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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唯:“港独”是怎样炼成的——香港本土主义观察之二十九

2016年08月10日

香港“自治、独立”的声音并非现在才有,有“港独之父”的香港企业家马文辉早在1950年代就主导成立了“联合国香港协会”,他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一条和第十一章(关于非自治领土之宣言)第73条的精神,提出落实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觉原则,并在整个60和70年代经常发表反殖民反独裁的港独言论及宣扬民主自治理念。

马文辉关于香港前途的自治运动以普世价值为道德基础,认为港人应该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要建立一个属于港人的自治政体,他发起的自治运动被视为香港政治史上相当具有独立意味的本土意识与身份认同论述。但他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

在1970年代,香港在时任港独麦理浩管治下,开始了经济腾飞,来料加工、兴建公屋、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香港第一代移民及文革后的第二代移民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自己事业的打拼,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奋斗,政制改革的声音并不高涨。直到1992年末任港督彭定康上任,面对1997年的香港回归中国过渡期管治,彭定康开始推动政制改革,让香港发展成一个类似英属民主自治城邦的社会,他上任后的施政作风强硬而富有效率,常常与中国政府唱反调,被中国政府批评为过渡期的麻烦制造者。彭定康促使了1995年香港立法会选举首次完全以选举方式产生。逝世前的马文辉十分赞赏彭定康的施政作风。

“香港人优先”昙花一现

自马文辉自治运动后近40年,香港才重现类似马文辉的香港自治和独立运动,但是其理论论述并不完整,针对的对象变成是香港的主权国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内地民众。刚开始的香港人组织称为“香港人优先”,成立于2014年4月,笼统主张香港独立,具体要求“香港一切应以香港人优先”。这个组织的前身是一个网民团体——“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由酒吧调酒师招显聪创立,该组织经常就港陆矛盾高调发表言论和声明,积极参加和举办“反双非”、“反水货客”活动,示威期间高举龙狮旗,虽然坚称不是港独组织,但是其“香港人优先”的要求和“香港是国家”的言论,性质与港独组织无异。

“香港人优先”组织最出名的一次针对大陆的抗争是2013年12月26日,招显聪联同该组织多名成员以反对在中环填海兴建中环解放军码头为示威主题,持龙狮旗试图闯进解放军驻港部队大厦,被两名站岗军人制止及驱逐。“香港人优先”很快因为内部分歧问题而于2014年9月解散。

港陆矛盾催生本土派组织

香港与大陆的民间矛盾爆发于2012年底,内地人涌到香港抢购奶粉和其它日用品,大陆孕妇冲关到香港产子,团队行和自由行的大陆游客充斥了香港的大街小巷,致使香港服务于大陆游客的商业井喷式发展,挤垮了香港本土特色商业,商厦的租金飞涨,资本集团和业主阶层普遍收益,而普通市民没有享受到自由行带来的好处。一些商家为了做大陆人的生意,甚至排斥港人。2013年初发生了尖沙咀名店D&G拒港人风波,港人包围该店,抗议其只为大陆游客服务的做法。连串的大陆人冲击香港生活形态的现象,导致了香港民间发动“反蝗虫”、反大陆游客的街头敌视行为,加深了港陆矛盾和“去中国化”的情绪。

2013年9月,香港上水区居民及一些网民不满来自内地的水货客对区内民生造成滋扰,便在水货客集结地点的港铁上水站进行抗议并冲击水货客。有抗议者高举港英旗帜,大喊“中国人滚回中国”。同年10月1日,数十名香港人走到中联办门外,一边挥动港英旗帜,一边高叫内地不要干预香港事务的口号,示威者其后转往金紫荆广场,向内地游客唱英国国歌,并高呼“中国人滚回中国去”。

在港陆矛盾的逐步激化中,香港民间和网络出现了反大陆的群体,维护本土利益的要求和抗拒中央政府干政的声音逐渐明朗化。2014年的政改风波,引发了“占中运动”,本土意识高涨,斗争的矛盾直指中央和特区政府。伞后组织如雨后春笋,政论组织和政党纷纷成立,大部分以“本土自治、自决”为宗旨。

