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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欣欣:父亲在文革后期

2016年06月29日

 

1969年,我和母亲从北京来到黑龙江宁安县五七干校,而我父亲已在鸡东县的永安公社插队。这两个县同属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但我和父亲已不通音问,更不知道一家三口相距只有200多公里。

父亲所在的公社与苏联接壤,修防火道时,他能看到中苏两国的边防军。父亲说:“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很容易发生所谓的叛国投敌。兴农公社的一个民兵连长带了地图投奔过去。据说一投过去,苏军就把他的眼睛蒙上。那人以为要坐飞机去莫斯科了,没想到却被暴打一顿。他还跟苏军争辩说‘我是带了修国防公路的图纸过来的。’当时苏联的政策是你投奔过来,立刻就把你派回去。回到这边后,你能拿什么情报就拿什么,即使拿个边防证也行。你过那边去,再把你派回来,直到你被抓住为止。”后来那个连长去了密山法院,法院的人看他进来,也不理他。他走到桌前,突然掏出一把手枪放在桌上。法院的人吓了一跳,才开始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我是苏修特务,我不干了,每次到了那边还要回来,提心吊胆地,我来自首。”

名义上,父亲是插队“干部”,但实质上就是农民。当地很穷,一个劳动工分只值1角8分。老百姓对集体生产没有一点儿积极性,去年收的小麦还堆在场上。不过天高皇帝远,当局无法严格地限制自留地。当地土地肥沃,老百姓靠自留地,养鸡养猪还能活下去。到永安公社之前,父亲遭遇了火灾,个人物品都被烧光。他带着简单的行李走进马房旁的住处,才知道同屋还有两个人。其中的一位姓林的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此人解放初期报名来东北支边,在密山中学教物理,妻子在中学图书馆工作,有五个孩子。大饥荒时,林全家退职回原籍浙江,靠海外亲戚救济为生。因在当地无工作,饥荒后,林又回密山,妻儿留在原籍。每个月,林将工资寄回家,自己只留14元。文革伊始,因为海外关系,林被打成特务,工资扣发,还遭受毒打,据说是用细钢丝抽打。父亲与他同住时,林每月只能领8元生活费。林穿得太破,破的连父亲都看不下去。父亲对他说:“你别穿的那么破,人家会说你故意出社会主义的丑。”1971年,林患胃癌。父亲找到武装部长兼革委会副主任,为林陈情:“你们的土政策不对,哪有没结论就扣发工资的?你们应该发还他的工资,批准他到上海去看病。”武装部长被我父亲说服。林向人借了一件灯芯绒外套穿上才动身回家。他在上海作了手术,一年后癌症扩散去世。林治病期间,父亲一直代他领工资,再负责寄回他老家去。林的两个孩子在东北插队,林去世时,他们来办后事。我父亲回忆道:“那天下着大雨,林的儿子提着一双解放鞋,舍不得穿。”父亲交给他们林的箱子,还有自留地收获的700多斤粮食。林的子女说没办法运走粮食,要父亲帮忙换成粮票。父亲人缘很好,就到粮库换来了粮票。他对林家的儿子说:“你把你爸爸的东西都带走,其中有一件破棉袄,你不要丢掉,带回去让你母亲看看,你父亲过得多苦。”林家儿子写信给他母亲,称赞我父亲人好,仗义。为了争夺抚恤金,林的父亲竟然伪造死者的离婚书。林妻将离婚书寄给我父亲,请父亲辨认字迹。父亲辨认后,又去法院咨询,回信告知配偶是第一继承人。但林妻不放心,亲自来办理抚恤金。父亲帮助她办理,办妥后离去。他们继续通信,一年后成婚。父亲每月寄给新家庭二十元。父亲的妻子手巧会烹调,每年探亲,父亲都带回她烹制的“风鳗”,“糟鳗”等食物。

