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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沉重的步履 走过三十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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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25日


赵紫阳、邓小平、李鹏在胡耀邦遗体告别仪式上

八九民主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三十年了。

面对知识界要求改革的呼声,面对得到民众广泛同情与支持的学生运动,面对民主运动遭遇中共压制的僵局,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对话,要求中共高层正视人民的呼声与要求。

然而,据鲍彤先生观察,事变的关键在于,赵紫阳对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态度,使邓小平警觉,他认定赵紫阳是又一个党内的赫鲁晓夫式人物,下了决心,要“干掉赵紫阳”。这样,邓小平的得到中共保守派支持的部署,其实质,就是将事变引向矛盾激化,引向对抗,从而完成一次政变──“邓小平个人谋划、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

鲍彤先生点出邓小平的政变图谋,事变的逻辑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到1980年代后期,农村土地承已包稳定下来,城市的承包正在发展,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导向渐渐地清晰,而党政官僚集团逐渐地改变它阻挡改革开放的姿态。他们敏锐地察觉,它在市场化趋势发展中其实有利可图。以“官倒”为突出表现的腐败之势,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迅速发展,同时也造成改革开放的停滞,引起社会矛盾,并且逐渐尖锐化。

知识界察觉到社会中的矛盾状态,此起彼伏地发出改革呼声,推动民主运动自发而起,而胡耀邦突然逝世,强烈刺激了当时一再遭受挫折与失败的学生们的感情,八九事变一触而发。

社会各界普遍同情学生运动,成为八九民运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们同情、支持学生站出来打破僵局,同时,不希望重蹈“文革”动乱覆辙,因而民意的主流是正面评价学生运动、支持学生的政治对话要求,使民主运动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运行。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看到这一点,他对此完全赞同。这很难得:中共高层领导人站到民众一边。这样,尽管幕后有人运作,将抗议矛头指向赵紫阳,但赵紫阳“五四讲话”表达的态度,得到民意的普遍支持。

《人民日报》“4·26”社论激起“4·27”等多次大游行,“5·4”后的“秋后算帐”部署致使学生铤而走险宣布绝食抗争。许多人当时都有感觉,只要局势趋向平稳,当局就做出刺激性动作,挑起事端,激化局势。所谓中共中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在总书记赵紫阳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之外,邓小平领导保守派,一步步地将局势推向矛盾激化的方向。

社会各界都表达了同情、支持学生运动的态度,要求中共与学生对话,然而,中共本性中对民众自主精神的敌视态度,依然根深蒂固,依然顽强地表现出来,它坚持其一党之私,执意以政变方式解决。

政变成功,民主运动失败,改革派溃散。“文革”失败后社会中在改革开放激励下兴起的理想主义热情受到残酷打击,本来就步履蹒跚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党专政的韧性

数十万军队,以不同番号部队精心地混编而防不测的奇特方式,悍然包围首都。他们以各种方式渗透进城,且精心制造事端、构造“暴乱”表相。终于,貌似“人民军队”的党军,悍然以装甲车辆横冲直撞,悍然开枪杀人,从几个方向杀开血路,占领天安门广场。

与上世纪东欧与苏联的共产党保守势力联手,依恃苏联军队镇压改革派与民众不同,中国共产党保守势力,在苏联改革“新思维”激起共产党国家政治改革浪潮的时代之中,坚持冥顽不化的党专政信念,完全以自己的力量,创造出一个以保守派政变为主轴、辅之以大规模残暴镇压,将改革开放的理想主义浸在血泊之中的东方奇迹。

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难以接受如此残酷、黑暗的现实事变。他们不由得想起十几年前丙辰清明之际的那次天安门事件──那次镇压之后,只半年时间,中国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觉得,似乎可以认为,这次的保守派政变也同样“注定”是短命的,不久之后,中国就会重回改革开放的正轨。

但是,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人们的幻想。

丙辰年清明之际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泽东逝世。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化。

毛泽东未能顺利地打倒林彪,叛逃事件成为对“文革”的沉重一击,“继续革命”理论与中共实践走入低谷,陷入混乱,无论“批林批孔”或“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甚至“评论水浒”或“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无济于事。当此之际,失去毛泽东,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会。中共元老与党政官僚齐心合力,发动政变,结束了激进派江青集团的统治,并宣告“文革”结束。