反建制、反泛民成为时兴

很多年轻人组成的伞后组织既反建制又反泛民,反建制是因为其支持中央和特区政府在政改中的立场,反泛民是因为民主运动的长期模式未能符合香港实际情况,30年来证明无效。伞后组织欲开辟第三道路,代表了新世代的思维。

具有代表性的伞后组织“青年新政”提出“香港公民自治,公投决定前途”的政治主张,代表了那些不满目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落实现状的民间群体声音。“青年新政”所提出的“自治”与《基本法》中的“高度自治”有本质的不同,它带有很强的“自决”含义,实际上是由香港人决定自己的事务,包括各项政策,民生的,政制的和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除了法律所指定的国防和外交之外,其余一切香港事务都应体现港人的意志。社会上认为,这种“自治”的声音,是对中央政府深度干预香港事务的一种反抗。

伞后组织和支持伞后组织的新世代认为,《基本法》中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实践中并没有体现港人意志,是一种中央政府代理人治港的殖民模式,阻碍了民主发展,损害了港人利益,窒息了人心回归。因此,新世代的“自治、自决”成为了一种行走于“港独”和“自治”之间的意识形态。“青年新政”不提“港独”,但是支持在未来的公投中将“港独”作为一个选项由港人选择。

本土派组织产生的国际背景也值得关注。当今世界,人们似乎厌倦了传统政客的管治手法,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在全球一体化、普世价值全球化下没有给人们实际的利益,因而导致一些国家的传统政党被左翼政党颠覆,伪善的政客被粗俗的民众代言人在竞选中击败,即使在美国这样较为成熟的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怎么看都不像政治家的特朗普可以直接威胁到典型政客的希拉里。反建制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实实在在带来改变,颠覆旧有模式的领袖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目前的香港,反建制和反传统泛民成为迅速成长中的社会力量,新的论述替代传统论述中,“港独”类别的要求便成为扯掉了遮羞布的,撩动了保守选民的新思潮。

“大中华”还是“去中国”

在新兴的政治团体中,香港不同的阵营在论述上有区别,有交叉,有模糊地带。早期被一些年青人称为“港独之父”的陈云,2011年陆续出版了《城邦论》,以古希腊的城邦自治为例子论政香港可以参考这种自治模式。但是陈云至今认为自己不是“港独”主张者,而是华夏派。他在政坛老手黄毓民的感召下首次参与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并领衔在新界东亮出一张名单。

陈云主张的是在“大中华”框架内实现城邦自治,既有别于现行的自治体系,又有别于抛开中央政府的独立自治。因此,陈云的“城邦派”及其拥护者的“热血青年”组织,与本土派不是一个系统,且还有相互攻讦的举动。

很多新世代青年纠结在“大中华”还是“去中国”的情结中。传统泛民的主流还是“大中华”,要求中国大陆民主化,香港民主化;一些本土派组织则主张“去中国化”,认为中国大陆的事情不关自己事,独立最好,不能的话也期待将来有独立的条件;还有一些伞后组织采取模糊战略,在“香港自治、自决”中,避免触动“港独”的红线,而又相当排斥大陆的干预。

在“欲抱琵琶半遮面”的“港独”路线论述中,成立于2016年3月27日的香港民族党干脆打正旗号主张“港独”,不去纠缠什么“自治、自决”的模糊概念,公开将“港独”作为宗旨和奋斗目标。“港独”的主张和行动目标在现行的《基本法》中还没有针对性的条文,因此建制派只能利用《基本法》第一条,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来对其限制。由于香港还未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有关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立法,似乎在法律上难以惩罚“港独”的言论和行动。

“港独”公开化带来的政治发展不确定性

香港民族党负责人陈浩天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2015年2月与同学一起成立了理大学生会退联专注组,积极主张退联。他在本土思潮中走在前面,他所成立的香港民族党的政治抗争模式是以激进方式争取香港独立,该党有成员曾经表示,将参考科索沃反对派的做法,不惜在议会放催泪弹抗争。

陈浩天在民族党成立后四个月的7月24日便宣布参选立法会选举新界西选区,他表示,只有香港人拥有香港主权,独立“建国”,有利香港人的政纲才能有效落实。结果,7月30日被选举主任裁定参选提名无效,原因是他主张“港独”,违反了《基本法》。