1969年的一天,两个解放军来对父亲进行“外调”。到公社的清查办公室后,他们先与父亲一起学习“最高指示”,又让父亲带着问题,回去读《毛泽东选集》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次日,他们约谈父亲,要他交代父亲抗战时念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时的反动组织。父亲说:“空军幼年学校是有国民党等反动组织,但因为当时年龄小,从未参加过。”外调人员让父亲回去好好想想,带着问题去读毛泽东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并要求写交代材料,次日下午三点整送到清查办公室。父亲连夜写了交代材料,按时交去。那个年轻的解放军接过材料,根本没看,就拍着桌子说:“你不老实!”父亲问:“我怎么不老实?”他说:“你参加过反动组织。”父亲答:“1954年肃反时,空军政治部肃反五人小组调查过我的历史,并做过历史清楚的结论。我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三青团。我只是为了抗战参加国民党幼年学校学习飞行。”那人拍着桌子说:“你胡说!”父亲回答:“你要推翻这个结论,你就去找当年做结论的人改吧。”对方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父亲回答:“你穿着黄上衣蓝裤子,就是空军嘛,你这身衣服我穿过。我穿的时候,你还要叫我一声解放军叔叔呢。”对方说:“你荒唐,你知道你是什么人?”父亲说:“你说我是什么人?”“你是军统特务!”这一指控让当地清查办的人目瞪口呆,想不到小小的公社里竟然藏着这样的一条大鱼。父亲回答:“你瞎说!没那个事儿。你说我是特务,我说我不是,在这里解决不了,我可以跟你们走。虽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还有一条‘有反必肃,有错必究’,最后你们还要给我平反。”来人说:“你是特务,是由同案人检举的”。父亲说:“那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父亲回答:“因为我不是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那个年纪大的解放军坐旁边,一直没讲话。此时,他拿出一张纸,要父亲写出空军幼年学校的同学名单,父亲拿起纸先卷了一只烟,然后才开始写。外调人员急着赶火车离开,他对父亲说:“你还是要向公社清查办的人交代,如果你交代了,还算你主动交代。你回去之后,好好学习给你指定的文章,好好交代。”他们又问公社清查办还有什么话。公社清查办的人回答没什么话讲。看他们准备离开,父亲对他们说:“你问清查办有什么话讲,你还没问我有什么话讲?”“你有什么话讲?”“你们说我是军统特务,我说我不是,那我带着什么问题学主席著作啊?”清查办的人不愿纠缠下去,就过来打圆场,外调人员才得以脱身。事后父亲得知外调是因空幼的同学而起,他猜那个人是屈打成招。外调人员走后,公社清查办的人来问父亲:“你的问题怎么办呢?”父亲说:“你们派人去外调吧。”被派外调的人又来问父亲:“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特务?如果是的话,我外调回来想办法给你减轻。如果你不是,你写出证明人的姓名地址,别让我白跑。”他还偷偷地让父亲看了外调提纲。父亲一看吓了一跳,那上面的第一条居然指控父亲是军统特务五人小组的头目。第二条是指控父亲1948年到香港,打算破坏琼崖纵队。最后一条说父亲1949年去过海南岛。父亲对那人说:“我去过香港,但是在1938年去的。我很想去海南岛,但直到现在还没去成。”父亲提供了空军幼年学校同学的联系方式,还写下我母亲,知名素描家李克瑜的名字和单位。一个月后,外调人回来了,父亲当然不是特务,但父亲说如果这个外调发生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很可能会被活活地打死。

1972年之后,“干部插队”被取消了,父亲调到永安公社林业站。此时革命运动烈度减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好收成为当地百姓带来相对平稳温饱的生活。到那里不久,父亲又被派去林业中学任职。他当过右派,不能有校长的头衔,于是称他“中学的负责人”。这所中学其实是小学带帽(就是小学加一个初中班)。当时的少先队被红小兵替代,共青团被红卫兵替代。初一发展红卫兵,林场书记的孩子未被发展,孩子的妈就到学校来跳着脚地骂我父亲:“你他妈阶级混线儿!不发展工农兵子弟。”父亲火了,找到书记说:“你最好到学校开会,再带上几个支委。”书记问开什么会,父亲说:“阶级斗争的会,阶级混线儿。”书记问怎么回事,父亲说:“你老婆在那儿骂我阶级混线儿。”书记说:“你不要听我老婆的。”此事才作罢。不久,上级派了一个党员来当校长。新校长很年轻,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她担心不能胜任,就要父亲帮忙。父亲说:“你当校长,我一定帮助你。”于是父亲又成了学校的教导主任。

