐浮现出来。等到国际大市场或国内市场发生了变化,多年一直被拖着不解决的问题综合性爆发,“x国模式”就演变为“x国病”。学界所说的“日本病”、“英国病”、“荷兰病”都是如此。

笔者虽然不赞成“中国模式”的说法,但是如果把以强势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定义为“中国模式”,我认为这种模式确实是存在的。不过,在运行多年以后,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去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改造。如果心存侥幸,继续敷衍,问题叠加,前景不堪设想。

时势艰难,尤须决策者保持定力,既不要忽视短期问题,更要立足长远,坚定不移地推动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上一条持续稳定发展的康庄大道,才能避免“中国模式”演化为“中国病”。(2019年1月18日)

记录时代的轨迹
是为川上人曰

——转自新世纪(2019-01-2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3期,2019年1月18日—201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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