在此之前的7月中旬,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推出一份《确认书》,旨在防止参选人秉持“港独”立场参选。民族党立即回应选管会的做法,发出声明指,香港民族党矢志推动香港独立,而参与立法会选举乃系实现此目标的第一步。任凭港共殖民政府要求独派签署任何形式的文件或宣誓作出承诺,企图藉此扼杀香港独立势力成为主流皆是自欺欺人之行为。独派势必顺应历史潮流,透过此次选举向国际社会宣告香港人的独立意愿。

香港民族党在《确认书》推出后宣布陈浩天参选,不出所料被选举主任断然取消了资格。现在的问题是,推动“港独”运动的政党无法进入议会舞台发挥作用,只能停留在街头抗争和动员上,效果必大打折扣。在主流民意未向“港独”倾斜,暴力要求容易受到警方严厉压制的氛围下,民族党的发展空间能有多大,不确定性很大,考验着主张“港独”的这些年轻世代的智慧。再者,《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反分裂国安法很大可能在下届政府的议程中会制定,“港独”运动将面临远未达到热潮前就被夭折的命运。

模糊化“港独”在萌芽中被挤压

与香港民族党的显性“港独”不同,激进的本土派组织——香港本土民主前线是个排斥大陆,强调本土利益的伞后组织,成立初期并没有打出“港独”旗号,但随着形势变化开始转向隐形“港独”。其发言人之一的梁天琦在2016年1月的新界东立法会补选中,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为竞选口号,意外地取得6万多票的成绩,虽然没有胜选,但是给社会一个信号,即本土派也是可以迈向议会的政治舞台的。

90后的梁天琦是香港激进本土派组织成员,也是香港独立运动参与者。他在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修哲学,副修政治及公共行政。其家族为反共世家,外曾祖父是国民党党员,梁天琦一岁时随母亲从湖北武汉来港定居,父亲为香港教书人,专长研究中国近代史。

2016年春节期间旺角暴乱前,由于警方宣称在场光顾小贩的逗留人士为非法集结,故梁天琦根据《选举条例》声称在现场进行无需预先申请的合法竞选游行,拒绝离开。凌晨二时左右在亚皆老街及上海街交界,被警方以涉嫌煽动示威者,在旺角街头放火及袭击警员为由拘捕。骚乱发生后,梁天琦被控两项暴动罪、一项煽动暴动罪,案件转至高等法院审讯。

梁天琦报名参选2016年香港立法会(新界东)选举,在报名当日拒绝签署《参选确认书》,并支持香港在2047年独立。7月22日,梁天琦收到选举主任何丽嫦的电邮,查询梁是否仍然继续主动和推动香港独立,及要求其交代政治立场。于是,梁天琦把其原有facebook专页的内容亦已全删除,当中包括支持港独言论。梁更表示:“我,梁天琦,示明我会拥护《基本法》及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梁天琦策略性地签署了《确认书》,以求取得参选资格。但是,梁天琦被选举主任于8月2日以他“并非真诚地作出声明拥护《基本法》”为由,取消其参选资格。

梁天琦在参选立法会议员前,一直是香港独立主张的拥护者之一,他曾公开表明,宣誓效忠基本法并不违反自己的理念,仍会向港人如实交代他主张香港独立。被问到两者是否有冲突,梁则指,《基本法》在2047年后是否仍有效成疑,而他主张香港2047年后独立,不构成冲突。

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是继香港民族党的陈浩天之后被取消参选资格的独派人物。香港特区政府在新一轮的反“港独”施政中把矛头明确指向有言论主张过“港独”的参选人,已经取消了7人的资格。“港独”的言论和行动一律遭到封杀,而放过了一些主张“香港公民自治和自决”的参选人。事实上,本土派组织在自治和独立上的论述是否留有余地和想象空间,决定了它们能否成功进入参选行列,这也成为了本土派与港府在参选门坎上博弈的战术运用结果。