1974年春节,父亲回南方探亲。半夜里收到单位的电报,要他速归。父亲不知出了什么事,立刻动身。回林业站后,才知是派他去东北林业大学上学。父亲的林场里种植了落叶松,獐子松,红松,白桦,红桦等,风景十分美丽,但病虫鼠害也十分严重。为此东北林业大学开办为期数月的培训班。父亲说:“我已经五十岁了,为啥要我去?”“人家一定要高中毕业。只有你是。”父亲来到哈尔滨时正是“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至6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林彪和孔子的运动),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特指文革中从工农兵中选拔出来上大学的那批学生)正在“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那些学生一天到晚贴大字报,根本不上课。”父亲回忆着。“我们的培训班里,年轻的18,9岁,年龄最大的54岁。上课第一天就学习‘马振扶事件’。那个事件发生在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的中学里。外语考试,一个名叫张玉勤的学生在答卷上写:‘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她的老师在试卷上批注:‘马振扶有个张玉勤,不学外文想成神……’张对老师批评想不通,就去跳水库自杀。此事被中央文革知道后大作文章。张玉勤的班主任,校长都被捕入狱。”

林业大学培训班开了林虫(森林害虫),林病,林药,鼠害四门课,每天课时很多,每周有两次实验课。当时讲课的只有讲师和助教,教授不允许讲课,所以带实验的都是教授。在林虫课上,父亲学习了自卵到蛹,成虫的生长过程,昆虫的定义和分类。上林病课时,讲师提到一种林病,他非常习惯地带出一句拉丁文。话语刚落,他的脸都吓白了,立刻对学生检讨:“对不起,对不起,我说了拉丁文,不符合五号文件精神。”在周六评教评学的会上,父亲说:“上课时,教林病的老师讲一句拉丁文,还自我检讨,但拉丁文是国际通用,建议给我们开拉丁文课。”很多老师听了很震惊,担心父亲被批判,但校长却欣然同意。参加培训的多数人都在学习,父亲更是很努力地学习,看到学生们一心向学,老师们更认真地教了。

培训结束,父亲回到林场成立林虫害防治站。防治站只有一间空房子,也无经费购买设备。不久,林区爆发了五毒蛾虫灾。一根扫帚苗儿细的树枝上匍匐着上千只吞嚼树叶的毛毛虫。林场只有几只手摇喷药器,父亲立刻动身去牡丹江市求援,带回了药和柴油发动的喷药器。父亲先做实验性喷雾,确定有效后,再组织人力开始喷洒治虫。父亲回忆道:“我观察到,一些没喷药的树上的虫子也死了,据说那些虫子得了一种病。后来我想应该把染病的虫子收集起来喷出去,让其他虫子也感染疾病,可是我没时间做。林场那么大,只有我一个人到处跑,组织喷药,太忙了。”这场灾害过去后,林区又爆发天目毛虫,父亲再次投入治虫。因为林场太大,父亲要求每个林业站都配备专职防治员,由他来培训。不久,各个林业站都有了防治员,父亲带着他们到林区调查防治。后来有人告诉父亲,其中的一个防治员是派来专门监视父亲,防止他叛国投靠苏联。

在林区调查虫害时,父亲看到红松树干或树枝上长出很多黄粉,好像生锈似的。父亲查林业手册,知道那是红松孢锈病。锈病的传染源是真菌,染病后的树干上会长出孢子,不同时期又生长着不同的孢子。如果松树干上出现蜜滴,舔着甜甜的,就是染病后产生的性孢子。性孢子之后有夏孢子,最后变为分泌出锈粉的锈孢子。这种病潜伏期很长,很久才发病。如果出现黄粉,那棵树必死无疑,因此当时把孢锈病称为树的癌症。据资料,俄国首次发现此病,而病源是寄宿在一种叫做茶廉子的植物上,因此该病又被称为松—茶廉子柱锈菌。该病从俄国蔓延至中欧,遍及欧洲后又传到北美。在继续研读中,父亲得知只有茶廉子(父亲称之为茶标子)才接受夏孢子,夏孢子在茶廉子上潜伏一段时间后,再传给红松。但当地并没有茶廉子啊。为了证明,父亲去相距几十里,有茶廉子的地区采集。虽然实验结果证明该植物确会染病,可它还不是孢锈病的当地寄主。父亲继续采集不同的植物做实验,但依然无果。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一种名叫马先蒿的植物可能会被感染,当地就有这种植物。父亲据此查找资料,教科书上却说红松孢锈病具有很强的专主寄主性,任何讲义和书中也未提到马先蒿是可能的寄主。带着疑问,父亲采集了马先蒿,又请东北林大的王婷芬老师鉴定证实该植物就是马先蒿,然后对其接种,果然它被感染。那时父亲已有了一台显微镜,他把显微标本带到牡丹江地区的科学大会,并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当时好几个单位都在研究红松孢锈病,东北林业大学的邵老师说:“就目前的研究进展看,只有鸡东县林业防治站所做的实验最有可能。”与会的林业总局的顾问对父亲说:“心诚则灵。”为了排除试验前,马先蒿已被感染,邵老师又要求父亲再做试验。父亲将未染病的马先蒿隔离起来,次年再做实验,再次证实马先蒿被感染。