毛江集团失败,“文革”以失败结束。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一度陷入徘徊与迷茫。

这样的局势,难以复制。

改革开放在农村走出历史性的一步,土地承包使得农业开始恢复生机,而承包蔓延到城市,更多的市场化改革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活力。另一方面,中美建交,并在美国默许下对越南发动军事进攻,企图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无论其成败,毕竟树立起邓小平在军中的权威。于是,改革开放的局面稳定下来。

邓小平说他还没有弄懂社会主义,但这不妨碍他明确地将中共的领导地位作为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的最核心的原则,赋予它神圣的意义。这意味着,中共正在从“文革”失败后的徘徊与迷茫中走出来,倾全力一博。

──见佛杀佛。不幸,赵紫阳虽然被许许多多的人们视为开明的共产党人,而对于中共,却为异端。他与胡耀邦一样,试图引导中共从专政走向民主,成为现代政党,然而,在邓小平等老派共产党人眼里,这更像是新出现的“赫鲁晓夫式人物”,不打倒不能心安。

──遇鬼杀鬼。倒赵政变成功,刺刀威胁之下,偌大的中国,在1980年代末,一下子从曙光初现的状态,跌落到无尽的黑暗和恐惧的深渊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好不容易得来的“有计划调节的商品经济”,显出了要退回到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去的势头,刚刚有所活跃、展现出生机的民间贸易活动,再度被“投机倒把”之类帽子和棍棒所威胁。邓小平无可奈何,只好再动杀机,强硬要求继续改革,逼迫保守派接受市场经济。

八九北京事变,中共已在保守派控制之中,而在举世震惊的政变成功之后,它实际已在跨入“文革”式的政治轨道,但是,在向黑暗坠落之际,它伸出手来,抓住了市场经济。

于是,中共坐稳了它的不容挑战的专政地位,显示出韧性。

到现在,已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们看到,其中三十年,笼罩在“六四”镇压的阴影之中。

这阴影中,市场经济的意义很是复杂。

依照马克思学说之判断,自由市场经济在其发展中,会逐渐孕育出未来社会的“胎儿”。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接受市场经济,使得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得以延续。但是,中共接受市场经济之际,给它套上了“社会主义”的缰绳和紧箍咒,一面极力压抑自由市场经济的空间,一面纵容权贵资本发展。

于是,“国进民退”趋势出现,权力成为市场化之主导。而习近平掌握权力之后,明确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打通,展现其中党专政的完整链条,且明确宣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场化在目标中消失。

这样,以“六四”镇压为标志,党专政以政变为自己开辟道路,强硬地扭转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它仍然对市场经济显示出开放姿态,实则,它倾注心血于所谓“治理现代化”,而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所当然被人们称之为“党国社会主义”。

帝国扩张受阻

纽约时报中文网不久前刊载《纽约时报杂志》上一位作家的文章,《在平壤购物:朝鲜资本主义世界大冒险》,讲述了朝鲜在严峻现实面前“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崩溃,被迫走向自由市场,允许合法、半合法以及非法的市场活动并存,进而导致“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多个社会经济阶层”并存的过程。作者以其观察,这样写道,“朝鲜的社会主义再也没有从这种市场经济的入侵中恢复过来。”

这样来看,中国的问题恰恰是在于,在这里,中国的“社会主义”借助于市场经济的活力,不仅恢复了过来,更反过来,凌驾于市场经济之上。

市场经济看上去是被接受了,然而,经过中共的操作,市场被扭曲,它处于“新时代”党专政的控制之下。

中共的“社会主义”,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或党国社会主义,其实质在于,它力图控制市场经济,同时它依附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以其本性,其发展势必超越国家版图,具有全球化的自然趋向。这很合乎中共的胃口。从胡锦涛时代,中共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调门开始高亢起来。到习近平的时代,干脆将这所谓“中国梦”作为所谓“习思想”的标志性要素,而更为露骨的表达,叫作“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下一步,就应该是在这舞台中央排除他人了。

显然,专制国家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其必然趋势是追求帝国梦想。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与已经在世界舞台中央的那些国家,发生前所未有的冲突。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庞然大物面前,多数国家难以与之抗衡。而西方国家,它们是少数国家,实力却不容忽视。即使如此,中共已经有力量,在它极其敏感的人权、“一个中国”等方面,组织“投票机器”推进它的主张,在经济领域,也咄咄逼人。这时,唯有美国,可以站在前面,抗衡中共的帝国扩张态势。

其一,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坚持认定中国未履行其承诺,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所谓“市场经济国家”。它们坚守这一门槛,定下了遏制中共野心的基调。有消息说,世界贸易组织(WTO)居然壮起胆子,“裁决认定中国不能主张'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应该说,这与美国等国家的坚持大有关系。

