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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巴拿马文件撞了中国的墙

2016年04月21日

巴拿马文件发布,多国政要或家族的离岸资产曝光,冰岛总理贡劳格松在本国民众强大的压力下辞职,英国首相卡梅伦因其父亲的离岸公司也被迫出来说明情况,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辞职压力。但在奉行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尽管卷入这桩丑闻的高层政要远多于他国,巴拿马文件却在中国撞了墙。

中国人卷入离岸公司有多深

巴拿马文件涉及多位中国顶级权贵家庭,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于4月6日专题发布了《巴拿马文件泄露中国顶级权贵离岸公司的线索》(Leaked Files Offer Many Clues To Offshore Dealings by Top Chinese),名单上列有九位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的亲属: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婿李圣泼;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淮;毛泽东的外孙女婿陈东升;前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胡耀邦的三儿子胡德华等。

丑闻涉及众多当事人,只有胡德华在消息公布几天之后,在接受香港《明报》等媒体采访时,承认其拥有离岸公司的事实并说明缘由,其余诸人均顽强地保持沉默,仿佛这件在国际社会传得沸沸扬扬的丑闻与自己无关。

巴拿马文件来源是巴拿巴的莫萨克·冯塞卡法律服务公司,该公司已经有40年历史,在全球开办事务所最多的地方是中国,上海、深圳、大连、青岛、宁波、济南和香港等8个城市均成为其延揽业务之地。通过该公司开设离岸公司的客户中,中国大陆人位居第一,位居第二者是香港人。香港自“九七回归”之后涌入大量中资公司,这些所谓香港人当中,应该有不少其实是大陆人。

2014年1月,ICIJ曾发布《中国离岸金融解密》,透露了大量中国高层亲属子弟及国企高管们的离岸金融账户。两相比较,发现两份高层亲属的名单高度重合。因为巴拿马文件的全部名单据说得等到5月初才可能完全公布,届时看看中国人还会获得什么“惊喜”。

巴拿马文件在中国撞了两道墙

尽管巴拿马文件在世界政坛上掀起波澜,在中国的遭遇与2014年相同,中国政府多年来投入巨大人力财力构筑的防火长城,关键时刻不负官方期望,巴拿马文件撞上了中国防火墙,只能在墙外逡巡,不得其缝而入。

巴拿马文件几乎占据了外媒的要闻版面,但在中国的门户网站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相关内容。用百度搜索,会显示“根据中国法律,相关内容不予显现”。4月5日,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了社评,在这篇《偷或编“巴拿马文件”者绝非等闲之辈》的文章中,指称“巴拿马文件”是西方情报机构的阴谋,“从长远看,它会成为西方意识形态联盟顺势而为,打击非西方世界政治精英和关键组织的一种新手段。”凤凰、新浪等多家媒体立刻转载了这篇社评。也许是官方认为这篇文章不该提到“巴拿马文件”,几小时后,这篇帮闲文章被删除。不仅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讨论被封锁,官媒《人民日报》更是用整个版面一连刊发了五篇文章,主题扣准一点,即“把握社会舆情,加强新闻管控”,防止西方媒体比如“美国之音”的阴谋。

在对待巴拿马文件的态度上,中国与俄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在屏蔽消息同时,指责泄密背后有“西方阴谋”。

除了撞上防火墙之外,巴拿马文件在中国还撞到了一堵利益保护的硬墙:即红色权贵家族的腐败不在中国政府肃贪反腐之列。2014年《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没能撞破这堵高墙,事隔两年,巴拿马报告在世界政坛引起波澜之时,仍然没能在这道利益保护硬墙上撞开一个洞。也许是为了转移视线,前军委副主席、上将郭伯雄的腐败案于这时宣布移送审查起诉,正好成为中国媒体的炒作噱头,让公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情绪宣泄口。

离岸公司:多数人的认知盲区

经过ICIJ的两度报告之后,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将离岸公司与洗钱犯罪划上等号,但这并非离岸公司的全部。

离岸公司在1958年由一位英国人创造,创设者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避税,后来慢慢变成国际社会非法组织洗钱的工具,名声不佳,但基本上没有国家将离岸公司当作非法经济实体,因为离岸公司对于国际投资界来说,无论是资本跨境转移还是从事各种私募、上市,实在有太多方便。即使是反洗钱犯罪法律最完备的美国,也没有将离岸公司划为非法经济实体。

中国是国际社会的迟来者,直到2006年9月,才由商务部、国资委、证监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颁发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承认离岸公司的合法性。这一被业内称为“10号文”的法规性文件,明文规定中国企业可以通过离岸公司设计安排合同/协议控制模式(VIE结构,即可变利益实体),进行海外私募及红筹上市。从此,众多国有企业,如中国银行、中国电力、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石油、中海油等,以及所有的国际风险投资与私募并购基金,还包括众多民营企业如裕兴、亚信、新浪、网易、搜狐、盛大、百度、碧桂园、SOHO、阿里巴巴、巨人集团等,几乎无一不是通过在离岸法域设立离岸控股公司的方式而实现其巨大的成功和跨越。过去20余年当中,内地赴港上市的家族企业资产规模最大的50家之中,共有44家注册于开曼群岛。主要目的就是进行海外红筹方式私募,进而在美国、香港或新加坡以及英国等地上市。

但是,当局承认离岸公司设立合法,是看重离岸公司这块硬币的一面,即方便本国企业在海外圈钱;这块硬币的另一面,即本国企业可以通过离岸公司大规模转移资产,当时显然不是考虑的重点。2014年ICIJ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里面所列,除了红色权贵家族之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大陆商人。2015年,李嘉诚重组旗下两家集团,并把重组后的企业注册地点从香港迁移至开曼群岛。无论是北京还是香港当局,都知道这是李家撤资的招数,却也无奈其何。

关于离岸公司,中国人在意什么

对待本国人士设立离岸公司的态度上,西方国家与中国并不相同。西方国家的着重点在于追查逃税问题,中国人的关注焦点在于那些政治高层的家属的财产来源是否合法,负责巴拿马文件中国部分的调查记者欧蕾珊在接受VOA采访时,也希望这份调查报告能够为中纪委反腐提供线索。

中国政府并不在意逃税,中国企业逃税非常普遍,最应该交税却成功偷漏税的超级富豪们其实大都是中共自家人。普通中国人也不在意国人是否逃税,因为中国政府是个掠夺型政权,完全不对纳税人负责,因此中国人多视逃税为天经地义之事,一些政治反对者甚至提出每个中国人有不纳税的义务。因此,中国权贵富人在外开设离岸公司的资料曝光,当局只在意遮蔽真相,普通人关注点在于权贵贪腐后的资产转移,资产高净值人士则庆幸自己向外转移资产而不在巴拿马文件榜单上。

如同《中国离岸金融解密》上详细列举的“财富寻宝图”未能成为中纪委的反腐线索一样,巴拿马文件也同样不会成为中纪委的反腐线索。中国政府只在意他们要抓捕的外逃贪官,即中国的政治失败者及其关联人士,比如令完成等。对于ICIJ发布的两份报告,中国当局更愿意看作是西方国家在“抹黑中国”。

种瓜得豆这类事情在中国屡屡发生。作为国际经济舞台的迟到者,中国当局允许离岸公司合法化,其目的本来是与国际接轨,希望为本国国企民企在海外圈钱提供便利。事到如今,离岸公司的圈钱功能退化,本国富人却利用其大量转移资产。如何让离岸公司这一功能无法发挥作用,才是中共政府要考虑的新问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0期  2016年4月1日—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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