父亲还发现染病的红松出现蜜滴是7-8月份,而非4-5月份,纠正了教科书上的一个错误。他的发现不仅从理论上证明了红松孢锈病并非是专主寄主,而且为防治病害提供了具体办法。从此,造林前,如发现附近有马先蒿,必须先清除干净。在中间实验大获成功后,父亲又开始寻找防治锈病的药。有人向他介绍治疗苹果腐烂病的药。父亲拿来实验,果然有效。研究成果为父亲带来了4千元的科研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用这笔钱,父亲买了更好的显微镜和电冰箱,那时买电冰箱还需特批。在实验室里,父亲又制作了防治松毛虫的白浆菌。在林业病虫害防治方面,父亲逐渐地有了名气。

东北林大的老师带着毕业生来林场调研,完成毕业论文。父亲带学生做实验,累病了。1978年,中国召开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父亲获得了奖状,提高了工资级别,他的防治站也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

同年,父亲读到《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提到错划右派可以改正的消息,读后,他就开始写申诉书。次年2月4日立春的那天,父亲来到北京甄别改正右派。接待人对他说:“你不用来,我们也会为你甄别改正。”他查看当时的档案,找到了1957年自己写的思想汇报。然而,在右派的结论中,父亲看到许多他从未说过的反动“言论”,那些言论足以对父亲提出更严厉的指控。从那份档案里,父亲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被划为“极右”,而非他所知的“一般右派”。他非常气愤地说:“原来我的档案里被塞了那么多东西,难怪看过档案的都认为我是敌人。”父亲问负责的人:“这些莫须有的东西是哪里来的?”答:“有人检举揭发。”“谁检举揭发?”“是某某某。”负责甄别的人找到揭发人,揭发人却矢口否认。父亲说:“虽然我获得改正,但他们并没有把那些东西从我的档案里拿掉,也许有一天还会翻过来的!”因为被划成“极右”,父亲获得了几百元的“营养”补偿。

自1978年考上大学后,我一直住校。一个周末,我因事在外奔波了一天,晚上才回家。母亲看着我,默默地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永安东里,二楼二号”。在未通音讯10年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是父亲来北京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道:“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看妈妈,是喜?是悲?还是怨?我不能确定。再仔细看,竟然没有表情!妈妈,可怜的妈妈,生活折磨你这么久,以致你的表情和眼泪都在这可诅咒的人生中耗光了。你孩子似的,急切地问我:‘你去吗?’不等我回答,你又赶快补充道:‘你大了!’妈妈,是的,我大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再也不必向你请示可不可以去见爸爸?再也不必为未得你的允许和爸爸家的亲戚见面而胆战心惊?再也不必像偷儿那样的恐惧——当我做了你不同意的事情。妈妈,我大了。但我怎能不看一看你呢,听一听你的话呢?22年了,从那摧残60万人(注:这是当时写的,打右派的人数来自当时报纸的报道)青春和理想,破坏六十万个美好家庭的巨大悲剧开始,你经历了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又有谁能体会一个不是寡妇胜似寡妇的悲凉心酸处境?我该说什么?我扶着你的肩膀,望着你眼睛说:‘妈!你让我去就去,你不让我去,我就……。’我知道我不该说那样的话,或许你心里已经允许了我,但倔强高傲的你不愿流露出一点对青年时代,对婚后幸福的回想。你说:‘去一趟吧,快死的人了,了其心愿吧。’”那个晚上,我们再没说什么。夜里,我听到她翻身叹气。朦胧中,她还吻了我。