青年新政“暗渡陈仓”的智慧

同样是本土派组织的青年新政,在去年的区议会选举中赢得一席,为应对这次2016立法会选举,以其为主导,联合了共六个本土派组织,成立了选举联盟。因为选举联盟没有“港独”的主张和论述,各参选人均通过了《确认书》和选举主任的把关。

青年新政为主导的选举联盟没有包括本土民主前线,自然与被取消了参选资格的梁天琦没有任何连带关系,但并不表示两个组织之间没有任何政治联系,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本土派新时代的组织,都是主张香港人自治自决,但是在“港独”的论述上,本民前显得比较前卫,而青年新政及其选举联盟成员有所保留。青年新政的领军人物梁颂恒认为,2047年是《基本法》阐明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后的第51年,可以视为香港新的前途时代开始,而这个时代应由港人自行决定香港的发展方向,包括政策和道路,可以用公投形式确定港人将来如何治港。在论述上并没有主张“港独”,而是本土派青年设定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标准。这一点,没有突破特区政府有关“港独”的底线,因此可以顺利参选。

据笔者观察,激进的“港独”主张,多为反政府反建制情绪滋生,在“港独”没有法律基础以及操作性的条件下,“港独”主张者均持有对现政府、现特首、现中央的施政思想和政策定位的极端不满情绪,如果不用独立来纠合力量,必会陷入传统泛民的套路,陷入没有成果的争取民主斗争中,新世代青年已经没有这种耐性。但是,“港独”主张的敏感性又带来了被封杀的结果,硬碰硬的较量往往使稚嫩的激进组织遭遇灭顶之灾,这就是为何港府使出了《确认书》一招,强硬封杀“港独”参选人的行动,从力量对比的时机看,不失为对建制有利的一个战略性动作。

青年新政在夹缝中突围而出,成功参选,是因为看到锤炼“港独”的火候不到,“港独”之外还有其它选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还有不同的演绎方式,殊途同归不是不能做到,最终还是可能达成香港人决定香港事的“自决自治”。青年新政在政治上比较务实,其理念也没有脱离《基本法》的框架,只是在如何自治上中间落墨,努力凸显有别于现行的“高度自治”,利用公投达成港人心愿,也不失为一个可以争取的方向,因此在与建制派博弈中,这支本土力量用巧妙的论述来迈向政治舞台,培养更大的能量。

“自决运动”有发展空间

由参与和引领“雨伞运动”的大中学生领袖创立的香港众志,虽然不属于本土派组织的政治光谱,但是其“自决运动”的主张,多少也与本土派有异曲同工之处。香港众志的参选人罗冠聪这次也顺利参选港岛区。

香港众志在2016年6月27日发布了“自决运动宣言”,是该政团一个比较完整的路线论述,确定了民主自决运动的路线图,提出了三大主张:一、超越政改框架,迎接前途问题;二、贯彻主权在民,公投自决前途;三、区运社运并行,达致社经自主。同时提出民主自决运动的五大方向:一、推动民间公投,确立自决纲领;二、力争直接民主,设立公投机制;三、草拟香港约章,创造自决条件;四、开展国际游说,争取国际认同;五、公投主权治权,自决香港未来。

香港众志主张的民主自决运动,以“二次前途问题”为核心,捍卫香港的自主与自治,并将「五十年不变」限期以后的社会制度与宪制问题放进政治议程当中,阻止中共运用其绝对权力改变香港体制。不管香港的主权归于何处,「五十年不变」后的前途问题应以港人意愿为最终依归。民主自决运动所指向的,并不是狭隘的代议民主,而是包含经济、土地、文化、小区等方面的社会民主与社经自主。

香港众志的主张与青年新政的要求有很多共同点,例如以公投形式确立香港人决定自己的前途,决定香港的体制和社会发展规划。自决运动的主张可以过关参选立法会,表明了它比“港独”主张更加有港人治港的可操作性,并在《基本法》的框架内运行,可以接地气,而不像“港独”主张那样更像似空中楼阁。

从香港目前政治现实看,“港独”的空间非常有限,而民主自决自治有更加广阔的发挥空间。香港人认为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是切实落实政改,享受一个真正的高度自治环境。

——转自纵览中国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9期  2016年8月5日—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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