其二,美国以加征惩罚性关税,发动反击,遏止中共进逼的势头。美国川普政府动用关税手段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争议很大,经济学者们尤其不以为然。然而,仔细推敲,可以看到,其它的方式,无论诉诸WTO,或动员盟国,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环境中,都须经实战来推动,才有希望。单纯的谈判方式,包括WTO机制的谈判,都难以对付擅长于谈判游戏的中共,而惩罚性关税反击的实战,确实引起了变化,迫使中共认真行事。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承认,关税是“一件钝器”,但美国没有其它选项。这就是严峻的现实。

其三,由惩罚性关税之战打开谈判局面,注重贸易失衡,但不以贸易失衡为限。逐渐清晰的是,达成协议以兑现承诺为关键性关切,直指中共多年来避重就轻、“”说一套,做一套"的惯技,迫使它改弦易辙,要求它实行结构性改革。

在贸易谈判中,一国要求另一国实行结构性改革,似有霸道之嫌,然而,这实际上是当年加入WTO谈判的后续──经过十多年的时间,经实践检验,再度要求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既然加入了市场经济的“经济联合国”,就不能只图享受别国开放的好处而自己仍然热衷于对开放大做手脚。

所谓结构性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人们所关注的体制改革,但是,美国无法要求中共改革其体制,只能要求改变基于这种体制而造就的结构性格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众多有识之士,在中美贸易战中支持美国“倒逼"中共,甚至戏称川普总统为中国改革的“总倒逼师”,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中国共产党缺乏改革开放之动力,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几乎事事处处,都是民众推着中共走,而它却毫不脸红地自诩为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到了民众实在推它不动之际,“倒逼”成为一种无奈的希望,而加入WTO,即为较大的一次“倒逼”之举。朱镕基豁出去承受“汉奸”之名,也要推动中国加入,不料中共将计就计,外部市场开放的好处欣然接受,更将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之功据为己有。WTO规则要求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方仲裁,游戏规则透明、稳定、公平、可信,中共完全置之脑后,推三阻四地回避遵行,甚至明确反对司法独立、明确主张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歧视其它企业,体现出十足的前资本主义非经济控制强权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

美国忍无可忍,发动贸易反击,习近平强硬表示“以牙还牙”,但打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就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要求其实对中国有好处,与中国的改革方向一致,而这就意味着,中共对美国贸易反击实施“以牙还牙”式报复,看似理直气壮,实为坚持不公平贸易之举。于是真相大白,它自己才是所谓“贸易战”的真凶。

“六四”镇压后,中共面临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制裁,形势一度严峻。但是,美国政府很快就改变态度,制裁之势逐渐消失,邓小平“韬光养晦”之策成功。此后,数十年间,中共逐渐展现全球帝国之野心,偏偏这时现在撞上了认真对待自己承诺、相当敢作敢为而行事多变的川普总统──当然,他的短处与他的长处同样鲜明──不仅从解决贸易失衡燃起战火一步步蔓延,而且由副总统彭斯出面,发表系列对华政策演说,展现出全面遏制中共全球野心的严厉姿态。

中共无可回避,中美博弈正酣,未来之变化,可拭目以待。

折腾与沉默

中共一党专政没有改变,然而,它接受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唤起了社会中向往自由的热情,释放出巨大的活力,而党政官僚与权贵阶层,在此过程中与时俱进,引导中共蜕变为本质上形同旧时代帮会,却拥抱先进技术而活跃在现代的右翼政党。中国经济崛起,而中共一党专政俨然“中兴”,显现新的面貌,不仅脱胎换骨,而且持续四十年不衰。

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压迫下,自由的意识、意志,及思想、言论,都日益萎缩,公民社会似乎难以再有伸展,更不用说制约中共,而这个“中国特色”专制怪胎,挟摧毁中国社会活力之威,进而显露治理全球之野心,雄心勃勃地要在国际社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它面前,似乎有一片新的天地。

但是,新天地之中,古老的历史逻辑仍然时隐时现。

1950年代,所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实乃毛泽东与中共盛情邀请社会各界对中共及其政府提意见,因为毛泽东当时试图敲打党政官僚,就像他后来发动“文革”那样。不料,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专政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当时最激烈的批评,无论是“党天下”,还是“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不过就是基于新民主主义,批评中共跨越历史阶段,进而复辟专制专政。毛泽东领导中共倒打一耙,定义了“中国特色”的左派和右派。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大饥荒,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至今没有承担这一事件的历史责任。毛泽东短暂退却,然后大举反攻倒算,发动空前规模的“文革”,持续十年动乱。从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到毛泽东集团自己出手,在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学生及民众抗议,鲜明地呈现出完整的自身之否定。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挣扎数年,经此一博,终于油尽灯枯,才结束这场浩劫。中共做了自我批评,但没有承担其历史责任。