根据地址,我来到父亲的右派难友王克勤叔叔的家。我儿时来过这里,我母亲曾与徐阿姨是好友。父亲一见我,非常激动地走上来搂我亲我,说不出的喜悦。父亲依然很瘦,但眼睛很亮,眉心间也没有褶皱。他年轻时,个子不高,长相英俊,友人曾调侃他是袖珍美男子。在东北度过了21年,55岁的父亲的相貌已不能以“英俊”形容,而“和善亲切”等词汇又普通的毫无个性,我只能说他的脸,他的表情都能轻易地赢得陌生人的信任。对于我,父亲的亲吻多少有些陌生,我的回应也有些不自然。谈着话,父亲拿出一个纸袋说:“这都是你写给我的信,一直保留着。现在能看到你了,就把它们还给你。”我打开那个纸袋,看到了自己6岁时画的画,画的是鹿爸爸,鹿妈妈和小鹿。

父亲知道我的周末是属于母亲的,他没办法与我母亲竞争与我相处的时间。于是我们约定每个周六他到大学门口等我。我们去东单或东四找个餐馆吃午饭,然后他伴我去菜市场买菜,再陪我坐地铁回家。地铁下车后,我们一起走过田野间的小路。在我住的院子门口,他和我道声再见。很多年后我得知,因为再婚,他需要负担新家庭。当时的饭馆对一般人而言又是非常贵的。不久,周六的午餐就吃光了那笔极右分子的营养费。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若不去右派难友家蹭饭,每日只能吃得起一餐饭。在第一个“每周一饭”中,父亲开始讲述在东北的经历。当晚我回到家,将他的讲述断断续续地记在日记上。

右派改正后,以红松孢锈病的科研成果,父亲本可调到林学院或林业研究所工作,但他妻子居住的城市没有类似的单位。考虑到解决户口之难,他决定放弃省城的林业部门,去妻子所在的城市教英文。空幼的六年直接受教于美国教师,父亲的英语有童子功。他不仅发音纯正,还会唱很多英语歌曲。他一直喜欢英语,一有条件就订阅英文的《中国建设》杂志。在东北时,他甚至教附近插队知青学英文,但那些知青都没能坚持下去。若干年后,他们对此都感到后悔。得知要教英语,回四川探亲时,父亲还请教资深的英语教师的姑母,又去买了教科书预习。

父亲任教的学校是一所中专,一般聘任英语教师都要试讲,但学校大概不好意思让他试讲,就让他去上课了。上第一堂英语课时,学生按惯例全体起立,称父亲“Teacher Li”。父亲对学生说:“既然是英语课,咱们就要按照英语课的惯例,你们起立后要说‘Good Morning’。Teacher Li是中式英文,你们应该称我 Mr. Li。如果我是Professor,就称我 Professor Li。”学生听了觉得很新鲜,照着父亲的话做了一遍。待学生坐下,父亲才看到最后一排坐着校长,党委书记,教育科长和英语教研室主任。

父亲的第一堂课很成功,听着旁人的夸赞,父亲笑着说:“我本来就是演员,知道怎么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父亲不仅善于教课,与学生同事相处也非常好。他说:“当时那所学校聘的新老师中有十个是改正的右派,其中一个在清华大学读到四年级时被打成右派。我改正后,恢复了级别,月工资80多元,而他们有的只有30多元。教师提级名额有限,我主动说不参加提级了。后来才知道,学校的干部每次都提级。”在那所学校里,父亲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后来还当选过区人民代表,并以副教授的资格退休。

我来美之后,父亲的生活还不算宽裕。每年我会补贴他一些钱,前后大概十年。那些钱不仅使他能生活得宽裕些,也使我心安。我回国探望父亲,一般最多一两周。父亲来美国两次,每次都不超过半年。我与父亲相差30岁,算起来,我和他相处最多不过5-6年,其间的3年,因年幼,我毫无记忆。我与父亲并不很亲密,每当遇到困难,我第一个想求助的人也不是我的父亲,但他给了我生命。

近年,父亲经常在凌晨醒来,他说:“有时醒来,我会想起那些岁月,会很难过。每当此时,我就回想小时候唱过的歌,我小声唱着,就不难过了。”从33岁至54岁,父亲都在东北农村劳改或劳动。他失去了人生最年富力强的岁月,而且妻离子散。然而,苦难之后,父亲仍有选择快乐的能力,而我的母亲在颂圣,原罪,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中,终于无路可退,精神崩溃。苦难之后,她失去了选择快乐的能力,成为那个时代的活祭。

我的父辈啊!

——转自华夏文摘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6期  2016年6月24日—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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