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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隶文:中国“新时代”社会运动或正萌生(图)

2017年12月22日

北京东南部一栋公寓楼的居民只得到了48个小时来撤离,他们成群地走向地方政府办公楼,要求得到房租的赔偿。
Bryan Den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东南部一栋公寓楼的居民只得到了48个小时来撤离,他们成群地走向地方政府办公楼,要求得到房租的赔偿

研究社会转型的学者有一个普遍共识,即一个社会在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当公民的权利意识被激活,相对剥夺感加强,这个时候,以集体行动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运动乃至社会抗争将会出现。10月,中共十九大宣称中国进入“新时代”,并明确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然而,仅仅一月后,北京发生的两起事件——以清理群租房等违建房屋为重点的大规模驱赶外来人口红黄蓝幼儿园被指控虐童——所激起的舆论反响与抗议活动,或将拉开中国社会运动的序幕或前奏。

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在中国并不陌生。中国在100年前进入近代化后,社会运动不断出现,著名的有五四运动、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文革和“六四”等。1989年“六四”后,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发生了一波又一波以维权和揭示真相为主要特征的群体事件。这些群体事件的主角一般是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或其他的弱势群体,抗争的目的是维护和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还原事情的真相和本质。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始有律师介入社会抗争。但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特别是18大以后随着官方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709”律师群体的抓捕,社会抗争进入低潮,以往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呈递减趋势。

1989年后,虽然群体事件和维权抗争不断,但始终没有发展成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抗争局限在局部和地方,特别是基层。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事件以及前两年老兵群体为优抚安置问题进京上访或许是两个例外,它们波及全国,有主张有组织,但是它们的目标还是争取宗教或经济权利(法轮功后来涉及政治权利),也未获社会主流人群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关注与支持。另一些事件,如汶川学校倒塌、温州动车事故、天津火灾、三鹿奶粉事件、幼儿园袭击、邓玉娇事件等,虽说在舆论上引起全国网民关注,民情汹涌,但这些事件都聚焦于特定的人群。

与之前发生的这些事件不同的是,北京新近出现的这两起事件,特别是大规模清理强拆外地民工集中居住的棚户区、公寓楼、工厂等郊外地带,从性质上看更严重。首先,这是发生在北京的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尽管它肇始于“11.18”大兴大火,有一定偶然性,但清理外来人口,把人口控制在一定规模则是北京市政府的人口治理目标。以前有些事件也是由政府的不当行为引起的,但少有像北京一样,是由这个城市的最高行政机构部署,而首都的特殊地位又会进一步放大其效应。其次,尤为恶劣的是,为给政府清理行为赋予合法性,一些地方将被清理对象的外来人口,冠之以“低端人口”,这就给社会一种印象,政府从身份上公然歧视“外来人”,从而使人联想到“种族主义”,这是它导致舆论哗然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有鉴于此,在遭受舆论讨伐后,北京并没有作出让步,停止强拆行为,而以往的政府行为事件,在舆论压力下,至少表面上要让步。至于红黄蓝幼儿园老师的虐童事件,教育当局也负有监管不力之责任,特别是警方的调查说明,让舆论更加不满。

那么,它们跟社会运动有何联系?

简单地说,这是中国将发生大的全国性社会运动的先声。

从社会运动的特征和标准来看,北京大规模驱赶外来人口和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所激起的舆论反响似乎并不完全符合。可假如不刻板地理解社会运动,这次舆论反响包含着社会运动的一些基本要件。

第一,它具备一定的组织元素,向当局提出了明确的基于宪法的公民基本人权等政治权利。组织性是社会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此次舆论风波的自发特点很明显,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领导机构。但这并不等于它就没有一定的组织性。北京驱赶外来人口发酵后,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酝酿联名抗议,上书中央,要求中央政府停止北京市政府的粗暴做法,这就呈现出一定的组织色彩,引导和强化了舆论对北京市政府的批判导向。随后,部分劳工界人士也发出公开呼吁,要求停止驱赶外来人口。不仅如此,公开信还向中共最高当局提出了群体的政治诉求,要求改变北京市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和做法,改善外来人口的福利和处境,其价值目标直指包含牵移自由在内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人权等政治权利。此外,在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发生后,亦有人在美国组织发起了针对该幼儿园的集体诉讼活动

第二,北京发生的这两起事件不仅得罪了政府口中的“低端人群”和中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而且使得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左右两派共同把矛头对准官方,这在以往的事件中也是少见的。鉴于中国社会的高度分化,在过去的公共事件中,事件本身会引发舆论分化,左右两派会出现对事件的不同解读,并针锋相对,很少“枪口”一致对准官方,但这次左派也难得和右派一起,把批评的矛头对着政府。此乃因为,左派的群众基础是官方语境下的“低端人口”,政府驱赶低端人口的做法让左派意识到,如果在这种错误行径面前不替劳工大众发声,去批评政府,将会危及自己的声誉。这样,不同阶层和左右两派共同发声,实际起到了一个唤醒大众阶级意识的作用,为社会运动进行了潜在的动员。

任何一个成功的抗议活动包含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结构、抗议台本、集体行动框架等要素。虽然此次舆论批判未能阻止北京市政府驱赶外来人口的做法,没有社会运动的外在形式,但正如上面分析的,它确实包含着社会运动的一些实质内容和元素,可以看作中国进入“新时代”后的社会运动雏形。鉴于“新时代”的政治高压和暴力执法比过去严重,“新时代”如要发生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其初始诱因很可能是政府的政策失误和暴力执法引起,然后在舆论的鼓动下形成。北京朝阳和大兴两地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爆发的外来人口抗议活动,就初步表明了这点。

就社会运动而言,中共宣布进入“新时代”,是要在全面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加强对社会的暴力管控以及部分满足民众的福利需求的前提下,削弱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的社会基础,短期来看,由于国家打压民间社会的加剧,可能确实会达到这种效果,中国的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会走入低潮。但长期而言,这样做不但不能压制社会运动,反而会随着大众政治意识的强化和国家控制能力的走弱激发大众的抗争意识和行动。正如研究社会转型的中国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谢岳指出的,现实中的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同国家功能的转换以及国家能力建设的高下有着密切关系。

当国家选择性地发展以征税为主的抽取能力与以暴力控制为主的强制能力,而忽视分配能力、规范能力与对大众的保护能力的发展,这种不均衡的国家能力建设往往带来广泛的社会抗议。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不仅不会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与发展,而是制度性地制造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导致社会的两极化,两极化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和社会怨恨,从而将严重削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还应看到,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时代会改变社会运动的某些形式。因此,不论官方基于何种目的,若迷信暴力,以国家强制力驱赶外来人口,对付其公民,这是在为“新时代”制造大量的“低端”反对力量,在政府的暴力压迫下,一旦社会学和权利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劳工阶层,也包括部分中产阶层)被激发起了阶级意识,他们将奠定大规模社会运动和社会抗战的阶级基础,并有可能涌现组织者和领导者,从这个意义说,“新时代”极可能会爆发社会运动。

邓聿文是中国独立学者、自由写作者、时政评论家。

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

——转自《纵览中国》(2017-12-1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5期,2017年12月22日—2018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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