1980年代,东欧民主运动及苏联改革“新思维”影响中国,悼念胡耀邦的大学生模仿波兰团结工会而自发组织自治的“团结学生会”。不料,邓小平仿效毛泽东对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改革浪潮,悍然发动政变,调动野战军围城,以屠杀民众的沾满鲜血的坦克与刺刀,击败中共党内改革派。

显然,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多次犯下滔天大罪,其执政的合理性或合法性早已丧失殆尽。

中共为朝鲜拥核辩护,喜欢以利比亚卡扎菲弃核而政权被推翻为例证,但是,它力图回避的是,利比亚卡扎菲,以及乌克兰亚努科维奇之类,都是因为悍然对和平抗议的群众开枪,激起抗议民众武装起义,导致其政权颠覆。

反之,中共悍然大规模动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只遭遇短暂的严峻时期,却能够以接受市场经济而度过世界范围的大震荡,维持其一党专政。这表明,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市场经济有所发展却难以充分发展的环境里,中共将其专制与时俱进,有其成功的空间。

不过,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它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

其一,它的“中兴”严重依赖于市场经济,但是它终究不放心市场经济,对其抱着深刻的敌意。

中共在胡锦涛时代就着手推动“国进民退”,到习近平时代变本加厉,“消灭私有制”及“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作为实际的施政主旋律,时时奏响,全然不顾马克思学说已明确认定,市场经济之自由发展,方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从而造就未来社会变革之前提。习近平与毛泽东一样,只知道遵循所谓“理想”,只知道以政权的力量改造社会,根本不知道,社会自身发展变化,“孕育”出“新社会因素”之际,才能顺势推动社会变革。他们动辄阻碍市场经济自由发展,尽管手中权力使他们风光无限,却恰恰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中国的专制社会,素以其内藏“超稳定结构”之基因著称。能够摧毁这种基因的,唯有市场经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只要市场经济不能进入其长期自由发展的轨道,帝制就时时有可能复辟。人们今天讥笑市场经济的逻辑难以展开,那也没有办法,因为市场逻辑的展开,比之政治逻辑的展开,需要更漫长的时间。人们没有这许多耐心,一下子以为历史终结,一下子又断定专制趋势难以抗拒,这正是,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历史变化之中,难免困惑。

其二,它起劲地挥舞“马克思主义”旗帜,但是,一旦人们认真研究马克思学说,它却怕得要死。

马克思学说出现于资本主义之初期到中期的年代,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判断,须经资本主义的漫长发展来检验。这样一个大大的时间差,蕴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一种学说来说,可以说潜藏着其自身变异的伏笔。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他们的学说逐渐走向“终结”,而被他们否定的“不断革命”论,经托洛茨基、列宁,以及斯大林、毛泽东之手,作为他们学说的一个变种,在东方社会大行其道,自有其道理。

而马克思学说对现实社会的批判锋芒,没有什么时间差,时时可以闪现。特别是年轻人,一旦有勇气突破教条与宣传的束缚,认真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里探索,批判的精神就有可能复活。近四十年里,中共曾一再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他们自己的官式“马克思主义”,或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在理论上应战,反而暴露出“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那就没办法,只能动用警察,有辱斯文也顾不得了。

去年,纽约时报中文网一篇对中国互联网市场里一家名为字节跳动的中国公司的报导,问了一个据说“最有趣的问题”:“一个在推动自我表达民主化的公司,是如何从一个极度不民主的中国诞生的呢?”其实这倒不奇怪,因为尽管中国极度不民主,但这不妨碍,中国的普通民众在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过程中越来越普遍地向往民主,有自发的民主冲动。这样难以表达,他们会那样表达,想方设法也要表达。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从梁家河走出来的人,有雄心壮志,有宏图抱负,兼有“大学问”,看来有望在邓小平之后荣膺中国“总折腾师”桂冠。

如此这般地折腾,因为现实很清楚──

八九抗争者,人还在,心未死,忍辱负重,于无声处站立着。

“六四”死难者,英灵不远,不会瞑目。

千千万万的民众,被迫沉默,然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转自新世纪(2019-04-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9期,2019年4月12日—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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